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稅沖擊的我國商業銀行氣候轉型風險壓力測試分析

　　摘　要 ：在“雙碳”目標下，征收碳稅是限制碳排放的有效政策。碳稅政策可能導致金融資產尤其是商業銀行貸款面臨氣候轉型風險。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度量氣候轉型風險導致的商業銀行貸款價值損失。本文根據不同碳稅沖擊場景，采用 Merton 模型和壓力測試方法，評估氣候轉型風險對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價值的影響。研究表明 ：第一，碳稅沖擊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價值造成的損失大于股份制商業銀行 ;第二，國有銀行貸款價值損失集中的行業結構與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異質性 ;第三，碳稅價格過高將導致商業銀行貸款價值損失過高。本文基于碳稅沖擊的氣候轉型風險評估，提出如下建議和啟示 ：一是要充分發揮國有銀行的標桿作用，二是要促進各類型商業銀行之間的合作，三是要合理設計氣候政策和氣候風險管理框架。

　　于孝建; 詹愛娟， 南方金融 發表時間：2021-07-28

　　關鍵詞 ：“雙碳”目標 ;碳稅 ;氣候轉型風險 ;Merton 模型 ;壓力測試

　　一、引言

　　氣候變化是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主要挑戰(IPCC，2007 ;World Bank，2012)。如今的全球氣溫已經較前工業時代上升了大約 1 攝氏度，這對全世界經濟和生活產生了嚴重的影響(Eis 等，2019)。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的發生頻率和強度在增加，一是溫度的升高使南極的冰川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洪災的嚴重性和頻率 ;二是溫度的升高導致干旱期延長，不僅對農業產生巨大影響，也使森林火災的災情更加嚴重 ;三是海洋變暖使得熱帶氣旋、颶風和臺風頻發。為了應對這一挑戰，2015 年世界各國簽署了《巴黎協定》，嚴格控制碳排放量，目標是到 2100 年把全球溫度控制在不超過前工業時代 2 攝氏度的范圍(UNFCCC，2015)。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 CO2 排放國，約占全球排放量的 28%。習近平主席在 2020 年的聯合國大會中宣布 ：“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 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目標隨后被寫入了中國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在此背景下，研究氣候相關風險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雙碳”目標意味著我國將要向低碳的生產方式過渡。征收碳稅是限制碳排放的有效政策工具，但碳稅的征收將會給金融行業帶來氣候相關風險。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指出，氣候相關風險可分為兩類，分別通過不同途徑影響金融行業(Reisinger 等，2020)：一是物理風險，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事件頻發，洪水、颶風和臺風等災害造成公司設備、廠房和財產損失，從而引起相關金融資產的價值損失 ;二是轉型風險，對碳排放的限制和征收碳稅，會提高碳密集型行業的生產成本，加速高能耗的資產折舊，形成擱淺資產，不僅影響金融相關資產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而且造成碳密集型產品的價格上升，增加居民社會生活成本。為實現我國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征收碳稅是限制碳排放的有效政策工具，但碳稅的征收將使碳密集型行業成本上升，從而投資此相關的金融資產面臨的違約風險上升。Bouchet 和 Le Guenedal (2020)研究發現，能源、材料和公用事業部門將受到最大影響。一些中央銀行也已經開始開展旨在識別和量化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的相關性研究(Regelink 等，2017)。因此，有必要將氣候風險納入金融風險評估框架中(Draghi，2017)。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碳密集型行業的貸款。比如，中國銀行 2019 年對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貸款為 1.31 萬億，同比增長 3.15% ;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貸款為 2.53 萬億，同比增長 10.96% ;建筑業的貸款則為 0.52 萬億，同比增長 10.62%。然而，這一部分貸款面對氣候轉型風險的敞口尚未得到評估，存在低估貸款信用風險的可能，將導致銀行面臨大部分貸款的價值損失。因此，本文基于碳稅沖擊把氣候轉型風險納入到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組合中，利用 Merton 模型和壓力測試的方法，評估該風險對 2019 年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關于氣候相關風險研究主要集中碳稅影響、氣候相關風險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三方面。

　　第一，基于如何有效限制碳排放的問題展開碳稅研究。大多數研究認為碳稅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并指出政府應該征收碳稅，將碳排放對環境的影響納入金融產品定價中(Wittneben，2009 ;Qiu，2020)。張曉娣和劉學悅(2015)提出應該靈活使用碳稅和發展可再生能源兩種政策，以限制碳排放應對未來氣候變化。婁峰(2014)指出隨著碳稅稅率增加，二氧化碳減排強度邊際變化率逐漸減小。楊超等(2011)則建議政府動態調整不同部門的應繳納碳稅，從而實施有差別的征稅策略，更有效地限制碳排放。

　　第二，關于氣候相關風險的定性研究。不少研究認為，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對金融體系的影響是最緊迫和突出的問題之一。但是金融部門尚未在其投資組合管理戰略中內部化氣候風險(Ongena 等，2018)，這意味著相關資產可能會積累不必要的氣候風險敞口，從而導致價值損失。同時，金融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形成了復雜的金融網絡和風險傳播路徑，若忽視氣候風險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系統性風險(Battiston 等，2017)。我國關于氣候相關風險的研究主要從定性角度研究。馬駿和孫天印(2020)建議我國金融機構在規劃參與國內外煤電、油氣和其他高碳項目融資時，高度重視由于氣候相關因素和產能過剩等原因導致未來出現“擱淺資產”的風險，針對這些行業重點開展環境壓力測試。熊程程等(2019)提出了國際氣候投融資活動中，應將氣候風險和績效評價納入投融資評價考量。于孝建和梁柏淇(2020)建議建立風險評估體系評估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

