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隱逸拒征過程的激烈化及其詮釋

　　摘 要：康熙十八年(1679)，三藩未平之際，清廷舉行了博學宏詞科舉試，網羅眾多山林隱逸，輿論稱之為清廷一大盛事。文中所談及的李颙(1627—1705)即是當時清廷的重點網羅對象之一。在其被征召期間，一場稽古右文的盛事竟演變成一場驚心動魄的威逼。通過分析威逼與受威逼者各自的原因可知，雙方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動這場征召進入一個不可回旋的境地。清廷一方的施暴來源于當時平三藩的大背景影響，長期在隱逸征召中的被動局面，以及在具體執行中采取的粗暴手段。而通過對李颙一方的觀察可以發現，李颙的拒薦中其實存在著一種話語模式，而這種話語模式并不孤立存在，它也體現在其他隱逸的拒薦行為中，而這種話語模式的產生實際上是受整個遺民交友圈的影響。

　　關鍵詞：博學宏詞科 李颙 遺民 話語模式 遺民交友圈

　　《歷史教學》上半月(中學版)(月刊)是由天津市新聞出版局主管、天津古籍出版社與歷史教育社主辦的中學歷史教學刊物。

　　關于康熙博學宏詞科的研究，過去基本集中在此次舉試的政治方面，多數觀點仍延續孟森先生幾十年前的論述。研究者將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開設博學宏詞科的清廷一方，而對被征召一方的關注卻顯得不足，尤其是對參與者個人的考察十分少見。1個人層面研究的缺失會使得對此次事件的觀察失去一種透徹感，因為僅從官方的文辭中難以接觸到事情的真實細節。在這場康熙年間舉行的鴻博之試中，李颙本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官方對于他的描述卻只有寥寥幾筆——“因病未赴試”。通過檢視李颙與友人的來往書信，我們驚訝地發現，這場征召實際上險象環生。官府的行為如“抬驗”“刺股”，實際上已經超過了薦舉征召的范圍。從常理講，薦舉應當具有“稽古右文”的寬仁和“禮賢下士”的謙遜，但在對李颙的征召過程中卻只見威逼而不見禮遇，并且展現出了各方的博弈。而梳理其具體的過程，并嘗試解釋這種現象，即是本文希望達到的目標。

　　一、李颙的被征經過

　　審視李颙在康熙十七年(1678)的征召經歷時，必須要注意到一個事實：李颙的被薦其實是康熙十二年(1673)薦隱逸之繼續。在李颙的回憶中，也將這兩次舉薦聯系在一起1。康熙十二年，清廷大員鄂善主政陜西，有意修復當地歷史悠久的關中書院。李颙作為關中地區大儒，鄂善對他的名聲早有所聞，并屢次約請李颙主講關中書院。李颙答應鄂善所請，破戒入城講學。鄂善素知李颙風骨，但又基于自身職責，于當年七月向朝廷秘密舉薦李颙，稱其“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學術經濟，實曠世之遺才”2。九月初李颙得知此事，隨即致信鄂善推辭。十一月，陜西督撫督促李颙就道，李颙以疾辭。次年四月，朝廷有旨再次征召，政令下達責令地方起送3，李颙再次以疾病回絕。知府充耳不聞，甚至嚴刑拷打為李颙作證的鄰居和醫者，且“府轉詳到司，司催促愈急”4。七月，府司執意驗視。八月，李颙被抬至書院驗視，“抬驗”這一羞辱性局面至此造成。府衙以“股痹回司”，有司欲以錐刺其股以驗真假，當時幸有參戎張夢椒為之營解，李颙得以避免皮肉之苦5，仍逼迫啟程。九月，府衙再次差遣官吏前來催促，李颙長子以歸置行李為由假意應允，有司允許歸家。歸家后，李颙再次以疾篤上呈官府。縣令高宗礪懼怕累及官位，竟使人將李颙抬床就道，行至城南興善寺。李颙脫身無門，只得引刀自刺，方使當局打消了主意，然而“自是每年檄司行縣查催”6，待疾愈繼續上道。直至康熙十七年，舉薦成為一道正式詔令，諭令京內京外官員各舉所知。李颙被兵部主政房廷楨以“海內真儒”薦。吏部具題，令督撫起送，而司府又責成富平縣府督催。李颙再次以疾辭，長子多次前往府衙求情，均不能奏效。當時“催檄紛至，急若星火”7。府尹甚至手札責備縣令郭九芝有意包庇，提職揭參。當局不顧李颙意愿強行抬床就道。八月初一，經過臨潼。九月初二日，到達雁塔。九月初六，督撫再次催促啟程。府尹率咸陽令、長安令輪番上陣勸說，且委派幕僚率官吏晝夜督催，當時友人李因篤也勸其明哲保身，李颙開始絕食。周有德為李颙在總督前求情，答復卻十分冷硬：“自癸丑被征以來，年年代為回覆，茲番朝廷注意，不便再覆”8。并再次逼迫催促，甚至以違旨威脅李颙。李颙已有赴死之志，交代長子后事，并絕食五晝夜，最后才使當局放棄逼迫9。至此，李颙終于躲過此次網羅。觀察此事的前后經過常使人不解，一個掄才大典竟會演變成一場充滿危機的逼迫，險些讓被薦者賠上性命。事情需要綜合來看，其實威逼與被威逼的雙方似乎都以各自的方式推動這場征召進入一個不可回旋的境地。

