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與法律結論的確定性

　　法律結論有無正確的、確定的答案?法律推理能否保證司法實踐中法律結論的確定性?這是法理學和法律推理理論中長期爭論的一個基本問題，對于這一問題，西方近代以來在法學理論中主要有三種回答。

　　第一種是法律形式主義的回答。法律形式主義強調法律推理的作用，認為法律結論有確定的甚至唯一正確的答案。法律形式主義追求形式正義，主張一致地、無例外地適用普遍規則和機械地比照案例判決案件。法律形式主義堅持法律的“邏輯自足性”，認為法律推理即是“司法三段論”，法律推理是以完備的法律體系中的法律條文作為大前提，以法律事實為小前提，根據形式邏輯規則推出法律結論的過程。法治就是嚴格按照邏輯規則得出必然的法律結論，在法律推理中，法官要避免法律以外的主觀因素對法律結論的影響，認為法官的頭腦是一架自動售貨機，上面輸入法律條文和法律事實，下面就會自動出現法律判決的結論。以德沃金為代表的極端形式主義者認為，任何案件包括疑難案件都是有唯一正確答案的，法律推理能指引司法實踐達到這一確定的結論。

　　第二種是法律懷疑主義的回答。法律懷疑主義者否定法律有正確答案，他們認為，法律結論是依據不確定的法律事實和模糊的法律規則作出的，法官個人的因素在法律判決中起作主要的作用，法律判決無所謂正確不正確之分。其主要代表是現實主義法學和批判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家、大法官霍姆斯對主張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推理的作用的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提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的著名命題。盧埃林和弗蘭克等則分別從法律規則和法律事實的不確定性來批評形式主義的法律推理觀。20世紀后期新出現的批判法學運動，認為法律推理并不是純粹法律的，法律推理是政治性的，政治和法律意識形態在法律判決中起主要作用。由于每個人的觀點不同，因此，法律判決具有不確定性。批判法學甚至認為法律推理不過是一種偽裝和麻醉劑。

　　第三種是折中的回答。在近現代法理學和法律推理理論中，形式主義和懷疑主義之間有過無數次的論戰，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波斯納等法學家走第三條路線，即折中和調和的路線。他們認為，大多數案件是可以根據三段論的推理來求得正確答案的，但有少數疑難案件不能單純依靠三段論推理的形式得出結論。綜合法學派的博登海默在《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一書中認為，簡易案件可以用形式邏輯的三段論就可以得出法律結論，而在復雜的疑難案件中通過實質法律推理，通過價值判斷也可以得出結論。

　　許多法學家對法律確定性的重要性作過深刻論述。筆者以為，法律確定性不僅具有該當性，而且還具有現實的可能性。一方面，訴訟法律的許多規定目的就在于要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結論的唯一性。從最基本的法律規則來看，一是審判制度中的實行終審制度，同一審級不能作出模棱兩可的決定，都是為了保證結論的唯一性，也只有結論是唯一的才有執行的可能。按照證明責任原則，負擔證明責任的一方承擔證明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在刑事訴訟法中就是實行無罪推定。另一方面，法律推理的運用，還為實現法律結論的確定性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本文下面的部分將對這后一個方面作分析說明。

　　二、法律推理如何實現法律結論的確定性

　　一)法律推理對于法律結論的確定性這一法律基本價值目標的重要性邏輯是從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思維的確定性是邏輯的基本價值目標。邏輯發展史和邏輯學的基本內容及基本規律都說明了這一點。亞里士多德邏輯產生的動機、萊布尼茨數理邏輯的構想：邏輯等于計算、弗雷格堅持外延論題的邏輯主義，堅持把邏輯的東西和心理的東西分開，都是在追求思維的確定性。邏輯學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學，它研究推理的規則，就是為了保證推理結論的確定性。邏輯學的基本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要求思維一致性、無矛盾性，最集中地體現了邏輯學科追求思維確定性的本質特征。

