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摘 要：自 1979 年第一部刑法典實施以來，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正由“厲而不嚴” 向“嚴而不厲”轉變。然而，我國貪賄犯罪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執行政策發展并不同步，現行的刑事立法政策較“厲”，刑事司法和刑事執行政策較為“不嚴”。未來，我國貪賄犯罪在立法上需要逐步廢除死刑，在司法上需要增加刑罰確定性、規范量刑標準，在執法上需逐步嚴密刑事法網，以最終實現“嚴而不厲”的貪賄犯罪刑事政策目標。

　　尚甜甜， 犯罪與改造研究 發表時間：2021-09-30

　　關鍵詞：貪賄 犯罪 刑事政策 分析

　　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我國在治理腐敗犯罪活動中，對主動投案的犯罪人依法從寬處理，對嚴重腐敗分子從嚴懲治，適用終身監禁，①由此體現出“寬嚴相濟” 刑事政策對我國貪賄犯罪刑事司法活動的指導作用。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典制定以來，我國經歷了從“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到“嚴打”，再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演變，不斷指導著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的發展。刑法學家儲槐植在對世界各國罪刑配置深入比較的基礎上，曾經提出了“嚴而不厲”“厲而不嚴”等刑法結構類型。“嚴”主要指刑事法網的嚴密性，而“厲”主要指刑罰的苛厲程度。②借用該經典表述，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正在由“厲而不嚴”轉向“嚴而不厲”。

　　一、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概述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對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在理論層面可以將刑事政策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德國刑法學家費爾巴哈認為刑事政策是國家據以與犯罪作斗爭的懲罰措施的總和，③該概念限制在狹義刑事政策范圍內。而德國刑法學家馮·李斯特以“最好的社會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論斷，奠定了廣義刑事政策觀的基礎。王牧認為狹義的刑事政策主要涉及刑事立法、司法和執行機關的刑事懲罰措施，廣義的刑事政策包含刑事懲罰政策和社會預防政策。①本文討論的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概念主要限定在狹義的刑事政策范圍內，即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執行政策三方面。②

　　(二)我國貪賄犯罪的現狀

　　持續保持懲治貪賄犯罪的高壓態勢，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全國共審結貪賄、瀆職等案件 2.5 萬件。③貪污賄賂犯罪作為一種特殊的職務犯罪類型，反映了政府和企業等主體的腐敗程度，是各個國家社會治理中關注的重點。目前，我國現行刑法中的貪污賄賂犯罪主要包含刑法分則第 8 章“貪污賄賂罪”的 11 個罪名，以及刑法分則第 3 章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等。2002 年至 2017 年貪污賄賂案件總量變化并不明顯，15 年間貪污類犯罪案件在高壓打擊下呈下降趨勢，而賄賂類犯罪案件則呈上升趨勢，可見治理貪賄犯罪的任務仍然艱巨。

　　二、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的發展歷程

　　自 1997 年我國制定第一部刑法典以來，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正在由 “厲而不嚴” 向“嚴而不厲”轉變。但是，該轉變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執法政策中并非同步進行。

　　(一)我國貪賄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的變化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導刑事立法活動的方針。④目前，我國貪賄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正從“不嚴”向“嚴”的方向發展。首先，刑事法律體系不斷完善。1979 年貪賄犯罪被納入第一部刑法典;2005 年我國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2006 年起，連續四次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對貪賄犯罪刑事立法進行了調整;201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進一步推動了腐敗治理的法治化。⑤其次，刑罰規制范圍不斷擴大。自 1979 年以來，我國刑事法律不斷增加貪賄犯罪的罪名數量并完善犯罪構成要件。例如，1988 年設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一“堵截性”條款;1995 年新增商業受賄罪和挪用資金罪。⑥

　　“厲”反映了刑罰的輕重。由于貪賄犯罪具有主體的特殊性以及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我國貪賄犯罪的刑罰始終較重。以貪污罪和受賄罪為例，其最高刑始終為死刑。1982 年《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規定“將受賄罪比照貪賄罪處罰”，大幅增加了受賄犯罪的刑罰嚴厲性。我國貪污、受賄犯罪的起刑標準在不斷提高，但這是建構在充分論證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和案件實際情況的基礎之上，⑦我國貪賄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 “厲”的變化并不明顯。

