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對農民收入的沖擊及應對

　　摘 要：在鄉村振興戰略中，農民收入是關鍵一環。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研究發現：農民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受疫情影響不大，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下降明顯。 通過交叉分析，得出疫情前后收入變化樣本在職業、學歷水平、主要收入來源等三個方面均呈現出差異性。 為了確保農民收入持續增長, 盡可能減小新冠疫情對農民收入造成的損失，政府、企業等相關主體要在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個方面采取針對性措施，精準提高農民收入。

　　周哲; 周秋瑩; 鄭若楠; 黃聰; 邵菁; 華娜，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8-31

　　關鍵詞：新冠疫情;農民收入;交叉分析

　　一、引言

　　2020 年是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重要之年，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我國經濟發起了一次重大的挑戰，也對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帶來了一定的影響：農民收入得不到具體的保障。 雖然貧困地區的財政投入不斷加大，農村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難度仍然在顯著增加。 這對我國實行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運用交叉分析的方法，研究疫情對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以及財產性收入的影響。 針對疫情前后各項收入的變化情況，從政府、農民等主體著手，提出緩解疫情對農村居民收入沖擊的建議措施。

　　二、新冠疫情影響農民收入的機制分析

　　由于新型冠狀病毒存在傳染性高、 潛伏期長的特點，防控難度大，為避免人員聚集和大規模流動，全國多地先后做出了交通封鎖、人員隔離和財政扶持等防控措施。 結合整理的文獻資料和總結的新聞、政策，疫情對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影響顯著，對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影響甚微。

　　(一)交通封鎖

　　受新冠肺炎的影響，各地政府采取防控措施，封閉交通，導致農村居民外出務工受阻， 進而導致居民工資性收入下降。 同時在交通封鎖的情況下，農村居民銷售農產品不暢，進而導致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下降。

　　(二)人員隔離

　　在新冠肺炎影響下， 各地采取人員隔離的防控措施，人口流動中斷，導致個體戶暫停營業和鄉村旅游暫停，使得農村居民的家庭經營性收入下降。 另外，人口流動中斷，貿易受到影響，大量訂單取消，導致企業經營停止，疫情期間破產，從而間接導致農民工失業，使得他們的工資性收入下降。

　　(三)政府支持

　　在新冠肺炎影響下，各地政府也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對農村進行財政等方面的支持， 進而使得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上升。但轉移性收入在居民主要收入中占比較小，對居民收入變動影響較小。

　　三、各因素和疫情前后收入變化交叉分析

　　通過閱讀相關文獻，經過實地調研，選取性別、年齡、職業、學歷水平、家庭人口數、家庭的勞動力人口數、疫情前的月收入水平、疫情后月收入水平、疫情前工作地點、主要收入來源共 10 個可能會影響疫情前后收入變化的因素與疫情前后收入變化作交叉分析(卡方檢驗)，探究收入變化對于各因素的差異關系。

　　疫情前后收入變化樣本對于性別、年齡、家庭人口數、家庭的勞動力人口數、 疫情前的月收入水平、 疫情后月收入水平、疫情前工作地點共 7 項不會表現出顯著性(p>0.05)，意味著疫情前后收入變化樣本對于這 7 項均表現出一致性， 且沒有差異性。 另外疫情前后收入變化樣本對于職業、學歷水平、主要收入來源共 3 項呈現出顯著性(p<0.05)，意味著疫情前后收入變化樣本對于這 3 項均呈現出差異性。

　　疫情前后收入變 化 對 于 職 業 呈 現 出 0.01 水 平 顯 著 性 (chi=25.204，p=0.001<0.01)。 通過百分比對比差異可知，收入不變選擇政府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比例 51.61%，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22.22%。 收入增加選擇政府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比例 33.33%，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22.22%。收入增加選擇商業、服務業人員的比例 44.44%，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34.81%。 收入減少選擇商業、 服務業人員的比例 40.00%， 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34.81%。 商業、服務業人員依賴交通和流動人口，疫情由于交通封鎖、強制隔離，使該行損失最大。 部分工商業在疫情期間利用互聯網進行網絡銷售或者抓住風口進行創新， 收入具有一定的增加。政府或者事業單位人員收入穩定，其收入并不依賴流動人口，受疫情沖擊較小，收入大多不變或增加。

　　疫情前后收入變化對于學歷水平呈現出 0.05 水平顯著性(chi=15.157，p=0.019<0.05)。 通過百分比對比差異可知，收入減少選擇初中水平及以下的比例 46.32%，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37.78%。 收入增加選擇本科水平的比例 55.56%，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25.19%。 收入不變選擇本科水平的比例 35.48%，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25.19%。 學歷一定程度上和職業掛鉤。 初中水平及以下的農民受學歷限制，主要從事服務業和務農，這兩類職業受疫情影響，收入下降明顯。該學歷水平限制了農民在理財上的視野，對財產性收入缺乏有效管理，同時也限制農民有效利用互聯網增收，在疫情期間處于坐吃山空的狀態。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農民從事政府事業單位職業居多， 該類職業收入穩定，在疫情期間收入不變。同時較高的學歷使這類農民接觸理財較多，能合理進行投資增收。該類農民也能很好的接受和利用互聯網打開銷路或者創收，在疫情期間增加自己的收入。