　　法律結論的確定性，法律推理的正確運用——為司法判決確立正當理由，是現代法治社會法律的基本特征。在司法實踐中是否重視法律推理的作用是法治區別人治的一個標志。法律推理就是為判決提供正當理由，說明它具有說理的作用，是與長官意志相對的概念，它的產生是法律本身的要求o[21118前蘇聯法學教授庫德里亞夫采夫在《定罪通論》一書中說：“邏輯學對法學，特別是對于定罪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大概社會生活的任何領域都不會像在法的領域那樣，由于違背邏輯規律，造成不正確的推理，導致虛假的結論而引起如此重大的危害。推理的邏輯性，在偵查和審理案件時嚴格遵守正確的思維規律——對于每一個法律工作者是基本的不可缺少的要求。”[3]s9法律推理對于實現法律的確定性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正確的法律推理不僅架起了法律通向法律結論確定性的橋梁，而且它還是對法官主觀任意性的約束手段。

　　二)法律推理如何保證法律結論的確定性.形式法律推理是法律結論的確定性的基本保證一般認為形式法律推理是指在具體法律實踐過程中運用的演繹推理和類比推理等形式邏輯的推理形式。比如伯頓在《法律與法律推理導論》中就將法律推理分為演繹法律推理和類比法律推理兩種主要形式。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具體適用上有所側重，大陸法法律家堅信三段論，普通法法律家則遵守先例。但在兩大法系中，演繹法律推理和類比法律推理都是常用的形式。

　　演繹法律推理的邏輯特征是，作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反映了一類對象的共有屬性的全稱命題，演繹推理的結論在前提真的情況下不可能是假的，即演繹推理具有保真性。演繹推理的評價標準是有效性，如果一個推理，在所有前提都真的情況下，結論必然真，那就是有效的，否則就是無效的。關于演繹法律推理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的作用，許多法學家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比如奧地利的魏因貝格爾認為，演譯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中法律家的基本思維模式，法律判決是法律依據加上法律事實所進行推理的自然結果，判決過程是三段論推理。德國法學家普維庭認為，在司法實踐中“經典的三段論推理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據主導地位。,,[4J71在英、美法國家，法學家們也對演繹推理在司法適用中的作用進行了充分的肯定。關于演繹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問題，在分析法學和其他一些學派比如新實用主義那里得到充分的強調。他們從理性主義和形式主義出發，將法律規范體系看成一個完全的、封閉的邏輯體系。認為法官審判案件只不過是將現存的法律規范作為大前提，將法律事實作為小前提，嚴格按照形式邏輯的推理規則機械地推論出法律結論的過程。認為法律應平等地適用于有效適用范圍的所有的人，類似案件同等的處理。概念法學甚至認為，法律判決不過是法官機械地將法律事實歸攝到法律條文之中而也。

　　類比法律推理一般也被認為屬于形式法律推理范疇。類比推理的基本要求的是類似案件類似處理，不同案件不同處理，這正是體現了普通法語境下法律確定性的觀念。法律的確定性就是要相同事物同等對待，不同事物不同對待，防止法官的主觀任意性。

　　羅爾斯說過：“類似情況類似處理的準則有效地限制了法官及其他當權者的權限。這個準則迫使他們對他們參照有關法律規則和原則在人與人之間所作出的區分給出證明。227類似案件類似處理作為一種法律適用平等性價值的具體體現，不僅是演繹推理的目標，也是類比推理的目標。

　　實質法律推理和非單調法律推理對保證法律結論確定性的補充作用形式法律推理對于保證法律的確定性是基本思維規范手段。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形式法律推理有其自身的難題。它本身不能解決如何選擇推理的前提問題，在演繹法律三段論推理中作為推理大前提的法律規則的選擇是包含價值判斷的，而在類比法律推理中，在選擇案例時同樣有對法律事實的重要程度的考慮，而法律推理中法律事實的確定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前蘇聯庫德里亞夫采夫教授對形式法律推理的局限性也有清楚的認識，他在《定罪通論》中說過：“定罪時，主要的困難不在于從兩個現存的前提中得出結論，而在于解決為了建立推理恰恰是應當掌握什么樣的前提。建立三段論的規則沒有回答這一問題。佩雷爾曼認為形式主義的法律推理建立在法律的明確性、一致性和完備性的基礎上，當不具備這三個條件時，法官必須消除法律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有時還要填補法律空隙，這時運用的法律推理就主要不是形式法律推理，而是進行價值判斷的實質法律推理或辯證法律推理了。