　　(二)我國貪賄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變化

　　刑事司法活動主要包括刑事偵查、刑事起訴以及刑事審判活動。刑事司法政策就是指導三個階段刑事司法活動的原則、方針和策略。①在刑罰人道主義和刑罰輕緩化理念的影響下，我國貪賄犯罪刑事司法政策實現了“厲”的弱化。首先，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下，我國司法實踐對貪賄犯罪的死刑適用率大幅下降。《刑法修正案 ( 九 )》(下文簡稱《刑九》)通過以來，除了 2018 年的“張中生案”以外，沒有腐敗官員僅因貪污賄賂犯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次，我國針對普通貪賄犯罪處罰力度下降。2003 年至 2005 年我國職務犯罪年均緩刑率達 51.5%，而 2005 年至 2009 年增加到 69.7%。② 《刑九》通過后，受賄罪中“數額較大”和“較重情節”的量刑刑期分別下降 244.8% 和 225.1%。③

　　(三)我國貪賄犯罪刑事執行政策的變化

　　刑事執行政策指引著刑事執行活動的方向。隨著我國貪賄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的轉變，我國貪賄犯罪的刑事執行政策逐漸從“不嚴”轉向“嚴”，在執行階段不斷織密刑事“法網”。

　　首先，逐步規范減刑、假釋和保外就醫。貪賄犯罪人的減刑、假釋和保外就醫問題(下文簡稱“減假保”)一度成為民眾爭議的對象，“花錢出獄”的案例不斷曝光。對此，中央政法委于 2014 年下發了《關于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 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從嚴把握職務犯罪的減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的實體條件和程序規范，并強化了責任追究機制的建立。2017 年 1 月施行的《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對職務犯罪罪犯減刑、假釋的條件及減刑幅度從嚴控制。 2019 年 6 月施行的《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補充規定》對貪賄犯罪者減刑和假釋的條件、減刑的時間間隔與幅度從嚴控制。此外，法院、監獄、社區矯正機構等部門逐步建立信息管理平臺，加強跨部門數據共享與信息交互，為檢察機關提供了信息化監督的手段，提升了監督工作的質量和效果。

　　其次，逐步建立刑事司法協助機制。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是指為履行刑事司法職能，各國司法機關相互提供便利、幫助與合作的行為。④貪賄犯罪的刑事司法協助主要體現在偵查和追逃追贓階段。2003 年我國批準《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5 年批準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現已同 150 余個國家或地區開展刑事司法合作，其中包含刑事司法協助內容。⑤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國已簽署 44 項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1 項沒收和返還資產的協定 ,19 項民事與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① 2018 年我國施行《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為反腐敗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提供法律依據。

　　在刑事司法協助機制逐步建立的背景下，我國著重強調境外追逃追贓工作。2016 年《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18 條規定了徹底追繳、退賠贓款贓物制度。2018 年《監察法》第 6 章規定國家監察委員會組織協調境外追逃追贓工作。2019 年印發《紀檢監察機關辦理反腐敗追逃追贓等涉外案件規定(試行)》，明確了紀檢監察機關追逃追贓的工作范圍、職責、任務等。在確立特別沒收程序和缺席審判程序的基礎上，我國正在逐步克服境外追逃追贓難的困境。2018 年至 2020 年，我國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辦理職務犯罪案件 30 件，依法沒收 5.56 億元。②自 2015 年以來部署開展“天網”行動，加大反腐敗國際追贓追逃力度。2015 年至 2018 年，我國從境外追逃 4500 余人，追回贓款 100 多億元。③“天網 2019”行動追回外逃人員 2041 人，贓款 54.2 億元;④“天網 2020”行動追回外逃人員 1421 人，贓款 29.5 億元。⑤

　　三、我國貪賄犯罪現行刑事政策分析

　　由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執行政策的轉變程度不一致，我國貪賄犯罪現行刑事政策仍處于相對“厲而不嚴”的現狀，即貪賄犯罪刑事立法政策較“厲”，刑事司法政策較“不嚴”，刑事執行政策的“法網嚴密性”有待進一步提高。

