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案件中維權取證困境與機制構建

　　幼兒園虐童案件頻發, 事后的維權取證對案件的公平合法處理極為重要。但在各種因素作用下, 虐童案件的維權取證卻困難重重, 導致兒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本文從法律、管理、制度及家庭等方面提出了相關的解決建議, 以保證虐童案件維權取證及時合法地進行。

　　《法律方法》是山東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法律方法論研究中心”主辦，2002年由陳金釗、謝暉教授創辦的法律方法專業研究集刊。

　　近年來, 幼兒園教師虐待兒童事件頻繁發生, 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如:太原市某幼兒園一名教師因學生不會做算術題向其面部狂扇幾十個耳光;溫嶺某幼兒園教師強行揪住一名幼童雙耳向上提起并錄取視頻;上海某親子園教師毆打兒童并強迫兒童吞食疑似芥末物體等等。在我們關注虐童事件頻頻出現的同時, 還應留意事件的解決方式及結果, 截止到目前, 大部分被曝光的幼兒園虐童事件均以“園方如出一轍的公告”“涉事教師道歉、被辭退”“當事兒童轉學”為結果草草了事, 涉事的幼兒園及教師究竟有沒有承擔起相應的法律責任我們無從而知。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必須取得新進展的七項民生要求, 其中位于首位的就是“幼有所教”, 與此同時,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實, 也讓幼兒園教育事業面臨著巨大的機遇與挑戰。類似幼兒園虐童事件屢屢發生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在加強預防的同時也應提高維權意識, 但目前, 針對該類事件的取證制度還不夠完善, 維權過程中常常因證據不足而使兒童得不到應有保障。

　　一、虐童案件中維權取證困難的因素

　　(1) 兒童因素。首先, 兒童維護本身合法權益意識較薄弱, 對于個別教師作出的種種虐待行為無法體會到其違法性, 加之對教師職業的盲目認同感, 更有甚者, 兒童會受到個別教師口頭上的威脅、恐嚇, 所以他們無法正確表述受害過程。其次, 兒童受虐后有一定的羞恥心理, 特別是涉及敏感部位的問題, 他們并不愿意將被虐待的問題公開或是不能完整表達出受虐待的過程。[1]第三, 兒童, 尤其是幼兒園低齡兒童認知能力、表達能力有限, 導致家長不能及時從兒童的言語表達中獲取有效的信息, 這便使取證工作難以深入進行。

　　(2) 家長因素。目前, 很多家長不知道如何與兒童進行有效的溝通, 尤其在偏遠地區, 家長往往關注的是兒童在學校是否學到東西, 是否吃飽穿暖, 而對于兒童身體、行為及心理方面出現的變化關注較少, 對于教師虐待兒童事件的警惕心不高, 導致不能及時發現兒童受虐事實。即便家長之后能夠發現兒童身體及心理的變化, 也無法進行行之有效的取證工作, 曾有報道稱, 一家長發現兒童行為有異常, 為明確事實, 不得不將錄音筆放入兒童書包內進行偷聽。這樣一來, 家長發現侵害時往往距侵害發生時間較長, 這就給執法機關辦案取證帶來困難。

　　(3) 園內因素。從目前已公開的數據來看, 民辦幼兒園中發生虐童事件要遠遠多于公立幼兒園, 究其原因, 民辦幼兒園教師普遍學歷較低, 甚至部分教師不具備幼兒教育專業知識, 這樣一是教師隊伍整體素質較低, 二是很容易造成教師隊伍人員流失, 使事后的取證維權難上加難。

　　盤點過去種種虐童事件, 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是園方在事發后的推卸責任。從各類報道來看, 當家長懷疑幼兒園有虐童事件發生時, 負有舉證之責的園方對于家長調取監控等視頻證據的要求拒不配合, 且幼兒園虐童事件曝光后往往都是幼兒園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 開除涉事教師, 出具一份如出一轍的公告等等。園方在事發后以這種推諉之詞應付公眾的做法加劇了維權取證工作的困難程度。

