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執政黨反腐敗斗爭的三個階段

　　中國共產黨“兩個先鋒隊”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黨對腐敗的零容忍態度。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為了遏制腐敗，提出了一系列反腐敗理論，進行了長期的艱辛探索，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顯著成效。新形勢下，回顧中國共產黨反腐敗斗爭的歷程，應對新挑戰作出前瞻性的思考，對進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設的科學化水平，實現全面從嚴治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政策瞭望》(月刊)創刊于2003年，是由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委政策室主管、經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具有國內統一刊號的公開出版刊物。本刊是一本緊貼黨的中心工作，關注浙江法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宣傳介召浙江各級各部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先進典型和成功經驗的綜合性刊物。她的主要特點是：指導性和政策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也是其不斷同腐敗現象作斗爭，不斷加強自身建設，保持自身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歷史。從發展歷程上來看，中國共產黨95年的反腐敗斗爭可分為三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1921年-1949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1949年-1978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階段(1978年-)。

　　一、新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階 段 (1921年-1949年)

　　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作為革命黨，把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作為主要奮斗目標。因此，如何與群眾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何獲得民眾最廣泛的支持和擁護，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所在。

　　為了獲得群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開展土地改革，調動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加強自身建設，保持自身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組織的吸引力、凝聚力。在這一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嚴懲革命過程中出現的腐敗問題，以反腐的方式獲得群眾的認可和支持。概括起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敗斗爭，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以規章條例規范黨員行為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認識到廉潔的重要性，對于黨內可能出現的腐敗現象保持高度警惕。早在中國共產黨一大通過的黨的綱領中，就明確規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要對地方委員會 的 財 務、活 動 與 政 策 進 行 管 理 和 監 督。

　　1926年8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制定了《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堅決清洗”混入革命隊伍中的貪污腐化分子，制止黨內腐化現象的出現，夯實黨的組織基礎，樹立黨在群眾中的威望。這是中國共產黨通過的第一個反對貪污腐化的文件。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為紅軍隊伍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即“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強調了嚴明的軍隊紀律，使紅軍隊伍得到井岡山群眾的擁護。

　　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把“不發洋財”“不吃鴉片”“不賭博”等內容作為發展新黨員的條件，通過明確“入黨門檻”,來提升黨員隊伍的整體 素 質，減 少 腐 敗 問 題 的 出 現。毛 澤 東 在1933年12月15日簽署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反腐敗法令，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懲治腐敗的決心和勇氣。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毛澤東把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稱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要求廣大黨員保持優良傳統，有力地促進了黨員干部廉潔自律，保證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全體黨員干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能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侵蝕，“進京趕考要考個好成績”.

　　(二)嚴懲腐敗、取信于民

　　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敗斗爭與革命斗爭幾乎是同步進行的。1926年4月，中共廣東區委成立了由林偉民擔任書記的監察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地方紀律監察機關。大革命失敗前夕，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是黨的第一個全國性質的專門紀律監督機構。隨著土地革命的逐步展開，反腐敗斗爭也進入了實戰階段。中國共產黨處理的第一起腐敗大案是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沒收的財物，并將其運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抗日戰爭時期，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展開，一大批黨員干部要到白區工作，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告誡黨的干部要警惕國民黨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并向全黨同志發出在黨內堅決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的號召。盡管警鐘一敲再敲，但由于種種因素，在極小的范圍內，還是出現了極少數黨員的腐化行為，在黨內外造成了惡劣影響。對此，中國共產黨從抗戰實際出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懲治腐敗問題。主要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嚴厲查處腐敗分子，保持黨員隊伍的純潔性，如建立了各級財政領導機關、財政政策，嚴格劃分了收入、支出、保管和審核四大系統，明確各自職責，相互監督、相互牽制。同時，中央領導以身作則，不搞特殊化，帶頭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大大提高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把反腐敗斗爭的重點放在了軍隊的廉政建設上，以此增強軍隊的紀律性，提高軍隊的戰斗力。

　　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體現了人民軍隊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宗旨。從1947年開始，人民解放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以整頓官兵關系、黨群關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提高廣大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

　　二、社 會 主 義 革 命 和 建 設 階 段 (1949年-1978年)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如何預防一些意志薄弱的黨員領導干部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侵蝕，發生腐化變質;如何繼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系;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就成為極其重要的歷史性課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保持黨的政治本色，促進事業的健康發展，開展了一系列反腐敗斗爭活動。

