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徐志摩對當代文學創作有何影

　　論文摘要：徐志摩對羅索的《論教育》一書極為推崇，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作為一個詩人、文人，徐志摩如此尊奉哲學家羅素，這表明他對社會政治十分關注，徐志摩的大量散文中尤其表現出他是一個杰出的社會政治批評家。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20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分析哲學創始人之一，也是蜚聲國際的政論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的文字清新流暢，受到各階層廣泛歡迎。

　　徐志摩(1897-1931)，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和散文家，碩果累累的文學翻譯家。他是新月派代表詩人，新月詩社成員。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期間，徐志摩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

　　羅素是20世紀為世矚目的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主張運用分析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開展哲學研究，形成了邏輯分析哲學派別，為當代哲學開一代新風，并對各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他積極致力于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傳活動，向那些鼓動戰爭的輿論作勇敢的斗爭，表現出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和關切。他這—正義行為，遭到英國政府的仇視，但也受到一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同情。

　　作為極為敏感而又喜歡尋求新知識的徐志摩，很快注意到了羅素及其著作。早在美國留學期間，徐志摩就極為關注羅素，閱讀了羅素1920年前已出版的哲學和社會問題的著作，如《戰爭時期的正義》、《社會重建的原則》《政治的理想》、《自由之路》和《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知識》等，深深地被羅素的淵博學識和見解所吸引，而羅素那種敢于不顧政府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堅持自己的主張的精神，更是博得了他的由衷崇敬。此后，徐志摩一改出國留學的初衷，一心想要“從羅素”，并毅然離美赴英去劍橋尋師。徐志摩和劍橋的淵源也起源于他決定放棄在美國的求學，決定到英國去師從羅素。

　　可是，徐志摩這次遠渡大洋，趕赴英國，偏偏因羅素周游世界而未能如愿。后來羅素回到英國，二人開始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徐志摩從英國回到中國之后，不遺余力地譯介羅素的作品。從神交到現實的來往，徐志摩在不知不覺中即受到羅素的極大影響。

　　徐志摩受到羅素影響之深，之廣，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坦率地說，雖然羅素沒有直接造就徐志摩成為詩人、文人，但他對徐志摩的影響卻是十分全面、巨大而且明顯的，從政治思想到文體風格都留下了明顯的痕跡。

　　初出國門的徐志摩，其文風還是梁啟超式的，行文用字還頗顯中國古典特色。筆鋒犀利充滿火力，可以說慷慨激昂，淋漓盡致。可是，在英美留學以后，特別是從英國回來以后，他的文風突變，情趣幽默，平白自然，這不能不說是受了西學的影響，尤且是對羅素文體的借鑒。只可惜，徐志摩英年早逝，未能追及羅素著作中所發現的驚人智力，以及文字的明快利落。

　　徐志摩為“從羅素”而到英國，他贊佩、崇拜羅素，接受了羅素尊崇人道和平，提倡創造，反對壓抑天性的思想;在個人氣質上、婚姻態度上，他都與羅素不無關系。

　　徐志摩在世時非常熱衷于評介羅素的著述，他不僅翻譯了羅素的《教育里的自由——反抗機械主義》，介紹了羅素寫的書《論教育，特別是幼兒教育》，還寫過好幾篇關于羅素的文章，如《羅素游俄記書后》、《羅素又來說話了》、《羅素與中國——讀羅素著〈中國問題〉》等。

　　徐志摩在1922年從英國返回中國，途經巴黎時，雖未能與羅素見面告別，但接到羅素送他的—本新書《中國問題》，徐志摩答應回國后就此寫一篇書評。因此，1922年11月7日，他寫了《羅素與中國——談羅素著<中國問題>》一文，發表在同年12月3日的《晨報副刊》上。

　　在這篇文章里，徐志摩贊揚了羅素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寫道：“羅素去年回到倫敦以后，他的口液幾乎為頌美中國消盡，他的門限也幾乎為中國學生踏穿。他對我們真摯的情感，深刻的了解，徹底的同情，都可以很容易從他一提到中國奮烈的目睛和欣快的表情中看出。……他說中國雖遭天災人患，其實人民生活之快樂直非歐洲人所能想。他說中國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解放最徹底，前途最無限的青年;他確信中國文藝復興不久就有大成功。……”這些說法，真切地道出了羅素對中國的熱愛和同情，表明他是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

