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刊物刊發淺析人質危機管理

　　摘要人質危機管理作為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需要健全完善的預防、處置和修復機制，而且需要更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關注。人質危機管理應遵循生命至上、和平解決、最小傷害和人道主義的倫理原則，并運用于危機管理的初始階段、談判階段、武力攻擊階段和善后階段，同時應當注重人質危機的社會根源治理。

　　關鍵詞人質危機管理倫理原則運用　樹人論文刊發

　　進入21世紀，國際恐怖勢力制造了一些重大人質危機，如2002年10月23日莫斯科人質事件、2004年9月1日別斯蘭市第一中學人質事件、2001年9月11日“9·11恐怖襲擊事件”、2010年8月23日馬尼拉劫持事件等，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后果嚴重，影響深遠。在國際反恐、反劫持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國內的恐怖活動和劫持人質事件也呈增多趨勢，而由于完善的人質危機管理機制尚未形成，人質危機處置失敗或者人質、劫犯甚至警方人員傷亡情況也時有發生。因此，加強公共危機管理特別是人質危機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是當前公安機關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目前，人質危機管理研究大多從解救人質的戰術、策略等實戰角度出發的。本文從倫理學的視角，對人質危機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引起各界對人質危機管理的人文關注。

　　一、人質危機管理概述

　　(一)人質與人質危機管理

　　人質問題源遠流長，在西方藍色文明時代曾被運用于商業活動中。所以，“人質(Hostage)”一詞即具有一定的商業和信用含義，也包含一定的異化人性的野蠻。但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質不再作為等價交換、談判的籌碼，劫持人質已為各國法律所嚴禁，被認為是一種犯罪行為而必須予以起訴。《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第一條(1)明確規定：“任何人如劫持人質或扣押并以殺死、傷害或繼續扣押另一個人(下稱‘人質’)為威脅，以強迫第三方，即某個國家、某個國際政府間組織、某個自然人或某一群人，作或不做某種行為，作為釋放人質的明示或暗示條件，即為本公約范圍內的劫持人質罪行。”在我國，綁架人質行為已經入刑并科以重罰。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以綁架罪論處，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人質危機直接危及人質的生命健康權，嚴重影響社會秩序，造成社會恐慌和公眾心理壓力，挫傷或降低公民的安全感，甚至引發對政府的信任危機，社會危害性極強。因此，各國都在采取各種措施和途徑來預防、化解人質危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教訓，并把人質危機作為公共安全事件納入到公共危機管理之中。借鑒公共危機管理的概念，可以把人質危機管理定義為：為避免或減少人質危機所造成的損害而采取的危機預防、事件識別、緊急反應、應急決策、處理以及應對評估等管理行為，目的是為了提高對人質危機的預防能力、危機發生后的救治能力以及事后的恢復能力。人質危機管理包括對事前、事中、事后所有事務的管理，有效的人質危機管理不僅強調對事中人質危機反應的管理，而且高度重視事前尋找危機根源、本質以降低危機風險的管理，以及事后緩沖危機危害后果的管理。

　　(二)人質危機的種類

　　人質危機有不同的種類，不同的人質危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手段和倫理原則。因此，有必要對目前人質危機的種類進行梳理。學者們大多從劫持行為人主觀目的來劃分人質危機的種類：第一種觀點將人質危機分為蓄謀性劫持、隨意性劫持和精神性障礙劫持;第二種觀點認為人質危機包括恐怖劫持型、刑事劫持型、精神障礙劫持型、借警察之手自殺型;第三種觀念從需要結構決定人的行為動機的理論出發，將人質危機分為：出于政治需要和目的、出于滿足物質需要、出于報復和泄私憤、出于追求社會轟動效應等其他動機等種類。總結國內外發生的人質事件的性質和后果，筆者較為贊成第二種分類觀點。對于恐怖型人質事件，政治目的性強，團伙組織嚴密，傷害人質和自我傷害傾向明顯，通過談判化解危機的可能性較小;對于刑事劫持型人質事件，劫持者動機、目的相對單純，索財、追債、逼婚、脫逃等目的明顯，一旦目的達到即可能中止犯罪，通過談判化解危機的可能性較大;對于精神障礙劫持型人質事件，系由精神障礙患者在發病期間實施，目的性不強，攻擊性、危害性較小，通過有效緩解其心理壓力即可能說服其放棄犯罪;自殺型人質事件，通過警察之手結束自己生命的目的明確，并非出于傷害被劫持者的目的，通過及時、有效的心理疏導即可能化解危機。

