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李達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比分析

　　梁啟超在20世紀初開始研究社會主義, 并將“社會主義”一詞引入中國, 李達也是早期傳播社會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兩人為尋求救國道路而研究社會主義, 都對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充滿向往, 但對社會主義的建立條件和方式卻存在很大差異。這些差異既與他們對社會主義內涵的不同理解有關, 也與他們接納社會主義的原因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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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 英國哲學家羅素應邀來華講學, 他認為當時的中國產業不發達, 尚不存在階級差別,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興辦實業、發展經濟, 而不是建立社會主義。這一觀點得到張東蓀和梁啟超的肯定, 卻遭到李達等早期共產黨人的批判, 由此掀開了第二次“社會主義”論戰的序幕。梁啟超在1921年4月給張東蓀的書信《復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中闡述了自己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國情的看法, 他肯定社會主義思想, 但目前中國尚不具備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 必須首先發展資本主義。李達作為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代表之一, 于1921年4月8日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一文, 公開批判梁啟超是“明明主張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1]。李達認為, 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應該要采取“直接行動”[1], 這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種非妥協的階級斗爭手段”[1]。重新審視梁啟超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李達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融合與沖突點, 如同回到百年前, 重新感受五四時期思想交鋒的激烈與復雜, 感受愛國主義救亡圖存的鏗鏘熱情。

　　一、梁啟超與李達社會主義思想的緣起

　　(一) 梁啟超“大同式”的社會主義

　　梁啟超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研究社會主義, 1904年2月他在《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者, 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 概括其最要之義, 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 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4], 并指出“中國古代井田制度, 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4]。由此可見, 梁啟超能接受社會主義, 與其包含了中國古代的傳統思想分不開。而且, 梁啟超深受其老師康有為“大同思想”的影響, 曾在《南海康先生傳》中說:“先生之哲學, 社會主義派哲學也……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4]所以, 從思想來源來看, 梁啟超的社會主義是有選擇的社會主義, 是等同于大同社會的社會主義, 是選擇了與自己觀念相似的社會主義思想, 與真正的馬克思式的科學社會主義仍有差別。

　　(二) 馬列原著對李達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

　　雖然李達也受到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的影響, 他之所以能接受社會主義主要歸功于對他影響最深的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原著。1918年5月, 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李達作為“留日學生請愿團”代表, 同北京大學等學生發起了請愿示威運動。請愿的失敗使李達認識到政府的懦弱無能和革命的迫切性, 只有采取堅決的革命手段才能救中國。五四運動后, 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 中國出現了實行社會主義的階級力量, 這使李達看到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行性。1919年, 李達放棄實業救國的幻想, 棄理從文, 兩渡日本, 師從日本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河上肇。李達精通日語、英語、德語, 廣泛研讀馬列原著, 因此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解全面, 更為激進。

　　二、梁啟超與李達的社會主義思想交鋒

　　梁啟超和李達都是基于國情時勢, 為尋找救國道路而轉向社會主義。雖然兩人都贊成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 但對當時是否具備社會主義的建立條件和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看法卻截然不同。因此, 兩人在“社會主義”論戰中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和批判。其爭論焦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 近代中國是否存在無產階級

　　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缺乏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基礎———無產階級。梁啟超所認為的無產階級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下, 在城市中喪失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 并被資本家雇傭的一類群體。由于中國民族產業實力弱小, 參與產業生產的工人人數較少。他也把被國外洋貨排擠的失業手工業者, 以及眾多農民歸為不從事工業生產的游民, 認為中國尚且沒有大量勞動者存在。所以必須“以多數人取得勞動者地位為第一要義”[7], 中國的當務之急不是尋求勞動者地位的改善, 而是如何使失業變為有業。因為“必有資本階級然后有勞動階級”[7], 只有先增加資產階級數量, 優先發展資本主義, 才能壯大勞動者隊伍, 壯大無產階級力量。

　　相反, 李達將手工業破產者歸為失業勞動者, 認為“中國是勞動過剩, 不能說沒有勞動階級, 只不過是沒有組織罷了”[1], 中國已經有龐大的社會基礎, 已經可以組成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 已經具備發展社會主義的階級條件。

　　(二) 社會主義的建立方式

　　梁啟超認為中國要抗衡的是外國資本家的剝削和洋貨對中國經濟沖擊, “須向外國資本家算賬”, 而不是對中國民族資本家的討伐。民族資本家的產業相較于國外規模小, “尚不配作掠奪者”[7]。唯有獎勵資本家, 鼓勵資本家發展實業才能使其增強抵抗外國侵略的經濟實力。同時, 在分配方面, 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弊端在中國再現, 可以通過“矯正”和“疏泄”的手段, 要求資本家“喚起其覺悟使常顧及勞動者之利益”[7], 以此來縮小貧富兩極分化, 緩和勞資矛盾, 并“設法使生產事業……蛻變為社會公共事業”[7]。