　　實質法律推理與法律規則的相對確定性實質法律推理是與形式法律推理相對而言的一種推理形式。根據美國法理學家波斯納的說法：“形式是指法律內部的東西，實質是指法律外部的東西。”所謂“形式化法律推理，是指相信法律規范與演繹的邏輯思維足以提供公正合理的法律判決依據。Y9183293形式法律推理是指從法律明確規定的法律條文和明確的法律事實出發，依據形式邏輯的推理規則，得出法律判決結論的法律推理方式。實質法律推理是指在法律推理的大前提不明確或法律事實不確定的條件下，進行價值選擇，以明確推理的大前提或確定法律事實以及最終確定判決結論的推理過程。實質法律推理就是指在法律規范之外找判決理由而進行的適用法律的推理。至于法律外部的法律根據，包括道德、政治、文化價值、法律基本原則、公共政策等方面。

　　根據學術界的一般看法，適用實質法律推理的情況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用實質法律推理確立推理的大前提。第二，一個問題案件可以同時適用兩個及其以上的法律條文或案件，但又必須作出選擇的情況。第三，對于問題案件盡管有規則和先例可用，但使用它們時會導致嚴重不公正的情況等。這時就要法官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進行價值選擇，進行實質法律推理。第四，法律雖然有規定，但是，由于新情況的出現，適用這一規定明顯不合理，即出現合法與合理的沖突。第五，法律概念的原則性、含糊性需要法律解釋。法律概念的歧義性、模糊性、邊緣性、家族相似性的存在，需要法律解釋。法律解釋的過程需要進行價值判斷的實質法律推理。

　　而適用實質法律推理的具體途徑主要有：根據公平正義等法律原則來進行選擇;對立法的精神實質依據一般原則進行解釋;根據公共政策和利益衡量進行推理;根據法理或學說進行推理;根據事物和關系的性質和習慣法以及行業習慣來進行選擇;通過平衡來對法律加以補充;類推適用;提出新的判例，修改或推翻舊的判例。

　　在具體法律適用中，有的時候可能要對幾種方法進行綜合運用，有時某些方法之間可能有不一致和沖突的情況，這就需要在幾個原則之間進行折中、調和。正如卡多佐所說的，不可調和的調和，矛盾的結合，對立面的綜合——這些就是法律問題但是在一定的法律體系中，不同的價值之間不是完全平行的，在一定的法律語境下，它們是有一定的位序的，這是法律結論相對確定性的一個依據。

　　非單調推理與法律事實的相對真實性——以法律推定為例在法律事實的認定方面，法律中普遍實行的推定制度，成為在法律事實認定上解決法律確定性問題的一種有重要意義的方法，它是從不確定性中求得相對確定性的一種方法。而法律推定的邏輯基礎是非單調性的法律推理。

　　推定的邏輯形式是非單調推理。在邏輯學中，單調性是指：如獲新的、與前提沒有矛盾的事實，那么結論仍然成立。非單調性是指：如獲新的、與前提沒有矛盾的事實，那么原結論可能不成立。