　　(一)開展整風整黨運動，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提高廣大黨員素質

　　1949年11月，黨中央成立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朱德任書記。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對“整黨及建黨”作出部署，決定在全黨范圍內用3年時間對各級基層黨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對每一位黨員認真嚴格地審查和登記，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不符合黨員條件的黨員進行清理和勸退。整黨工作從1951年下半年有步驟展開，截至1953年6月底，全國共新建黨支部8.2萬個，清退不合格黨員32.8萬人，吸收新黨員107萬人，黨員總數由580萬人增至636.9萬人。經過整頓和發展，黨在組織成分和黨員素質等方面有了明顯改善和提高。

　　(二)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嚴厲打擊腐敗行為

　　毛澤東講過，要想從根本上戰勝腐敗，就必須廣泛地發動群眾，緊緊地依靠群眾。反腐敗斗爭要發揚民主，只有讓人民群眾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會政息人亡。

　　1951年末至1952年上半年，黨中央在全國開展了“三反”和“五反”運動。在“三反”運動中，劉青山、張子善因貪污國家資財被判處槍決。通過“三反”“五反”運動，中國共產黨揪出了黨內腐敗分子，處理了一批犯有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員領導干部，在防止黨員干部腐化變質，保證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廉潔勤政方面，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加強反腐敗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

　　在建國初期的整黨整風、反腐敗斗爭中，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后頒布了《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決定》、《關于追繳貪污分子贓款贓物的規定》、《懲治貪污條例》等專項法規和一系列條例、條規，較為全面系統地規定了如何處理貪污賄賂等問題。這些專項法規和條例不僅在“三反”“五反”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之后許多年的反腐敗斗爭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黨的八大提出要建立制度，發揮制度在反腐敗斗爭中的作用。

　　八屆二中全會之后，黨內又先后開展了整風運動、“四清”和“五反運動”.對于這些運動所發揮的作用，應一分為二的認識，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干部的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密切了黨群關系;另一方面，由于受“左”的錯誤的影響，夸大了問題的嚴重性，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統統歸結為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致使不少干部受到本不應有的沖擊。

　　“十年文革”期間，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發展到頂峰，使反腐敗斗爭也遭受嚴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頭兩年，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雖然有所前進，但在前進道路上出現了徘徊，對反腐敗斗爭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總體來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就反腐敗斗爭的方式來看，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斗爭主要是以運動方式進行的，即從人民民主和黨的群眾路線出發，運用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來進行反腐斗爭。就反腐效果來看，這種以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來進行反腐敗斗爭的方式，對腐敗分子產生了很大的威懾力，起到了顯著的效果。但這種反腐方式有其弊端，容易被領袖態度和大眾情緒所影響，而被人為的擴大化，影響社會運行的正常秩序。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階段(1978年-)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于一些領域體制和機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給腐敗的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機。同時，改革開放使廣大黨員領導干部更容易受到西方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價值觀的影響。因而，新時期的反腐敗斗爭形勢更加嚴峻。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反腐敗斗爭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針對“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問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正確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嚴抓腐敗問題。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正式恢復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并選舉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為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1983-1987年中國共產黨進行了為期四年的整黨，黨中央以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為切入點，以具體事件為抓手，從高級干部做起，努力搞好黨風廉政建設。通過黨員登記和 組 織 處 理，共 有33896人 被 開 除 黨 籍，90069人不予登記，145456人緩期登記，受各種黨紀處分的184071人。整黨取得了顯著成效，帶動了社會風氣的好轉，推動了反腐敗斗爭的順利進行。

　　針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領導干部以權謀私的問題，鄧小平指出，要實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即“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鄧小平多次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同腐敗行為作斗爭。黨中央首先拿改革開放 第 一 線 的 廣 東 海 豐 縣 委 書 記 王 仲 “祭旗”,打響了反腐斗爭的第一槍。

　　1983年1月，王仲因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被依法判處死刑。倒在腐敗路上的領導干部還有原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余鐵民和原湖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金輝，兩人均通過收受賄賂為外商非法謀私大開綠燈。