　　(一)刑事立法政策分析

　　從刑事立法政策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國貪賄犯罪的刑罰輕重的變化并不明顯，始終處于較“厲”狀態。首先，我國貪污、受賄罪始終保留死刑。很多國家針對此類犯罪的最高刑為有期徒刑。例如，美國《模范刑法典》規定賄賂罪的最高刑為 15 年，⑥德國受賄罪最高刑為 10 年。2015 年，《刑九》對嚴重的貪污和賄賂犯罪增設死緩期滿后終身監禁的規定，但 2018 年“張中生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一審判決死刑，說明司法實踐中并沒有停止死刑的適用。其次，我國貪賄犯罪多適用自由刑和生命刑。我國貪賄犯罪較為注重適用自由刑，缺乏財產刑和資格刑的合理配置，導致刑罰較為嚴厲。

　　(二)刑事司法政策分析

　　目前我國關于貪賄犯罪的司法解釋進入了一個頻繁制定的時間段，針對新型貪賄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及時給出指導意見，為司法人員提供了更明確合理的法律依據，但仍存在某些“不嚴”的問題。

　　首先，刑罰確定性低。由于貪賄犯罪通常秘密進行，隱蔽性較強，具有發現難、取證難、定罪難的問題。尤其是賄賂犯罪雙方存在利益交換，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通常不會主動告發，因此存在較大的犯罪黑數。有學者指出我國公務員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僅有 10% 到 20%，①使得多數貪賄犯罪人產生僥幸心理。此外，由于貪賄犯罪證據固定難，犯罪被發現后懲罰概率較低。2016 年全國檢察機關貪賄犯罪的立案數占收案數比例為 54%。②

　　其次，存在量刑不均衡現象。我國貪污和受賄犯罪適用同一量刑標準，且各檔法定刑幅度過大，可能造成司法實踐中自由裁量權濫用，出現“同案不同判”或“不同案同判” 的現象 , 不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例如：在“薛峰受賄罪案”③中，其受賄金額為 4320 元，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罰金 130 萬元;在“王紅珍受賄罪案”④中，其受賄金額為 1100 萬元，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罰金 150 萬元。兩起案例法定量刑情節基本一致，涉案數值相差近 4 倍，但判處刑罰輕重極為相近，這種現象在“數額特別巨大或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法定刑幅度內表現尤為明顯。

　　最后，量刑情節適用不當。在司法實踐中，我國從寬處罰情節的適用率要遠大于從重處罰情節。有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貪賄犯罪案件的退贓率達 85%，自首率和坦白率達 40%，而從重處罰案件僅占 9%。⑤此外，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并沒有規定對索賄行為從重處罰的量刑標準，導致部分存在索賄情節的嚴重犯罪僅適用從寬處罰情節，而沒有從重處罰的依據。

　　(三)刑事執行政策分析

　　我國貪賄犯罪刑事執行政策正在由“不嚴”趨向于“嚴”。例如，嚴格把控貪賄犯罪“減假保”適用條件，建立并逐漸完善貪賄犯罪“追贓追逃”工作機制等。但是，在實踐中仍然存在某些問題，影響了刑事執行“法網”的嚴密性。

　　1. 貪賄犯罪“減假保”仍存在漏洞。2008 年至 2013 年，全國檢察機關監督糾正“減假保”案件共涉及 68776 人。⑥ 2014 年我國政法委下發的《意見》，一定程度推動“減假保”趨向規范化。但是，我國針對貪賄犯罪人“減假保”的適用和執行階段仍存在一些漏洞。第一，由于罪犯再犯罪風險指標復雜、影響因素眾多，假釋、保外就醫前危險性評估的科學性有待提高，法院在裁定假釋前對評估結果的取信度、采用率也相對較低。①第二，保外就醫的醫學鑒定程序規范和標準尚不完善，增加了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部分貪賄犯罪人可能會利用該漏洞破壞司法公正性。②第三，針對假釋、保外就醫罪犯釋放與社區矯正之間的銜接階段，檢察機關缺乏有效監督，可能產生脫管、漏管的風險。③第四，我國近年來假釋率持續處于較低水平，對于貪賄犯罪人適用“減假保”較為嚴苛的規定，不利于對監禁犯罪人進行正向激勵，可能影響罪犯矯正的實踐效果。

