摘要：顧城詩歌在國內的傳播與接受已經有四十余年的歷程。顧城詩歌在傳播的過程中，不同受眾群體對其詩歌的接受呈現出不同的接受效果。精英話語通過“朦朧詩論爭”、詩學理念的闡釋以及文學史的寫作，對顧城詩歌的接受逐步走向深入、明朗，更加全方位、深入地進行研究與考察。大眾話語以完全敞開的姿態，用多種媒介方式來獲取對顧城詩歌的接受，顯示出更加開放與包容的特點。官方話語對顧城詩歌從最初的認可與推介到后來的冷落境地，其接受態度的轉變顯示了自身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顧城詩歌的傳播與接受是在一定的歷史時代語境下展開的，時代語境的置換，造成了顧城詩歌接受的差異性。
關鍵詞：顧城詩歌;傳播;接受類型;話語;時代語境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683(2019)01-0015-07
《黃河文學》自創刊以來，堅持以“關注心靈秘密，提升人的品格”為辦刊底色，以都市性、現代性和文學性為辦刊風格，以品牌經營為辦刊理念，以培養本地作者為辦刊宗旨，面向全國開放辦刊。欄目設置一頻道、走馬黃河、小說天地、散文大觀、人物紀實、當代詩人、青年詩人、說文談藝、數據庫收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400期刊網1999年寧夏社科期刊第二次質量評估“優秀獎”、2001年寧夏第三次社科期刊質量評定“優秀期刊”、第三屆全區出版系統先進單位稱號。
《詩刊》《星星》等國內權威詩歌刊物也向顧城伸出橄欖枝，在刊物上發表其詩作。1980 年，顧城參加了《詩刊》組織的首屆“青春詩會”。首屆詩會的成功舉辦，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如果說‘青春詩會’‘成為《詩刊》向社會推薦有創新精神的青年詩人的一個窗口’，《詩刊》社此舉亦是以實際行動倡導探索，是其慧眼更是膽識促使‘朦朧詩’由地下轉而公開，并借國刊的發行量使之由北京走向全國”。[4]顧城開始在詩壇聲名鵲起，成為朦朧詩代表性詩人。《一代人》等詩作在當時的青年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膾炙人口，傳誦一時。1985 年，顧城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其影響力進一步提升，詩歌獲得更多關注。而此后，隨著“第三代詩人”崛起以及顧城赴歐洲講學與移居新西蘭，其詩歌的傳播熱度逐漸消減。1993 年 10 月，顧城殺妻后自縊于激流島，震驚了整個中國文壇。這一次的傳播，不僅在詩人、學界，更是在大眾讀者范圍內，也得到了迅猛傳播。人們最初更關注于“殺妻自縊”事件本身，從道德的角度對事件進行評判。顧城詩歌的文本內涵與意蘊也為學術界所深入探討。在“詩人之死”的影響下，顧城的傳記、詩集或詩選也陸續出版或再版，《英兒》《墓床——顧城、謝燁海外作品代表集》等得以出版問世。
20 世紀的詩歌傳播，主要依賴于靜態的紙媒傳播。顧城在早期成名之后不久，便有詩集、詩選出版。作為朦朧詩的代表詩人，以一個詩歌流派來出版詩集，顧城的詩毫無疑問會被經常性選入。影響力最大、最為重要的版本莫過于1985 年 11 月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朦朧詩選》，編選者為閆月君、高巖、梁云、顧芳。“初版只印了五千五百冊，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1986 年4 月第二次印刷激增到三萬冊。到了1996 年第三次印刷時已經達到二十四萬八千五百冊。除了《詩經》《楚辭》《唐詩三百首》等古典經典詩集，哪一本新詩集也沒有這種盛況，可以說《朦朧詩選》受歡迎和受模仿程度在新詩界是空前的。”[5]此版本共收入顧城詩歌33 首。從發行數字上可以明顯得知，本詩選傳播范圍之廣，此后的朦朧詩編選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本書的影響。而顧城出版的第一本詩集《黑眼睛》，1986 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為國家級專業的文學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傳播受眾和影響力都較為廣泛。