　　李達則認為社會主義必須使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 要“為無產階級謀幸福”, 必須“開發生產事業”[1]。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不受政治力支配”[1], 自由競爭下必然導致生產無政府和經濟恐慌。而且, 20世紀初的世界, 資本已無國界,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并不會因為矯正和疏泄而消失和隱藏, 資本主義是“社會的病”, 社會主義才是“社會健康的標準”[1]。社會主義下“一切農工生產機關, 概歸社會共有, 共同勞動制造生產物, 平均消費”[1], 無產階級才能不受壓迫、按需生產、平均分配, 成為整個社會生產過程和結果的主人, “打破經濟的束縛, 恢復群眾的自由”[1], 從而恢復人類真正平等的狀態, 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所以, 梁啟超反對暴力革命, 希望通過社會分配政策的不斷改善和無產階級權利的不斷獲得逐步平穩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是發展為社會主義至關重要的過渡階段, 必須完成產業發達、無產階級壯大的歷史任務, 贊成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國家才能產生, 這一點同馬克思的觀點不謀而合。而李達則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剝削本質不會因為增加勞動者的福利而消除, 要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和幸福, 必須以革命的暴力方式立即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發展保護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

　　綜上所述, 梁啟超和李達的根本分歧點在于當時的中國是否具備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 以及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梁啟超重生產、重效率, 認為生產要先于分配, 注重從生產力的角度闡述當時建立社會主義的不可能性。李達重分配、重平均, 更加追求經濟上的平等地位, 并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論證社會主義的合理性和優越性。這也是導致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出現分歧的根本原因。

　　三、梁啟超與李達社會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梁啟超從維新變法開始, 到提出社會主義的建設方案, 不管思想如何變化, 對中國社會的改造基本保持溫和平緩的改良態度。他不贊成暴力革命, 這也許與其作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關。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僅限于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 對社會主義的發展狀態也尚處在“土地歸公”“資本歸公”[18]等較為淺顯的階段, 片面地將社會主義理解為尋求勞動者地位的改善, 而不是使勞動者成為社會的主人, 曲解了社會主義的真正含義, 這也是其局限性所在。筆者認為, 梁啟超并不是真正地信仰社會主義, 把社會主義視為梁啟超大同理想實現的工具更為合理。從梁啟超保護本國資本家來看, 他的思想主張都是從民族大義出發, 試圖將民族大義與社會主義相結合, 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更高于他對社會制度的考量, 與其說他是溫和的改良派, 不如說他是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者。

　　李達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代表了我國早期共產黨人的普遍觀點, 認為俄國能取得社會主義勝利, 中國同樣也可以通過“直接行動”超越資本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 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更偏激和片面。意識形態的堅決對立致使我國早期的共產黨人并未看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優勢和作用, 直到1924年國共合作時才提倡要聯合民族資本家, 這也不得不佩服梁啟超對中國問題的全面把握。李達對社會主義的選擇受到理想主義和革命熱情的推動, 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只限于生產關系層面, 忽視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決定性作用, 夸大了人的勞動和主觀能動性, 認為只要在生產關系上保證公有制, 分配上保證公平即是社會主義社會。落后的生產力和先進的生產關系無法融合, 必然導致生產破壞和經濟崩潰, 這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得到了印證。

　　四、結語

　　從百年后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形勢來看, 梁啟超的觀點似乎與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政策很相似, 但這并不代表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錯誤的或不合時宜的, 只能說明梁啟超對中國國情的認識相對來說更客觀穩重, 富有遠見。更準確地說, 梁啟超提出了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在和平時期建設社會主義的優良方案, 但在近代內憂外亂的動蕩環境中并不可行。軍閥連年混戰, 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社會不穩只能使梁啟超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案成為一種空想。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有4億勞苦大眾, 僅憑少數資本家是根本無法挽救中國的。近代中國80%以上是農民, 即使在城市里, 參與產業生產的工人也達200余萬, 思想的解放、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壓迫使勞動者對自身權利的追求越來越渴望。社會主義政策主張廢除私有財產, 實現社會公有, 迎合了我國當時社會的普遍訴求, 社會主義所構造的美好愿景也激發了無產階級抗擊外來的決心和信心。由此可見, 挽救中國危亡命運的社會革命更需要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作精神支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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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梁景和.梁啟超與社會主義學說[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05, (4) :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