　　2. 刑事司法協助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各國之間存在的法律背景差異、人權內涵理解差異、程序銜接復雜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事司法協助機制的建立和發展。第一，雙邊、多邊條約簽訂和履行有待進一步推動。我國目前同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未締結雙邊引渡條約，使得針對貪賄犯罪人的追逃工作陷入困境。第二，國內法律與國際條約銜接不暢。我國針對貪賄犯罪保留死刑，而“死刑犯不引渡”原則一定程度限制了我國境外追逃和引渡。我國《引渡法》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之間的協調性和一致性也有待進一步加強。④第三，相關部門的權責劃分、協調溝通機制尚不完善。由于法律程序規定尚不完善，我國各部門在特定領域權責不明，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將會降低刑事司法協助效率。我國尚未明確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監督和復核機關，不利于建立責任追究制度。⑤第四，境外追贓刑事司法協助機制不完善。多數犯罪人將贓款贓物轉移至國外或通過洗錢、揮霍等方式逃脫司法機關的監管和追繳，而我國現有的刑事司法協助機制中，關于國際合作追贓的費用分擔和資產分享規定較少，不利于貪賄犯罪贓款贓物追繳工作的開展。⑥

　　四、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發展路徑

　　“嚴而不厲”刑法結構是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正在由“厲而不嚴”向“嚴而不厲”轉變，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執行政策趨向更“嚴”，刑事司法政策趨向“不厲”。未來貪賄犯罪刑事政策的發展，應當充分發揮三者的互相推動作用，逐漸減少刑事立法政策之“厲”，并增加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執行政策之“嚴”，以實現貪賄犯罪刑事政策“嚴而不厲”的最終目標。

　　(一)減少刑事立法政策之“厲”

　　目前，我國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已逐漸降低貪賄犯罪的處罰力度，為刑事立法的輕緩化奠定實踐基礎。在貪賄犯罪死刑適用率大幅減少的背景下，貪賄犯罪死刑存廢問題成為刑罰輕緩化進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從刑罰均衡性方面考慮，死刑只適用于嚴重的暴力犯罪案件，顯然貪賄犯罪并不具有這一性質，對其適用死刑有違刑罰人道主義精神和刑罰輕緩化理念，廢除死刑已成為國際刑事法律發展的趨勢。

　　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國貪賄犯罪應繼續限制死刑的適用，進而在逐步改善貪賄犯罪刑罰結構的條件下廢除死刑。首先，應繼續限制死刑的適用，發揮其邊際威懾力。犯罪經濟學假設犯罪人是理性人，死刑的威懾力符合邊際效應遞減的規律，即當被判處死刑犯罪人的數量不斷增加，邊際威懾力將會不斷遞減，不能發揮正常的威懾作用。因此，要逐步限制并減少貪賄犯罪死刑的適用，才能保持邊際威懾力最大化。其次，要細化法定刑幅度，逐步廢除死刑。①《刑九》增加了貪污、受賄罪終身監禁的規定，可將終身監禁看作是死刑的替代性措施，為死刑的廢除提供了前提性條件。然而仍需注意，我國貪污、受賄犯罪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過大，本身就缺乏邊際威懾力。若貿然廢除死刑，會使得生刑范圍內更加缺乏彈性。因此，應當在刑事立法上逐步細化貪賄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增加每個法定刑檔次的邊際威懾力，為最終廢除死刑奠定基礎。

　　(二)增加刑事司法政策之“嚴”