“僅1986 年3 月、10 月兩次印刷就達17600 冊，這在當時對純文學詩歌作品集來說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數字。”[6]除此之外，顧城的個人詩選、詩集還有：《顧城新詩自選集：海藍》(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 年版)、《顧城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版)、《顧城—中國當代名詩人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版)、《顧城詩全集(上下卷)》(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年版)等等。
新世紀以降，顧城詩歌借助電影、電視、歌曲以及互聯網等媒介手段得以廣泛傳播，傳播方式更加多元化、立體化。顧城詩歌與流行歌曲的聯姻，以一種通俗流行的方式實現了有效的傳播。獨立民謠樂隊“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于2011 年12 月18 日在北展劇場舉辦的“山谷里，我的家”演唱會上，演出了年底發行的新專輯《C 大調的城》里的作品。[7]專輯名稱里的“城”不是城市，而是代表詩人顧城。收錄其中的作品都是改編自顧城的詩歌，這些作品包括《小村莊》《海的圖案》《和一個女孩結婚吧》《一個人在海邊》《靈魂有一個孤寂的住所》等16 首詩歌。此外，歌手萬曉利、馬頔，民謠組合墻宇飛碟等演繹的歌曲中也都出現過顧城的身影。而電影《顧城別戀》、談話類節目《鏗鏘三人行》、書信朗讀節目《見字如面》以及央視《新年新詩會》等，或是以顧城的生平愛情故事進行創作，或者圍繞顧城的人生軌跡進行評說，或是在電視舞臺上演繹顧城的詩作，讓大眾進一步了解顧城及其詩作。互聯網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傳播場域，因其具有信息儲存量大、更新速度快、使用成本低、在線互動交流等特點，早已打破了電影、電視等新媒介的局限性，拓寬了大眾獲取顧城詩歌的信息渠道，以更加多元化的手段和方式進行廣泛傳播。
二、顧城詩歌的接受類型
“話語雖由符號組成, 但話語所做的要比這些符號去指物來得更多。正是這個更多使得我們不能把話語歸結為語言和言語, 而我們正是要揭示和描述這個更多。”[8]福柯強調了“話語”的復雜性與多元綜合性，并不是從單純的語言學來看待，認為“話語”承載豐富的內涵，并且具有自身的實踐性，在立體的語境中展現人類與世界的關系。“整體意義上的話語是一個系統, 它由權力話語、精英( 知識分子)話語及大眾話語構成。”[9]詩歌在不同的接受語境下，話語接受方式也不同。為此，筆者
針對老一輩詩人的批評，顧城等青年詩人當時并進行激烈的爭辯，他寫就《請聽我們的聲音》一文闡釋了“朦朧詩”中所包含的真正內容—— “自我”。誠如有的支持者所言：“一種新的詩歌流派剛一出現，由于從形式到內容都與傳統的表現手法有很大不同，為一些讀者所不能馬上接受，這種現象在文學史上是常見的。因為對藝術作品的欣賞，需要讀者主觀心理的積極配合。”[11]174 在新舊轉換的具體歷史語境下，以顧城等為代表的朦朧詩人群體，在精英話語的反復論爭中，彰顯出自身強大的生命力，以一種新的美學原則橫亙在當代詩壇。這場論爭有助于確立顧城詩歌的經典地位。
2. 對顧城詩學理念的研究。對一個詩人的創作整體性的閱讀，“往往需要我們把本文同詩人的寫作抱負、藝術立場和詩歌精神等文本外的東西聯系起來才能獲得”。[13]顧城不僅留下了大量的詩歌作品，而且在創作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詩學觀，也多次在公開場合闡釋自己的詩學理念。顧城的詩學理念零散地分布在他的散文中。他的詩學理念整體上表現出其“自我倫理性”的文化探索，謀求主體與文化、自然本體間的重新連結。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自然觀、生命觀的人，顧城想要與自然融為一體，他曾說：“我對自然有一種信仰，我對我的自性也有一種信仰”[14]107，追求一種“與自然合一的狀態”。[14]110 這種自然觀前期主要表現為用兒童的視角看待自然世界，展現童真的美好。精英學者對顧城詩中透露出濃濃的童話趣味研究得較為透徹。如張捷鴻認為，顧城的詩歌透著深深的“童話”印記，“這種童話的印記不僅因把顧城和其他詩人明顯地區別開來而顯示出獨特性，更因顧城在中國現代詩史上的地位而顯示出惟一性”，生命意識、自我意識、靈性意識是他童話世界的三根主要支柱，“在追求的過程中, 他的態度也太絕對太偏執, 在不斷完善自己童話王國的同時, 他也不可避免地被自己親手構筑的虛幻圖景所迷惑”。
