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的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分析

　　[摘 要] 隨著中國人均 GDP的不斷提高，中國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是近在咫尺，而 中 國 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引起學者們的討論。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中國經濟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該文采用盧卡斯兩部門模型的思路，借鑒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推導方法，推導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進而從人力資本外溢效應角度解釋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當前中國投資率較高，人口增長率較低，勞動者用于工作的時間較長，這些都有助于提高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中國人力資本存量較大，由此決定的人力資本外溢性較大，并且中國也擁有了一些領先世界的高新技術，這些有助于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因此中國完全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下，應該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采取措施進一步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全面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李正彪; 薛勇軍，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8-19

　　[關鍵詞] 人力資本;溢出效應;高質量發展;“中等收入陷阱”

　　一、引言

　　高質量發展是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的背景下，2017年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相區別于以要素投入為主的外生增長方式，高質量發展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是創新驅動型的內生經濟增長方式，近年來注重技術進步與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式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并且技術進步與創新驅動也是實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能否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到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因此在新發展格局下，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也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1998年中國人均收入達到中下收入國家標準，2010年中國躋身中高收入經濟體行列，2019年中國人均 GDP超過1萬美元，達到1.03萬美元，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響，全球人均 GDP有一個較大幅度的下滑。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人均 GDP卻有一定幅度的增長，達到1.05萬美元，接近全球人均 GDP的水平(約1.1萬美元)，中國不斷縮小與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差距。同時，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引起學者們的討論，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就是在人均 GDP達到1萬美元以后，人均 GDP增長變得比較緩慢甚至停滯。在當前疫情影響下、在我國經濟增長動能轉變的背景下，基于前人相關研究成果，探討如何在“雙循環”新格局中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則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與學術價值。

　　相關研究成果中，以盧卡斯模型(1988年)和羅默模型(1986年、1990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其通過人力資本外溢性解釋經濟均衡增長。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固然可以克服外生經濟增長模型中技術進步不變以及規模報酬不變的局限性，但是其經濟均衡增長路徑卻不如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如索羅模型)那樣直觀。國內一些學者基于盧卡斯模型構建經濟計量模型，測算、分析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貢獻、作用。① 也有一些學者基于盧卡斯模型、羅默模型框架，推導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從而分析各投入要素、技術進步對經濟均衡增長的作用與影響，如趙 文 艷 等②采用的是盧卡斯模型的思路，賴明勇等③采用的則是羅默模型的思路，但基本上只是圍繞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行分析。新時代下我國經濟不再片面追求高速增長，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目前尚缺少研究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經濟高質量增長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關于“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不少學者從技術進步、創新等角度研究中國能否跨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李海明等④、龔剛等⑤、趙祥等⑥、寇宏偉等⑦、孫振清等⑧。胡瑩等⑨研究了新發展理念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劉哲希等瑏瑠從 “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潛在增速角度對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斷。基于這些研究成果，需要進一步從人力資本溢出效應角度出發，研究人力資本溢出效應下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總之，多數研究都基本上是圍繞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來進行，近些年來，也有些學者探討了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新時代下我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那么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與影響就有了重要的研究價值，本文采用盧卡斯模型的思路，用人力資本外溢性解釋技術進步，借鑒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推導方法，推導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進而解釋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就是為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提供理論依據，并且從目前中國經濟所處的階段來看也是具有迫切性的。

　　二、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一)模型說明與假設條件

　　以索羅模型(1956年、1957年)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得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并且分析各投入要素對經濟均衡增長的作用與影響，并且將各要素投入以外的促進經濟均衡增長的因素當作索羅殘差。但是欠缺對技術進步的來源分析，更欠缺從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的角度解釋技術進步，以及經濟體如何實現內生的經濟增長。盧卡斯的兩部門模型(1988年)、羅默的知識驅動模型(1986年、1990年)已經論證了人力資本溢出效應下的技術進步及對經濟均衡增長的作用。但是推導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卻沒有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直觀，并且對各投入要素、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外溢性對經濟均衡增長的作用與影響的解釋也是比較模糊的。

