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法學思想及對我國立法的影響

　　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古代地理學、近代地理學和現代地理學三個階段。孟德斯鳩生活的時代，地理學處于古代地理學向近代地理學的過渡階段。盡管當時地理學的發展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但是孟德斯鳩已經有意識地用一些地理學的知識去研究法律。孟德斯鳩的“地理”說主要是指自然地理與法律的關系，集中體現在《論法的精神》一書第三卷的相關論述中。在第三卷中，孟德斯鳩詳細論述了法律與氣候的關系、法律與土壤的關系。非常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鳩在論述“法的精神”的過程中也論述了法律與一些人文現象的關系。因此，在無意中他將“地理”說完善到了一個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水平。他說，“法律應該同國家已建立或將要建立的政體的性質和原則有關系……和國家的自然狀態有關系;和寒、熱、溫的氣候有關系;和土地的質量、形式與面積有關系;和農、獵、牧各種人民的生活方式有關系。法律應該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關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財富、人口、貿易、風俗、習慣相適應”[1]。地理學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門包含幾十門分支學科的大學科。這些分支學科大致可以概括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二者研究的重點分別是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但并不截然分開。因此，筆者所要論述到的地理法學實際上包括了對法律與自然地理關系的論述和法律與人文地理關系的論述。

　　1、自然地理與法律的關系

　　在自然地理環境中生產和生活的人的行為總是要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孟德斯鳩特別強調氣候因素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氣候對一個民族的性格、風俗、道德、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質和政治制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他說，“不同氣候的不同需要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不同種類的法律”[2]。氣候通過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對法律產生了影響，也即氣候通過影響人的心理、生理和行為而影響法律。

　　孟德斯鳩認為，在氣候寒冷的地區，由于人體外部纖維緊縮，有利于血液回歸心臟，所以北方人具有比較充沛的體力和較強的自信心，勇氣也較大。他們對一切可以使精神煥發的事情都感興趣，例如狩獵、旅行、打仗等等。在氣候炎熱的地區，身體各部分組織相對松弛，神經末梢未充分展開，人們對外界的刺激很敏感，所以南方人害怕艱苦，追求享受，性格軟弱怯懦，對外來的侵擾缺乏抵抗的勇氣。東方的氣候對人民體質、心理、生活方式上的影響是東方各國宗教、風俗、習慣和法律保持持久不變的原因。此外考察世界法制史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氣候對法律的影響：熱帶、溫帶地區的法律成熟較早，如埃及、中國、印度、古希臘的法律;而寒帶或是寒冷地區的法律成熟較晚，如俄羅斯、中國北方游獵民族的法律。這是因為不同區域的不同氣候促進或延緩了人類進化過程中生理、心理和智力的發育水平從而影響到了法律的發展水平。氣候影響我們的心理、體質和行為，進而影響了法律的制定和實施。

　　土壤的差異使人們的生產、生活存在較大的差

　　異，因而與他們的生產、生活密切聯系的法律便存在差異了。孟德斯鳩說：“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二者混合的政體。”[3]這是因為多山的地區人們的財產不多并且易于保存，因而他們所享有的自由，成為值得他們保衛的唯一的幸福。平原地區通常有肥沃的土壤，有地者便成了最有財富和權力的人，弱者無法同強者對抗，只好向強者屈服。而沿海地區，各種勢力都比較均衡，氏族貴族、工商業貴族、占有少數土地的農民易于互相妥協而建立一種比較中庸的政體。

　　人類社會的法律不僅要受氣候、土壤這兩種自然因素的制約，法律還要受地理位置、地理面積、資源狀況、水文條件、地質地貌、植被、大氣環流、海洋等自然條件、現象、因素的影響。如雅典城邦領土狹小是其直接民主制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因為人民可以朝出暮歸參加公民大會;而這在地理面積廣闊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的。又如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也往往影響著法律，沿海且有貿易精神的民族容易形成海商法，在北海、地中海、波羅的海沿岸很早就出現了國際性的海商法;但對于一個深居內陸的國家，統治者如果下決心制定一部海商法，那一定會為自己本國的實際所嘲笑。

　　自然地理與法律的一般關系就體現為，自然地理通過影響人們的心理、生理和行為方式從而影響了法律;不同民族法律存在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地理環境的區域分異;法律一般應適應自然環境，但是當自然環境對一個民族的發展極為不利的時候，立法者便應考慮通過立法與這種不利進行抗爭了。

　　現代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是，人文地理學的蓬勃發展。“人文”與“自然”相對應，泛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人文地理學注重分析各種文化現象，強調解決社會問題，涉及國家政治、人口問題、環境問題、種族問題等等。孟德斯鳩對于法律與人文地理的相關論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處：經濟方式與法律的關系，種族、民族與法律的關系，國家政治狀況與法律的關系，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與法律的關系等。

　　孟德斯鳩說：“一個從事商業與航海的民族比一個只滿足于耕種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圍要廣泛得多。從事農業的民族比那些以畜牧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內容要多得多。從事畜牧的民族比以狩獵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內容就更多了。”[4]我們知道法律調整的是社會關系，一個社會發展水平越低，社會關系便越簡單，因而需要的法律也就越少;一個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社會關系便越復雜，因而需要的法律就越多。例如，古羅馬發達的商業催生了成熟的羅馬法，但是這些法律隨著商業的萎縮而不斷萎縮。早期的日耳曼人以游牧、狩獵為生，僅需要口耳相傳的部落習慣就夠了，“蠻族國家”建立以后，產生了大量的新的社會關系，對法律的完備化、成文化產生了要求，因此出現了一批“蠻族法典”。可見，法歸根到底還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立法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經濟發展狀況如何，決定該民族的法的發展狀況。一個經濟落后的民族，法的發展狀況肯定不會很景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境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會造成法律發展的不平衡，即有的地方實施現代法律，有的地方還在沿襲原始的習慣。