　　疫情前后收入變化對于主要收入來源呈現出 0.01 水平顯著性 (chi=17.673，p=0.007<0.01)。 通過百分比對比差異可知，收入增加選擇工資性收入的比例 77.78%，會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57.78%。 收入不變選擇工資性收入的比例 74.19%，會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57.78%。 收入減少選擇經營性收入(開店、務農等)的比例 45.26%，會明顯高于平均水平 35.56%。 從時間上看，疫情暴發于新年前后,正是服務型行業的旺季。 疫情封城 ，導致經營性收入群體(開店、務農等)無法營業，失去收入來源。 解封后消費者對外出的畏懼致使經營性收入行業顧客銳減，收入長期低迷。工資性收入群體在疫情期間可以采取線上辦公，解封后回崗就業。 疫情對該類收入的影響較小，甚至風口行業收入會增加。

　　四、政策建議

　　(一)工資性收入方面的措施建議

　　12.82%的被調查者認為是企業倒閉導致失業，46.15%的被調查者認為是企業停業或經營狀況差導致工資減少。 因此對于小微企業，政府要做到及時有效減稅降費，支持小微企業的發展;與各機構企業聯合采取措施，做到平穩、有序、合理地推動各機構企業落實好復工復產工作; 幫助機構企業優化自身服務鏈條，全方位共同發展。對于企業和員工在復工復產過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政府也應及時做好相應的規劃，協調各機構企業有效開展復工復產工作， 讓經濟運行盡快回到正軌。企業也要積極響應政府出臺的多項政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落實復工復產工作，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在原有的員工保障條件基礎上，新增相關員工保障政策，將個人的權益維護到底，為員工提供更加穩定的保障。 此外，企業應該抓住疫情的風口，優化業務內部管理制度，合理規劃業務鏈條，在生產、消費等多方面進行轉型升級，擴大經營范圍或者擴展經營業務，使自身無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都能夠穩定的運行。 同時金融機構要在信貸方面支持小微企業資金， 使得小微企業資金鏈條有效運轉，有助于經濟的恢復，也有利于就業機會的增加。

　　12.82%的被調查者認為創業或轉行導致收入增加。 這次疫情的爆發導致大多數農民收入下降，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大多數農民從事的都是線下生產、投入大、產出低的職業。 針對此種情況，農民要學會利用政策，瞄準大環境。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不斷學習新的技能，提升自身文化素養，向技能型農民轉變，從而盡快適應疫情出現的新興產業的技能要求。

　　28.21%的被調查者認為交通管制導致無法外出就業，針對此情況， 各地政府可以調查當地農民返工地點及時間等情況，安排需求相近的農民統一前往目的地。同時政府可以簡化疫情管制通行證審批程序，為外出務工農民提供外出便利。

　　(二)經營性收入方面的措施建議

　　4.17%的農民抓住了風口， 在疫情期間通過賣口罩等防疫物品來增加自身收入， 該比例與疫情對農民收入影響為正的人數比例分布大致相符。

　　25%的農民認為是交通管制，暫停營業導致其收入減少， 27.08%的農民表示疫情期間客流量減少導致旅游收入降低， 12.5%的農民認為是農產品銷路受阻導致其收入減少。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 政府通過采取交通管制等措施來控制疫情傳播，將受災范圍最小化，該措施在有效控制了疫情傳播的同時也帶來了負面經濟影響。對于自主經營者，政府可以適當減免租金和稅收， 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一類農民的生產成本，從而減輕經營壓力。低風險地區對于疫情防控的命令不能層層加碼，而要給予民眾信心，讓他們敢于出門消費，從而增加自主經營者的客流量。疫情期間，政府還應加大對農民的財政支持，對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實行支持價格政策，對農戶實行收入補貼政策。 政府還應該建立臨時性農業經營主體保護政策的“綠色通道”，即在新冠疫情期間，由于種種客觀原因，對于由鄉鎮政府擔保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先享受政策，待事后再補程序。 農民自身要學會順應互聯網時代， 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電商平臺等技術手段，開展網絡電商業務，通過網絡直播或線上線下同步運行的方式，多渠道穩定收入來源，提升經營性收入。 疫情防控帶來的交通障礙使得部分農民農產品銷售停滯，無法為來年農業的發展提供基礎的資金，還需要金融機構配合政府相關政策，給予農業資金信貸方面的支持，以補貼和政策性信貸引導龍頭企業幫助農戶， 帶動農業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現代化、規?；l展。

　　(三)財務性收入方面的措施建議

　　25%的人表示自己因為土地轉租或承包使收入增加。 農民因為外出務工增多或者是年齡增加勞動力下降， 導致農田閑置。為應對此種情況，部分地區可以通過農村合作社等形式承包農民的閑置土地，付給農民租金或者分紅，有效帶動農民增收。

　　25%的人表示由于租房人數減少，導致相關收入降低。 由于疫情期間交通管制，人員流動減少，返鄉異地工作人員未能及時返崗，租房需求大幅下降。 政府可以聯合相關中介，調查整合閑置出租房屋信息，聯系集體返回工作地點的人員，針對不同租房需求安排出租房，提高出租效率。

　　50%的人表示因為經濟不景氣導致自身收入減少。 疫情期間股票、債券、基金等金融工具市場不景氣，且農民群體理財知識相對匱乏，財務收入途徑有限，導致相關財務收入減少。

　　農村居民要破除舊思想，轉變自身觀念，抓住機遇，學會順應互聯網時代熱潮，合理配置家庭資產，通過網絡等手段，了解新型投資理財工具，多方面進行投資，增加非農收入，提升收入來源。

　　(四)轉移性收入方面的措施建議

　　80%的農民因為獲得了政府救助而導致收入增加。 政府需要針對疫情設立專項救助資金，通過發放低保、救濟金等方式幫助貧困家庭。 20%的農民因為被減免了房租而減弱了疫情對其經濟的負面影響。 減免房租較為直接的方式有效緩解了疫情對農村居民收入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