　　本文的模型分析部分，基于盧卡斯的兩部門模型框架并且采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推導方法，推導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盧卡斯模型本身所得出的經濟均衡增長路徑并不包括各因素的作用)。可以進一步分析人力資本水平、勞動者投入生產過程的時間、勞動力增長率、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投資率、勞動力增長率、資本折舊率等對經濟均衡增長的影響。其中，勞動者投入生產過程的時間、勞動力增長率、投資率、勞動力增長率、資本折舊率等因素對經濟均衡增長的影響固然比較大，但是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則相對比較小。而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就相對大得多，本文重點分析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方程式中，對其他要素的分析可以簡化，重點分析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此，各因素對經濟均衡增長路徑的分析也可以轉換成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分析。

　　在模型分析之前做出兩個假設：

　　假設一，假設市場結構中每個廠商都是價格的接受者，也就是說在既定的價格水平下每個廠商都愿意提供盡可能多的產品，而不能任意改變價格。而在要素的價格支付上，要素的價格是以其邊際產量支付的。

　　假設二，盧卡斯(1988)證明人力資本具有部門間溢出效應，羅默(1990)又證明了人力資本具有部門內溢出效應，因此本文假設人力資本具有部門內與部門間的溢出效應。

　　(二)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模型分析

　　人力資本與盧卡斯模型一樣，總產出可以這樣表示：N(t)c(t)+K(t)=AK (t)β [u(t)h(t)N(t)]1-βh-(t)γ (1)在上式中 N(t)代表勞動者，h(t)代表每個勞動者所具備的人力資本水平，u(t)代表每個勞動者投入生產過程，h-(t)γ 代表人力資本外溢性，K(t)代表物質資本投入，β代表物質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A 代表技術進步，并且與盧卡斯模型一樣，模型中的技術進步是由人力資本外溢性產生的。

　　人力資本水平h(t)的增長路徑是：h(t)=h(t)δ[1-u(t)-φ(t)] (2)其中1-u(t)-φ(t)是指每個勞動者用于學習(人力資本積累)的時間，δ為參數。與盧卡斯模型一樣，我們也認為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性，這個外溢性用h- (t)γ 來表示，當γ=0時，外溢性不存在，當γ﹥0時，存在外溢性。式中參數δ﹥1，因為只有δ﹥1，才能保證h(t)/h(t)增長有倍數大于1-u(t)-φ(t)增長的倍數。也正因為如此，才能保證方程(1)中人力資本積累具有外溢性，即方程式(1)中的γ﹥0，才能實現內生的經濟增長。很顯然方程式(1)中人力資本的外溢性是本文的模型成為內生增長模型的關鍵因素。同理，與盧卡斯模型一樣，人力資本溢出效應h-(t)的大小取決于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積累速度越快，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就越大。

　　通過建立當期值哈密爾頓函數，推導出人力資本均衡增長路徑，當期值哈密爾頓函數為：F1 =N(t)1-σ [c(t)1-σ +aφ (t)1-σ] (3)上式中 N(t)、φ(t)、c(t)代表的經濟意義見(1)式，σ代表風險厭惡系數，a代表常數項。將(1)式代入(3)式，可以得到F1 =AK (t)β [u(t)h(t)N(t)]1-βh-(t)γ -K(t)(1-σ)c(t) [c(t)1-σ +aφ (t)1-σ] (4)讓F1 分別對c(t)、φ(t)、u(t)求導，并且等于零，再經過一系列的轉換和推導，就可以得到人力資本均衡增長路徑方程式：

　　h(t)h-(t)γ 1-β =N (t)β 1-β [c(t) φ(t)] σ 1-β [u(t)K(t)] β 1-β (5)上式中被解釋變量既包含人力資本水平h(t)也包含人力資本的外溢性h-(t)，這也符合本文人力資本具有部門內溢性的假定。從上式中可以看出，人力資本水平h(t)及其外溢性h-(t)的大小和勞動者投入生產過程的時間u(t)、人均消費c(t)、勞動者 N(t)正相關，但是和物質資本投入 K(t)、勞動者用于閑暇的時間φ(t)負相關。