　　1987年3月，原江西省省長倪獻策因徇私舞弊被送上被告席，這是建國后第一個因普通刑事犯罪而受審的省部級政府高官，此案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這一時期的反腐敗斗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黨中央明確了制度的重要性，把制度作為反腐敗最根本的利器。鄧小平講到，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一文中，鄧小平講到要借助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方式來進行反腐敗斗爭。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再次強調了這一觀點。黨的十四大報告對制度建設的總方向作出了明確規定，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作為重點，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制度反腐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反腐敗斗爭的對象主要是各級黨員領導干部。鄧小平曾經講過，黨風不正就會造成社會風氣不正，而黨風不正的癥結恰恰在于領導干部身上。在這一思想的推動下，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黨中央適時提出了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四化”方針，把“德才兼備”作為選拔干部的標準，把選好干部作為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此外，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還建立健全了專門的監督機構，拓寬了監督渠道，接受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督，完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軟約束機制。鄧小平強調，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用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道德約束自己，不能放松思想警惕。

　　總體來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構筑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反腐體系，著重發揮紀委的監督作用，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健全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加強思想教育和道德約束，對改革中的腐敗問題進行了嚴肅查處。

　　(二)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期間的反腐敗斗爭

　　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我國改革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快，經濟增長勢頭強勁，多年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幅。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腐敗問題日益突顯，尤其是大案要案和高級領導干部的腐敗問題，在人民群眾中形成十分惡劣的影響。各種腐敗現象的滋長，破壞了經濟的正常運行、社會的安定團結，甚至威脅到政權的穩定。而蘇聯解體后，西方國家又加緊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面對復雜的國內外局勢，江澤民反復強調，反腐敗斗爭關系民心向背，關系國家長治久安，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

　　1.豐富反腐敗斗爭理論。反腐敗斗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措并舉，綜合治理。

　　2000年12月27日，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屆中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上，深刻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展反腐敗斗爭的經驗，闡述了在反腐敗斗爭中治標與治本的辨證關系。治標和治本是反腐敗斗爭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兩個方面。治標主要是通過法律手段嚴懲各種腐敗行為，形成不敢腐的高壓環境，為反腐敗治本創造前提條件。治本，強調的是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現象，形成不能腐、不愿腐的制度體系。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將反腐敗的治本工作與治標工作進行理論分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反腐敗斗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2.創新反腐敗斗爭方式，形成“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江澤民強調，反腐敗斗爭要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需要各級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發揮好監督職能，組織部門要把好關，選好用好干部，其他各部門各負其責，形成全黨抓腐敗的工作局面。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發揮紀委和行政監察的監督檢查功能，中央紀委和監察部自1993年1月開始合署辦公。同時，為進一步加強紀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在反腐敗中的相互配合，中央紀委、監察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聯席例會制度，加強合作。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全面分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腐敗出現的原因，豐富了反腐敗斗爭的理論、創新了反腐敗斗爭的方式，明確了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方向和思路，推動反腐敗斗爭從側重遏制轉向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理論與實踐的恰當結合，使反腐敗斗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三)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間的反腐敗斗爭

　　進入新世紀，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不斷深化的國內改革，中國共產黨執政面臨更多的風險和挑戰。盡管反腐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面對新情況新任務，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

　　十六大到十八大這十年，我國的反腐倡廉建設主要集中于反腐敗斗爭理論的與時俱進。進入新世紀，腐敗案件顯現出群體性和隱蔽性特點，窩案、串案明顯增多。黨中央對于在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環境下，反腐敗斗爭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在總結過往反腐敗斗爭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十六大報告強調：“堅決反對和防治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黨中央進一步明晰了反腐敗斗爭的思路，即“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從源頭出發來預防和治理腐敗問題”.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將反腐敗斗爭的戰略方針擴展為“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對腐敗問題的預防，將反腐敗斗爭的關口前移。

　　2005年中共中央公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反腐敗斗爭的基本經驗，明確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工作原則，豐富了反腐敗斗爭的理論指導，提高了反腐敗斗爭的整體水平，加大了預防腐敗案件發生的工作力度，開創了反腐敗斗爭的新局面。