80 年代以前，大眾讀者主要通過報刊、書籍等紙媒來獲取對顧城詩作的閱讀，并且還會采用書信的方式與顧城就其詩歌的理解進行交流，如對發表在《詩刊》上的《小詩六首》的理解，“來信大部分認為這樣的詩是能接受的，但也有一些表示了疑惑和不解。有些同志，很仔細地談了對這幾首詩的看法，和讀詩后引起的聯想，要求印證”。[14]246顧城也就自己的“理性注釋”進行了回復。這種“作者”與“讀者”的互動，無疑有助于大眾對顧城詩歌內涵的理解與把握。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的轉型，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文化的市場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時代已然到來。“在以狀態多元為特征和以功利追求為原則的商品社會，知識分子通過過去的方式與社會的聯系被割斷，大眾話語開始拒斥精英話語的統制，并利用文學進入市場成為商品的機會，成功地將‘純文學’中蘊含的精英話語放逐到社會大眾的視野之外。”[16]123 在消費時代，大眾話語空間因信息的傳播方式而進一步拓展。大眾獲取信息的途徑日益多元化，不僅有紙媒等傳統媒介，更有影視、網絡等新興媒介。不同于在傳統媒介中占主導地位的官方話語與對文學經典建構擁有絕對話語權的精英話語，大眾話語在消費時代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他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對文學經典的建構與接受。
80 年代以前，大眾讀者主要通過報刊、書籍等紙媒來獲取對顧城詩作的閱讀，并且還會采用書信的方式與顧城就其詩歌的理解進行交流，如對發表在《詩刊》上的《小詩六首》的理解，“來信大部分認為這樣的詩是能接受的，但也有一些表示了
疑惑和不解。有些同志，很仔細地談了對這幾首詩的看法，和讀詩后引起的聯想，要求印證”。[14]246顧城也就自己的“理性注釋”進行了回復。這種“作者”與“讀者”的互動，無疑有助于大眾對顧城詩歌內涵的理解與把握。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的轉型，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文化的市場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時代已然到來。“在以狀態多元為特征和以功利追求為原則的商品社會，知識分子通過過去的方式與社會的聯系被割斷，大眾話語開始拒斥精英話語的統制，并利用文學進入市場成為商品的機會，成功地將‘純文學’中蘊含的精英話語放逐到社會大眾的視野之外。”[16]123 在消費時代，大眾話語空間因信息的傳播方式而進一步拓展。大眾獲取信息的途徑日益多元化，不僅有紙媒等傳統媒介，更有影視、網絡等新興媒介。不同于在傳統媒介中占主導地位的官方話語與對文學經典建構擁有絕對話語權的精英話語，大眾話語在消費時代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他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對文學經典的建構與接受。
結語
顧城在精英話語、大眾話語與官方話語的傳播與接受下，逐漸確立了作為當代詩人的經典化地位。然而，讀者在關注顧城自殺事件之外，與詩歌的文本的對話能力還顯較弱。精英話語采用嚴謹的態度力求深入探究顧城及其詩歌的豐富內涵，展現一個立體的真實的顧城;官方話語則受限于意識形態的影響，難以突破基于“教育”“正面形象”等方面的拘囿，進行廣泛傳播與接受;而大眾話語雖然經過精英話語與官方話語的過濾，但對顧城詩歌的接受因富有更開放自由的空間而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顧城的詩歌也正是在精英、大眾、官方等不同話語場域，經過傳播——變形——接受——再傳播——再變形——再接受這樣循環往復的過程，屹立于當代詩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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