　　在有基礎事實的推定中，特別是在事實推定中，是依據概然性進行的推定，這種推定的邏輯形式是缺省推理或模態非的單調推理。而缺省推理的一般形式是：

　　正常情況下是。是S的分子所以St是P。

　　在有基礎事實的推定中，一旦基礎事實成立，就可以徑直認定推定事實的成立，盡管從基礎事實不能演繹地推出推定事實。這種缺省推理從推理方向上看與演繹推理是一致的，但演繹三段論所依據的大前提是一全稱旬，而非單調推理中所依據的相應的前提則是一個概稱句。加拿大非形式邏輯學家沃爾頓將這種推理成為似然性推理(plausibility，也有學者譯為“似真推理”)，他認為，這種似然性推理看起來不像是演繹有效的推論，也不是基于歸納和統計概率的推論。它們都是基于這樣的大前提，即陳述了在標準情況下事物如何按照一般所希望的那樣進行。小前提描述了一個特殊的情形，這種情形被假定(可廢止性地)為符合這種標準情況的要求。所有這些推論都是以各種類型情況的假定為基礎的沃爾頓這里所講的似然性推理是非單調推理的特殊形式。

　　作為無基礎事實的無罪推定以及法律中關于精神正常之推定，其邏輯形式是基于封閉世界假設的推理。無罪推定是法律規定的在法律事實裁判者確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以前，假定其無罪的法律原則。根據無罪推定，在案件終結時，如果法律事實裁判者不能作出有罪認定，則推定無罪。從邏輯認知基礎上來說，如果不能認定有罪，則事實上仍有無罪和有罪兩種可能性。但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不能認定有罪，就要推定其無罪，但這種結論是可錯的。這就是將開放的系統做封閉化處理，這種基于封閉世界假設的推理，具有非單調的邏輯特征。精神正常之推定的邏輯特征與無罪推定一致。

　　在一些涉及當事人提供證據材料的義務和有說明責任的推定中包含了關于嫌疑人的理性人假設，推定規則也體現了立法者與當事人之間的博弈關系。作為一個經濟學和博弈論術語，所謂理性人，即是有理性能力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按照理性人假設，一個人會“理性地”選擇其最優行動，只要按照他的信念這個行動最大化其預期效用函數，每個人選擇行動的時候要針對對手的可能行動(所謂關于對手的信念)而選擇一個最優對策。在舉證妨礙之推定中，在非法所得罪或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推定中，就運用了理性人假設的推定。根據理性人假設，在沒有足夠外力的作用下，不利證據持有人是不會主動交出對其不利的證據材料的。因此，如果已經知道持有對其不利的證據拒絕提供的，在不能通過其他手段獲得該證據的情況下推定證據的內容對其不利，就是合理的或基本真實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對關于非法所得罪的推定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里的理性人假設是，如果不是非法所得，犯罪嫌疑人正常情況下，會說明巨額財產的來源。在沒有足夠外力作用下，如果是非法所得，嫌疑人是不會主動交代的。不能說明其來源情況的，推定其所得是非法，這種推定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出錯的。

　　以非單調性為邏輯特征的推定，其作用在于，在無直接證據證明法律事實的情況下，以一般和正常情況下事物的關系為推理的依據，保證了法律事實的相對真理性，而以證明責任為前提的推定，則保證了在法律事實不明的情況下法律結論的唯一性和確定性。畢玉謙認為：“在證據法領域，近幾十年來出現的蓋然性說正是人類長期社會實踐在司法審判上的一種必然產物。該種學說將人類生活經驗及統計上的概率，適用于當待證事實處于不明之情形。它認為，凡發生之蓋然性高的，主張該事實發生的當事人不負舉證責任，相對人應就該事實不發生負舉證責任。因為在事實不明而當事人又無法舉證時，法院認定蓋然性高的事實發生，遠較認定蓋然性低的事實發生，更能接近真實而避免誤判o.En]60在無證據直接證明案件事實情況下，運用經驗法則進行推定，通過對蓋然性規則的恰當運用，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案件的真實性，最大限度地實現法律的整體公正性。

　　三、結語

　　法律結論的確定性是法律的基本價值目標，沒有確定性的法律不是真正有尊嚴的法律。在成熟的法律和司法實踐中，程序法為法律的確定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而法律推理則為這種確定性的實現提供了思維技術上的支持。沒有法律推理就不能保證法律結論的合理性和正確性。盡管形式法律推理和實質法律推理及非單調法律推理一起仍不能確保法律結論的唯一正確性，但他們為實現法律結論相對確定性提供了一種現實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