　　隨著反腐敗工作的不斷深入推進，黨中央充分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對反腐敗斗爭進行全新概括，進一步強調要強化反腐倡廉建設的地位，把反腐倡廉建設納入黨的建設體系之中，形成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和反腐倡廉“五位一體”的黨建體系。對于如何治理腐敗，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全黨應當著重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弘揚新風正氣，把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作為重點，要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發展國家事業的戰略高度出發，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要更加突出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地位，更加重視從源頭上來預防和治理腐敗，更加重視制度在反腐敗斗爭中的作用，進行制度反腐，努力把腐敗現象消滅在最低程度。在十七屆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首次提出了“提高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水平”這一重要任務。這是科學發展觀在反腐倡廉建設工作中的切實反映，對于推進反腐倡廉建設更加制度化、反腐理論更加規范化、反腐手段更加科學化具有深遠的意義。

　　(四)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斗爭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加重視反腐倡廉建設，將反腐敗斗爭提到事關“亡黨亡國”的高度。對于反腐倡廉建設，新一屆黨中央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反腐敗斗爭。

　　1.完善黨內法規，更加重視制度和法律在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監督和制約作用，強調“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有法度。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極為重視黨內法規建設，出臺了一系列法規條例，如2013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

　　2013年8月，集中清理、決定廢止和宣布失效一批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同年12月發布《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和《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印發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

　　2016年1月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實施。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些黨內法規的頒布與實施，體現出新一屆黨中央依章管黨、依規治黨的決心，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制度利器。

　　從國家法律層面來看，要實現制度反腐，必須要有健全完善的法律體系做支撐。保障反腐敗斗爭走向規范化、制度化，是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的根本方向。正像習近平同志所講，查處腐敗要在法治框架下進行。

　　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貪污罪、受賄罪的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代之以“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以及“較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情節”.《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作了多處重大調整，可謂是反腐敗立法的一次重大突破。而2016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則通過二十余個條文，對貪污罪、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以及貪污罪、受賄罪死刑、死緩及終身監禁的適用原則等十一個方面的具體問題予以明確和細化，表明國家進一步扎緊了法治反腐的籠子，是“全面依法治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一個突出體現。

　　2.開展全方位、常態化反腐敗斗爭。反腐敗斗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配合，相互協調。新一屆黨中央為了有效預防和懲治腐敗，花大力氣整合反腐力量，形成反腐合力。

　　首先，改進黨的作風。廣大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直接關系黨的形象，影響到治國理政的實際效果。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針對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以及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通過了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切實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為了進一步嚴明黨的紀律，使中央“八項規定”落到實處，又先后發布了一系列具體規章條例，對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作了更加細致具體的規定。為掌握全國貫徹落實“八項規定”、糾正“四風”的動態，中央紀委在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建立了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情況月報制度，對違反“八項規定”的黨員領導干部進行黨紀處分。

　　其次，改進巡視制度。巡視制度在發現問題、形成震懾等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和作用。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巡視工作。習近平同志提出了“促進權力規范運行，強化監督，加強和改進巡視工作，暢通人民群眾舉報和監督渠道”的要求，為巡視工作指明了方向。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通過多輪巡視，逐步實現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巡視“全覆蓋”“無死角”的目標。在實際工作中，中央各巡視組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圍繞中心任務，擴大巡視內容，突出巡視重點，著力發現被巡視單位、組織在作風、紀律和選人用人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發揮紀委的震懾作用。

　　第三，對腐敗零容忍，堅持蒼蠅、老虎一起打。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腐敗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堅決查處腐敗案件，做到有腐必懲、有貪必肅，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蔓延。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使一大批“老虎”“蒼蠅”被繩之以法。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嚴肅查處腐敗分子。對涉及工程項目、土地出讓、礦產資源、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國企改制和選人用人等重點領域的腐敗問題集中懲治;對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問題嚴重、群眾反映強烈，現處重要崗位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黨員領導干部的違紀違法問題重點查處;做到有什么問題查清什么問題、發現什么問題查清什么問題，不隱瞞、不簡化、不變通、不庇護。加大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力度，堅決切斷腐敗分子的后路，絕不讓外國成為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堅決打擊行賄行為，嚴厲懲治“圍獵”干部、情節十分惡劣的不法商人。

　　十八大以來，面對新形勢新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通過正風肅紀、強力反腐，創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理論的方式，遏制了腐敗蔓延勢頭，初步達到了不敢腐、不能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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