　　二、建立有效的虐童案件維權取證機制

　　首先, 健全保護兒童的相關法律。美國為防止此類事件頻發從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保障兒童利益, 如:頒布《兒童虐待預防和處理法》, 并且不斷持續修訂完善[2];成立了兒童福利局專門處理兒童問題, 并且制定強制報告制度以盡早發現兒童虐待行為[3]。我國也可根據國情采取適當措施, 如完善保護兒童預防機制, 完善虐待兒童法律, 并且成立專門的兒童保護機構, 主動走訪各幼兒園、家庭, 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可借鑒美國強制報告制度, 任何人在發現有可疑虐童現象時都有向相關部門報告的義務職責, 這樣一來對于施虐者是一種警示, 二來又能及時發現問題并做好取證工作。

　　第二, 利用好現代視頻監控技術。不論對家長而言還是對兒童來說, 幼兒教育師資固然重要, 但安全才是最主要的問題。隨著網絡監控技術的不斷革新, 遠程視頻監控成為幼兒教育安全保障的有效輔助工具。幼兒園設置并開放視頻監控系統, 可以讓家長對孩子在園內的情況有具體了解, 同時, 通過視頻監控, 孩子的安全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遇到突發狀況時可作為證據進行究責。但目前仍然有較多幼兒園沒有監控或者不開放監控, 這也為維權取證帶來一定的困難。筆者認為, 盡可能多地開放視頻監控, 會使事后的維權取證更加及時更加準確, 也會從根源上杜絕一些虐童事件的發生。

　　第三, 加強幼兒教師的規范管理。從虐童事件本身來看, 是幼兒園教師職業道德的喪失。目前, 民辦幼兒園政府財政投入較少, 人員流動性大, 導致幼兒園教師在職業道德及專業素養上與公立幼兒園有較大差距[4], 在實際工作中容易將自身負面情緒帶給兒童并造成嚴重的身體及心理傷害, 且不易于將來的取證調查工作。筆者認為, 要杜絕這類情況的發生應該提高幼兒教師的職業道德以及專業素養, 并嚴格審查幼兒園教師的執業資格, 同時提高教師待遇, 完善幼兒園教師職稱評定體系, 留住高水平教師, 以帶動行業的健康長遠發展。

　　第四, 家長重視與兒童之間的溝通。兒童在幼兒園過得怎么樣會直接影響到他的情緒及行為, 家長在關心“學了多少知識”“今天吃了多少飯”的同時, 應學會觀察兒童情緒及行為上的變化。當兒童表現出對幼兒園有一定抵觸心理及行為時, 當面對教師, 兒童有逃避行為時, 當兒童的睡眠習慣、飲食習慣發生大的改變時, 往往提示兒童在幼兒園有過不尋常的經歷, 此時, 家長應注意觀察兒童身體是否有異常情況, 并耐心與兒童進行語言上的溝通交流, 及時察覺是否有虐童事件發生并采取相應措施維權取證。

　　三、結語

　　幼兒園不僅是幼兒托管照看的場所, 更是幼兒社會化成長的重要場所。[5]教師的虐待對兒童產生的危害是持久的, 這種危害不僅體現在身體上, 更體現在兒童的心理上。我們不僅應該從源頭上杜絕虐童事件的發生, 同時也應該重視事件發生后的處理方式, 盡量將對兒童的傷害減到最小。只有不斷完善虐兒案件維權取證的機制, 才能保護兒童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梁菁.虐童案件引發的問題及對策分析[J].法制與社會, 2016 (6) :69-70.

　　[2]USA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What we do[EB/OL].http://www.acf.hhs.gov/programs/cb/about/what-we-do.[2016-07-25]

　　[3]陳雄.虐童事件的法律反思[J].法制博覽, 2018 (6) :155-156.

　　[4]王金金.由幼師虐童事件探究怎樣加強對幼兒教育的管理[J].創新教育, 2018 (1) :12-13.

　　[5]孫彩霞, 王麗媛.虐童事件的心理學反思[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 2018 (2) :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