　　此外，法律還因種族、民族而異。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生活環境，進而養成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做事風格。例如法、德民法典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性格的差異。“法蘭西、德意志兩民族的精神特質是導致《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文風差異的根本原因。《法國民法典》簡潔清晰、風趣優雅的文風是法國重社交、善言辭民族精神的體現，而德國人好獨處、喜冥想的特質則極大地促進了《德國民法典》雖精確卻晦澀文風的形成。”[5]在歷史上，法律的民族特質便很明顯。法律所要做到的就是尊重民族的特質，依據民族的特質進行立法。

　　總結以上對法律與自然地理、法律與人文地理關系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地理法學的一般結論：法律絕對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物，它要受各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并因各種地理因素而產生差異。此外，通過對地理因素與法律關系的考察，我們還應看到以下兩點：其一，從古代到現在，自然地理因素對法律的影響越來越小，而人文地理因素對法律的影響已經占據主導;其二，在歷史上各國法律曾因地理因素的差異而風格迥異，而現在各國人文地理因素的趨同使得各國法律相似性越來越明顯。

　　2、地理法學對當代中國立法的影響

　　中國法的地理學視野也是非常開闊的，在此重點論述兩個問題：法律移植問題;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問題。

　　(一)法律移植問題

　　最初法律為一定區域的人所接受，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相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中。隨著人們改造能力的提高，自然因素對人們的制約作用變小。而人們對于先進文化的接受，使得很多民族的人文地理中的一些因素趨于相同或相似。在這種背景下，法律移植從不行變為可行。我們在分析中國法律移植問題之前首先看看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法律移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選擇以大陸法系為模式創建自己的法律體系。最初，模仿法國法制定了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典等，史稱“舊法典”。但是由于兩國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政治狀況、文化傳統存在較大差別，“舊法典”在實施中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日本轉而模仿與其政治狀況相似的德國，成功地建立起了完整的“六法體系”。

　　對于中國而言，在接受西方先進的器物、技術、經濟方式、生活方式之后，便產生了新式法律的要求。如果時間足夠長久的話，這種法律是可以在民族內部自發形成的。但現實是，我們的生活已經對這種法律提出了如此迫切的要求，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考慮那些現成的法律了。中國長達一百年的法律移植工程便一直是在這種要求下進行的。盡管中國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很多方面都褪去傳統的色彩而呈現著很多的西方色彩，但是不可否認中西民族特質的差異還依然存在著。借鑒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法律移植的經驗教訓，我們的法律移植需要堅持這樣幾點原則：第一，在進行法律移植前應充分考慮兩國地理環境的異同;第二，在刑法、訴訟法、以及民商法領域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法律，應該大膽移植;第三，涉及較強的倫理色彩的領域，法律的移植應該謹慎，不可追求一蹴而就;第四，法律移植的過程不僅僅是立法移植的過程，還是新的司法制度、法治理念建立的過程。

　　(二)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問題

　　少數民族特殊的習俗是由他們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所決定的。多年來，少數民族群眾的傳統思想、價值觀念、倫理觀念、法觀念等意識形態有所變化，但是封閉的自然環境依然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形態的自然經濟沒有根本的變化，使傳統農業社會得以延續的那些基礎并未動搖，因此，傳統的習慣法觀念的深層結構還很堅固，各民族群眾對少數民族習慣法在精神上、心理上、觀念上仍具有強烈的親切感和認同感，有什么事仍然首先依據習慣法進行。“他們的習俗往往就是他們生活中的法律”。一有糾紛發生，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習慣法而不是國家制定頒布的成文法。

　　應當看到，少數民族習慣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民間糾紛，穩定民族地區的社會秩序，加強民族團結。同時，一些習慣法也會對社會日趨一體化的法治進程產生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對國家在民族地區的法制建設也同樣會起到阻礙作用。因此，我們應從有利于國家法制統一，有利于維護民族團結，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出發，認真、慎重地對待和處理國家制定法和少數民族習慣法的關系。在處理國家制定法與少數民族習慣法兩者關系時，必須堅持以下原則：(1)國家法制統一，堅持國家制定法的權威和尊嚴，各民族地區和所有公民都必須遵守國家憲法。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的根據，其他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只不過是憲法的具體化，其內容要嚴格地遵循憲法的精神和規定，不得同憲法相抵觸。(2)各民族享有保持或者改革其風俗習慣、習慣法的自由權利，這是憲法在民族問題上的一項基本原則。我國憲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權根據當地民族的特點結合法律原則制定變通或補充規定。如內蒙古、新疆、西藏等自治區以及一些自治州、自治縣制定了婚姻家庭、選舉、義務教育、計劃生育方面等變通補充規定。這些民族自治變通立法在社會生活中起到了較好的作用。更應該注意的是，國家在法律制定過程中，必須汲取少數民族習慣法的合理部分內容，考慮民族地區發展的實際情況，使國家制定法有堅實的社會基礎，與民族社會的實際相契合，否則形式的法律與實際的生活產生距離，國家立法的目的終亦無法實現。(3)在司法執法實踐中，特別是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要把國家制定法同少數民族習慣法綜合起來考慮，適當參照少數民族習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