　　二、導致清廷施暴的因素

　　清廷一方作為施暴者，在整個催征過程中似乎縈繞著一種非常急躁的情緒。吳懷清在《二曲先生年譜》中有這樣的解釋：當年的陜西官員自總督到知府都是滿人10。字里行間似乎暗示：正是滿人官員的粗暴執行才使李颙受盡折磨，但事情未必那樣簡單，在清廷方形成的這種焦躁情緒，還得考慮鴻博征召在當時所處的環境。

　　(一)平三藩戰事的陰云

　　首先征召與當時清廷平三藩戰事有關。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反，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11，以恢復華夏衣冠為口號。反清斗爭此時尚未完全平息，吳三桂以此為旗幟，對于有心之人亦是一種試探。況當時確有遺老參與其中，如屈大均即是一例。翻閱那時遺老們的詩句，似乎也在隱約表達某種期待。有學者認為，在三藩之亂時期，顧炎武就有些別樣的想法：“秦政滅六國，自謂過帝皇。豈知漁陽卒，狐鳴叢祠旁”，似有以秦比清，以吳三桂比陳涉之意;“甲兵豈不多，人人欲從亂”，似乎在暗示吳三桂叛清之火可以燎原1。而在吳三桂反清期間王夫之的行為也頗令人尋味。相關研究表明，當時他與吳三桂的屬下可能有來往2。如此一來，清廷不僅要應對前線膠著的戰事，也要警惕著背后的不穩定因素，清廷第一次征召之急躁似乎可以解釋。康熙十七年也是重要的一年，此年吳三桂身死，戰事進入一個轉折階段，在此時進行博學宏詞征召，其意義深遠。孟森先生認為此舉意在消弭士人隱世之心為清廷所用。從當時鴻博舉試的相關錄取數據來看，此次安撫的重點在江南地區3。即便是在整個平叛戰爭中，清廷也對江南格外重視，其經濟之富庶歷來是國家賦稅的重要來源地。更何況，江南反清斗爭一向激烈和持久。這也就是清廷在戰爭進入尾聲時舉行薦舉，以及鴻博薦舉地域上重點偏向江南的原因。由此可知，無論是康熙十二年的薦隱逸，還是康熙十八年的博學宏詞科舉試，兩次舉薦都籠罩在平三藩的陰云中。平三藩的的行動從戰略上看是整體的，但在執行中卻又是具體的。每項諭令的頒布與執行都服務于“平定”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