　　同時，徐志摩還從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肯定了《中國問題》一書。他認為，“羅素這本書，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經程中，確實地新立了一塊界石。他是真了解愛惜中國文化的一個人，說的話都是同情化的正確見解……”。徐志摩指出，羅素希望并相信中國“自會得在百十年間吸收外來他們所需要的原素，或成一個兼具東西文明美質的一個好東西”。這表明羅素當時是熱望中國人民既要吸收歐洲先進的科學文明，又要繼承中國的優良文化傳統，并實現兩者的完美結合的。僅此一點，就可見羅素不愧為杰出的智者。而徐志摩能注意并著重指出這—點，也說明他是頗有同感的。

　　此外，徐志摩還為羅索作了辯白，在這篇文章中寫道：“他所厭惡的，卻并非歐化的全體——那便成了意氣作用——而是工業文明資本制度所產生的惡現象;他的崇拜中國，也并非因為中國剛巧是歐化的反面，而的確是由貫刺的理智和真摯的情感，交互而產生的一種真純信仰，對于種種文明文化背后的生命自身更真確的覺悟與認識。”最后，徐志摩指出了羅素的某些思想局限。他認為，羅素并不十分明了中國文化及生活何以會形成現在這個樣子，不了解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主要是受孔子思想影響，而不是老莊哲學。

　　1923年底，徐志摩又寫了《羅素又來說話了》一文。這是他讀了羅素的《余閑與機械主義》有感而寫的。羅素在他的文章中，從中國生活有充分的余閑中，認為西方生活過于緊張，而這是由于工業主義和競爭造成的。即看到了西方工業文明對人類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徐志摩對于羅素的看法，頗有同感。他把羅索的有關思想作了一番闡發后，得出結論說：“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羅素和徐志摩的看法，未能觸及社會制度這—根本問題，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可是，他們能夠看到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和激烈竟爭造成許多消極現象的發生，并主張抑制過度的競爭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仍然是頗為有益的見解。

　　1926年，羅素《論教育，特別是幼兒教育》一書出版，徐志摩表示認同并大加贊揚，發表文章介紹和宣傳羅素書中關于兒童教育的思想。徐志摩的這種言論，受到中國有些教育家的反對。在北京有人對羅素的兒童教育法提出批評，徐志摩秉筆直書為自己和羅素辯護，發出并撰寫了極為激烈的言論，因此引起了不小的風波。

　　徐志摩對羅索的《論教育》一書極為推崇，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作為一個詩人、文人，徐志摩如此尊奉哲學家羅素，這表明他對社會政治十分關注，徐志摩的大量散文中尤其表現出他是一個杰出的社會政治批評家。

　　當然，徐志摩也不是盲目地順從羅素，他既肯定羅索在中西文化交融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贊揚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愛惜;同時也指出羅素雖周游中國，卻對中國的現實了解甚微。他雖感覺到人類的命運、生活的消息、人道的范圍，但對于中國繁文縟節的孔孟、樂于自然氣概宏大的老莊還是感情不深。盡管如此，羅索仍然令他傾倒，留在他心靈深處的印記是深刻的，在他心目中：“羅素是現代最瑩澈的一塊理智結晶，而離了他的名學數理，又是一團火熱的情感，再加之抗世無謂道德的勇敢，實在是一個可作榜樣的偉大人格，古今所罕有的。”

　　徐志摩這樣熱衷評介羅素的著述，可以說不僅盡了朋友的情誼，而且更是做了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

　　羅素對徐志摩的影響巨大，如果不是為“從羅素”，徐志摩很可能繼續留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雖然羅素沒有直接造就徐志摩成為詩人、文人，但如果沒有受到羅素的影響，徐志摩就不可能成為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徐志摩，不會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這一瑰麗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