　　1. 增加刑罰確定性。依據貝克爾的成本收益模型，犯罪人的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便會實施犯罪。其中，預期懲罰成本取決于被抓獲及判刑的可能性以及懲罰力度，增加貪賄犯罪刑罰確定性有助于提高犯罪成本。首先，需要進一步完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加強對公務員電子貨幣流通的監管，并在節假日、任免干部等重要的時間節點加強防控，提高貪賄犯罪的發現率;其次，需加強建立網上申報、審批平臺，促進企業和官員交流互動透明化，避免私人信息的流通;最后，需強化廉政教育，逐步轉變民眾“人情社會” 的思想，增加社會對貪腐犯罪的憎惡程度，鼓勵民眾加強匿名舉報并提高媒體的曝光率，增加犯罪風險。

　　2. 規范量刑標準。目前，我國貪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量刑情節適用不當、量刑不均衡等問題，需要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進一步規范量刑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有效指導。美國《聯邦量刑指南》將貪賄犯罪的量刑基準和量刑階梯等設置了相對統一的數額標準架構。行賄罪或受賄罪的量刑基準為第 9 檔犯罪水平，若行為人為公職人員則量刑基準為第 11 檔犯罪水平，每檔犯罪水平對照相應的監禁時長。②我國可在立法上進一步細化法定刑幅度，增加法定刑的檔次，并通過司法解釋等形式明確量刑情節的適用標準，規范貪賄犯罪財產刑的適用條件。

　　(三)增加刑事執行政策之“嚴”

　　1. 完善“減假保”的監督制度。首先，應加強“減假保”適用前的考核評估制度的科學性和透明性，檢察機關可依托政法一體化信息管理平臺或其他信息交互渠道對危險性評估、保外就醫的醫學鑒定等環節加強監督。其次，應完善公安、檢察院、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的銜接配合機制，加強對社區矯正決定和接收程序的監督，避免貪賄犯罪人在出獄后故意逃脫監管或者處于實質未被監管狀態。再次，針對我國貪賄犯罪人“減假保” 執行階段的問題，應當進一步細化“減假保”案件的執行程序規定，強化檢察機關對該類案件執行階段的監督職能，并建立后續的責任追究機制。最后，加強罪犯對“減假保” 程序的參與和監督。①應增強減刑、假釋前的考核計分標準及結果的透明性和公開性，為罪犯提供申訴、監督的渠道，完善相應的救濟措施。

　　2. 建立反腐敗追逃追贓長效機制。在國際合作方面，需要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引渡機制的框架下，進一步加強西方發達國家在反腐敗追贓追逃工作中的合作。第一，積極締結雙邊和多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持續推進雙邊協商基礎上引渡合作機制。②第二，同締約國司法機關搭建信息共享平臺，完善程序銜接和證據材料的移送等機制。第三，積極運用境外追訴手段。2018 年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案犯罪人許超凡在美國接受異地追訴、異地服刑后被遣送回國，并追回贓款 20 多億元，是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實踐的一個范例。③

　　在國內建設方面，第一，完善并落實《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引渡法》等，加強國內法律與國際條約的協調與銜接。第二，明確國家監察委、最高法、最高檢等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主管機關的職責劃分問題，建立統一的協調配合機制，完善監督與責任追究制度。第三，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的基礎上，建立地方的境外追逃追贓工作隊伍，并引入精通法律、經濟、外語等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調動省級以下司法機關的積極性。第四，加強大數據分析研判與風險評估。針對貪賄犯罪人建立專門電子檔案，利用大數據、深度學習等技術加強分析研判，明確犯罪人的行動軌跡與資金流向，建立風險評估與防逃預警機制。第五，重視預防工作。加強打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和洗錢等犯罪活動，完善財產申報制度和國家工作人員護照管理制度，節省司法資源用于國際追贓追逃工作。④

　　“嚴而不厲”是刑事一體化思想的精髓所在，充分體現了社會進步和文明水平的提升。我國貪賄犯罪刑事政策正在從“厲而不嚴”向“嚴而不厲”轉變，但該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刑事立法理念、民眾認識水平等綜合因素影響，尚存在刑罰過重、刑事“法網”不嚴等問題。在貪賄犯罪刑事政策發展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刑事立法、司法和執行政策發展不同步的現狀，發揮其互相推動的優勢，逐步實現貪賄犯罪刑事政策“嚴而不厲”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