　　(三)人質危機的階段

　　人質危機經歷發生、發展、結束等不同階段和過程。人質危機的階段不同，危機處置的模式就不同，危機管理的倫理原則也就不盡相同。因此，有必要對人質危機進行過程性分析，并作為探討危機管理倫理原則的基礎。有的學者為了明確處置人質危機各個階段的任務，將處置危機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開始階段，從劫持者開始侵犯并控制住人質時算起，明顯的結束標志為劫持者提出要求;談判階段，是指談判專家與劫持者開始接觸，至雙方討價還價的全過程;結束階段，該階段往往伴隨著短暫而激烈的血腥。整個事件結果往往有三種：劫持者自首或有條件接受談判;劫持者被擊斃或自殺;人質獲救或被殺。也有學者在討論人質危機事件現場處置模式時將整個事件的處置分為初期、中期與后期三個階段。也有學者以談判及其策略為主線將人質危機談判分為談判初始階段、實質性談判階段和結束談判階段，談判初始階段策略是穩定情緒，建立互信，會同攻擊單位共同制訂運送、接收、投降和攻擊方案。實質性談判階段的重點是策略性地處理要求與期限。談判結束階段應做好和平結束與武力結束兩種可能的準備。筆者在總結上述觀點、借鑒人質事件處置經驗的基礎上，將人質危機管理分為前期處置、談判、武力攻擊和善后四個階段。當然，并非每次人質危機都要經歷這四個階段，如劫持者自動放棄劫持或通過談判促使劫持行為中止的，就不會經歷武力攻擊階段。

　　二、人質危機管理的倫理原則

　　人質危機具有突發性、緊急性、高度不確定性等特點，可供利用的信息較少，處置不好會造成人員傷亡的嚴重后果，而又需要管理者在較短時間內進行決策和處置。人質危機管理不僅需要科學、周密、可行的處置預案，統一、有效、靈活的現場指揮，具備危機處理、溝通要領和談判技巧的談判人員，更重要的是要求現場指揮者在處置過程中作出正確的價值選擇。

　　(一)生命至上原則

　　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說，生命至上原則可以通過價值論得以論證。生命是有價值的，生命自身可以通過努力實現自身的價值，這種價值既可以建基在感性基礎上，表現為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也可以建基在理性基礎上，表現為實現理智德性和倫理德性的圓滿，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能夠創造價值的生命。人質危機發生后，人的生命與安全面臨著巨大的風險，這其中既有人質的生命，也有劫持者的生命。人質危機管理的直接目的主要就是確保和實現人質的生命與安全，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劫持者生命健康的傷害，這直接決定了生命至上原則成為人質危機管理的倫理原則。

　　人的生命是人質危機管理的核心要素。人質危機管理的最高目標是零傷亡，安全、和平地解決人質危機，而沒有人員在處置過程中傷亡。在人質危機管理中，管理者不僅要保護人質的人身安全，而且要保護中介人員、談判專家和武力攻擊人員等警方處置人員的人身安全，還要尊重和保護違法犯罪人員的生命健康權，盡可能保住劫持者的生命。只有在保護被劫持者生命健康權與以人道主義理念保住劫持者生命兩者之間必須作出價值選擇時，即在不使用武器制服劫持者就不足以保護被劫持者或其他人員的人身安全的情況下，才可以依法使用武器擊傷或擊斃劫持者。

　　(二)和平解決原則

　　人從對目的的追求和確立中發現了適合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工具或手段的認定與運用強化并推動著目的的實現。人不能沒有目的，也不能沒有工具或手段。目的是有價值的，目的的價值在于目的自身，被稱之為內在價值;工具或手段也是有價值的，工具或手段的價值取決于一定的目的，被稱之為外在價值。目的善與手段善或內在善與外在善并非是對立的，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在人質危機管理中，安全解救人質、沒有人員傷亡是最高管理目標;管理手段有兩種：一是通過與劫持者談判，促使劫持者放棄劫持行為，和平解決人質危機;二是在人質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通過使用武力制服劫持者，武力解決人質危機。為實現最好的危機管理效果，管理者應當將管理目標和管理手段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和平解決的最佳管理手段，實現零傷亡的最高管理目標。

　　人質危機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通過談判或其他和平方式促使劫持者屈服，放棄劫持行為，人質得到安全解救。對于危機管理者來說，只要危機沒有升級，談判對象未有實質性的武力威脅行為，就不動用武力，堅持以談判的方式和平解決危機，進而保障包括談判對象在內的所有人的安全。即使決定武力解決，也要通過戰術性談判，使談判對象暴力對抗的能力降低，使武力攻擊人員能以最低的武力制服談判對象，進而最大限度地保障談判對象的安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實施兇殺、劫持人質等暴力行為，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可以使用武器。因此，使用武器應當作為最后不得已的選擇，只有在不使用武器不足以保障人質安全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