　　將(1)式經過整理以后，可以將總產出表達式變換成下式：Y(t)=K (t)β [A-(t)H-(t)]1-β (6)其中，A-(t)=[Ah-(t)γ]11-β ，代表人力資本外溢型技術進步，H-(t)=u(t)h(t)N(t)，代表生產型人力資本，Y(t)代表產出，K(t)代表物質資本投資。將k～(t)=K(t)/A-(t)H-(t)，y～(t)=Y(t)/A-(t)H-(t)代入(6)式，那么(6)式變為：y～(t)=k～(t)β (7)則資本積累方程式為：k～(t)=sKy～- (n+A(t)A(t)+d)k～(8)其中sK 、n、A(t)A(t)、d分別代表物質資本投資率、勞動力增長率、技術進步、折舊率。

　　將(7)式代入(8)式中，并且令k～(t)=0，再經過相應的變換，可以得到經濟均衡路徑方程式：y(t)* =u(t)h(t)[Ah-(t)γ]11-β sKn+A(t)A(t)+d烄烆烌烎 β 1-β (9)

　　在盧卡斯的兩部門模型(1988年)里，推導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沒有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直觀，并且對各投入要素、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外溢性對經濟均衡增長作用的解釋不如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清晰。本文采用盧卡斯模型的思路，用人力資本外溢性解釋技術進步，借鑒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推導方法，推導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方程式，進而可以解釋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9)式即為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方程式。但是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關鍵也在于中國經濟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因為高質量發展是創新驅動型(在熊彼特關于創新理論研究的影響下，學術界通常將技術變革分為發明、創新和擴散3個階段，因此技術進步也涵蓋了創新)的內生經濟增長方式。

　　相比起勞動者投入生產過程的時間、勞動力增長率、投資率、勞動力增長率、資本折舊率等因素而言，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要相對大得多。從(9)式可以看出，人均產出與每個勞動者所具備的人力資本水平h(t)和人力資本的外溢性h-(t)正相關。技術進步是通過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外溢性來體現的，因此人均產出與技術進步也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很顯然，近些年隨著中國各級教育資源投入的加大以及醫療保健等投入的加強，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也在加快，而人力資本積累速度越快，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就越大，也會促進技術進步。這些都會有利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值得一提的是，(9)式中人均產出又與技術進步率 A(t)A(t)負相關。這主要是因為現實經濟中技術落后的產業實際產值增長停滯甚至增長負增長，而技術先進的產業實際產值增長率比較高。但是由于技術落后的產業其產值占比比較低，因此，從總體上看技術進步會促進人均產出的提高。

　　三、經濟高質量發展助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一)基于模型推導結果的各國人均收入差異的解釋

　　用勞動力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方程式可以對世界上各個國家人均收入的差異進行合理解釋。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通常有較高的投資率，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比如：勞動者人均受教育年限高、勞動者技能水平高等)，較低的人口增長率以及擁有高新技術(專利)比較多，勞動者用于工作的時間也較長等。① 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窮國)通常有較低的投資率，較低的人力資本水平(比如：勞動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低、勞動者技能水平低等)，較高的人口增長率以及擁有高新技術(專利)比較少，勞動者用于工作的時間也較短等。

　　當前中國投資率較高，人口增長率較低，勞動者用于工作的時間較長，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由此決定的人力資本外溢性較大)、并且中國也擁有了一些領先世界的高新技術這些都有助于提高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其中投資率、勞動者用于工作的時間等雖然對經濟均衡增長的影響比較大，但是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則相對比較小。而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不僅影響經濟均衡增長，而且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國(地區)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二)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解釋

　　2020年在全球人均 GDP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中國人均 GDP逆勢增長，達到1.05萬美元，接近全球人均 GDP的水平(約1.1萬 美 元)，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0年 國 際 上 人 均GDP處于這一水平的可以和中國進行比較的國家有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國。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居民生活水平也比較接近，可以從人均住房面積、人均肉食量、人均汽車擁有量等幾個指標對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居民生活水平進行比較。人均住房面積上中國與上述國家相差不算大，中國人均住房面積約40平方米左右，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國人均住房面積也在25～40平方米之間;人均肉食消費量上，中國與墨西哥人均肉食消費量是每年60公斤，土耳其人均肉食消費量約為中國的一半。俄羅斯、巴西人均肉食消費量大約是七八十公斤，不過這也與我國飲食習慣與俄羅斯、巴西不同有關系;千人汽車擁有量上，中國大約170～180輛之間，略低于土耳其，顯著低于俄羅斯、巴西、墨西哥(這些國家千人汽車擁有量在350輛左右)，不過也要考慮到中國高鐵比較普及，居民出行喜歡坐高鐵等交通工具的因素。但是這些國家自從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經濟增長變得比較緩慢甚至停滯。尤其是俄羅斯、巴西于2013年人均產值一度分別超過高收入國家門檻20%、3%，但是此后經濟增長陷于停滯，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能，重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②

　　那么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中國投資率較高(近幾年在1/3以上)，中國人口增長率較低(近幾年控制在0.5%以內)，勞動者用于工作的時間也較長，這些都有助于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提高中國人均收入水平。

　　如前所述，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外溢性、技術進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比較大。中國人力資本存量較高，據《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2018)———科技人力資源的總量、結構與科研人員流動》數據，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10154.5萬人，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國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也決定了較大的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由于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中國在技術創新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下中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移動支付、共享經濟、云計算、區塊鏈等領域已經處于國際領先地位，中國的產業結構相對合理，并且制造業相對比較發達，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在新發展格局下，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進而實現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因此，中國經濟不僅能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而且能夠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國的產業結構相對比較單一，基本依靠出口資源為主。這必然會影響經濟增長與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實從中國的全球500強企業就可以看出來。2020年全球500強企業里中國占133家(包括港臺)，排名世界第一，并且這些企業很多都是制造業企業，另外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的互聯網公司總共有7家，其中有4家就來自于中國。而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國全球500強企業基本集中在資源領域及政府壟斷性行業。這就導致上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相對不足，經濟增長持續性難以保證。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環境上，雖然中國在整體基礎設施水平方面與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國沒有拉開太大差距，比如：中國在人均地鐵里程、人均水泥產量、人均鋼產量等方面數據都不算太突出。但是，中國在高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方面遠超上述國家。2020年 底 中 國 高 鐵 里 程(含 城 際 鐵路)已經達到3.9萬公里，高速公路里程達到15.5萬公里，這一成就也遠超發達國家位居世界第一，尤其是中國高鐵里程占世界比重達到70%。而只要中國能保持這種優勢，那么中國經濟就能持續繁榮下去，并且完全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得出的研究結論是：采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推導方法，推導出經濟體經濟均衡增長路徑，基于經濟均衡增長路徑各國人均收入差異的分析，也符合各國經濟增長的事實。因此，外生經濟增長模型的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推導方法也可以應用到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中國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也決定了較大的人力資本外溢效應，中國在技術創新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下中國的諸多先進技術已經處于國際領先地位，中國的產業結構相對合理，并且制造業相對比較發達，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因此，中國經濟能夠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能夠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此基礎上得出的啟示是：

　　其一，用勞動力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均衡增長路徑方程式可以對世界上各個國家人均收入的差異進行合理解釋。當前中國投資率較高，人口增長率較低，勞動者用于工作的時間也較長，經過多年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存量較大，由此決定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也比較大。中國也擁有了一些領先世界的高新技術，中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移動支付、共享經濟、云計算、區塊鏈等領域已經處于國際領先地位，中國的高鐵、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比較完善，因此，中國完全能夠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其二，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時期，在新發展格局下，科技創新在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科技實力也是形成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緊緊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不斷提高科技創新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并且充分利用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較為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助力我國邁入全球產業價值鏈中高端，全面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其三，“十四五”時期是“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即將開啟。總體上，“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將處于資本、勞動等“老動力”顯著減弱而高新技術、人力資本等“新動力”尚未完全成型的過渡期，并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外部環境以及經濟金融風險的影響，還需要警惕經濟增速下滑過快的風險。① 因此“十四五”時期中國人均收入達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大約1.23～1.24萬美元)比較容易，但是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面臨著很多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