　　第三，關于氣候相關風險的定量研究。目前定量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方法。自上而下方法是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大部分文獻是使用綜合評估模型 AIM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通 過 評 估 氣 候 變 化 對 宏 觀 經 濟 增 長、 通 脹 率 和 失 業 率產生的影響，從而估算金融資產組合面臨的相關風險(Battiston 等，2017 ;Monasterolo， 2018)。還有部分在評估碳稅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時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楊超等，2011 ;婁峰，2014 ;張曉娣和劉學悅，2015)。這種方法主要從公司角度出發，通過使用現金流折現模型和 Merton 模型(1974)測量氣候相關風險對公司資產負債表的影響，然后測算其對金融相關資產的價值影響(Monnin，2018 ;Reinders 等，2020)。這些研究方法大部分結合了壓力測試法對不同的資產類別進行氣候相關風險評估，計算氣候風險的 VaR 值(Value at Risk)或衡量其信用風險(Dietz 等，2016 ;Monnin，2018)。這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和不同的適應范圍。自上而下方法的優勢是能能夠衡量金融資產損失導致的金融系統性風險(Weyzig，2014)，但其缺點是氣候風險沖擊的渠道較為復雜。而自下而上的分析雖然未能具體測算金融碳密集相關資產的系統性風險，但是能清晰地展示出氣候政策變化如何在不同情景和時間范圍內影響部門的信用風險。因此，本文對于氣候轉型風險的評估時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

　　本研究對現有文獻有如下三方面的貢獻：第一，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從宏觀層面分析碳稅，并未具體從壓力測試的角度分析不同碳稅實施方式的差異性。本文結合我國政策目標，設置了 12 種不同的壓力測試碳稅場景，分析不同碳稅政策的實施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為政策制定者制定合適的碳稅實施方案提供參考 ;第二，本文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擴展了國內現有氣候相關風險研究。目前國內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氣候相關風險的定性研究，對氣候相關風險的定量研究現對較少，特別是缺少自下而上衡量氣候風險的理論研究。本文結合 Merton (1974)的方法，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度量了不同氣候政策對商業銀行貸款資產以及不同行業產生的具體影響 ;第三，本文研究了氣候轉型風險對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的影響。國外自下而上研究氣候轉型風險(Monnin，2018 ;Reinders 等，2020)大都把所有銀行作為單一整體研究，不適合我國具有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實際國情，不利于區分氣候轉型風險對我國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影響。本文則對此進行了更加細致的區分，以幫助我國金融機構和監管機構區分不同類型商業銀行在面對氣候轉型風險時的差異，為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提供重要參考和借鑒。

　　三、氣候轉型風險的模型構建

　　(一)碳稅沖擊的測量

　　本文采用 Reinders 等(2020)的現金流折現模型來衡量每個行業的碳稅沖擊，即通過適當的折現率，將與碳稅相關的未來一段時間(0-T)內的現金流折現為凈現值(NPVtax)。具體公式如下 ：　　　　　　　　　　　　　　　　　　　　 (1)

　　其中 ：γk,t 為第 k 個行業 t 時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rk 為第 k 個行業適用的折現率，λk,t 為調整因子，τt 為 t 時刻的碳稅。該模型假設企業隨時間會積極調整二氧化碳排放量以降低生產成本，如通過增加技術研發等投入，創新節能技術或減排技術來實現碳排放量降低。另外，該模型假設政府會隨時間調整碳稅。考慮企業在碳稅實施后將做出調整，引入了調整因子 λk,t。如企業將增加的成本轉移到產品價格中(Fabra 和 Reguant，2013 ;Smale 等，2006)，價格上漲會部分抵消生產者的稅收負擔 ;或者企業考慮產品價格上漲會縮小市場規模，降低其產量或退出市場，因而并不會把成本轉移到產品價格中，即存在零轉移。

　　計算每個行業的碳稅沖擊系數 ξk，衡量碳稅沖擊凈現值 NPVtax,k 對每個行業總資產價值 TAVk(Total Asset Value)的影響，計算公式如下 ：　　　　　　　　　　　　　　　　　　　　　　　　　 (2)

　　(二)基于 Merton 模型的損失系數

　　在標準的 Merton(1974)模型中，企業債務的市場價值 MVD 可以寫成其無風險價值減去一個看跌期權(標的資產是資產價值，執行價格為債務面值)，即 ：　　　　　　　　　　　　　(3)其中：N(·) 表示正態分布概率，Vt 為 t 時刻資產價值，L 為債務面值，T-t 為剩余到期時間， σV 為資產價值的波動率，r 為無風險利率。

　　根據資產負債關系，t 時刻資產市值和股權、債務的關系滿足公式(4)，且假定資產價值遵循幾何布朗運動，則企業股票的波動率 σE 由公式(5)式得出 ：　　　　　　　　　　　　　　　　　　　　　　　　　 (4)　　　　　　　　　　　　　　　　　　　　　　　　(5)在引入政策(碳稅)沖擊后，資產價值發生損失，根據碳稅沖擊系數 ξ，得到沖擊后剩余的資產價值 Vt * 為 ：　　　　　　　　　　　　　　　　　　　　　　　　　 (6)把公式(6)代入公式(3)，得到沖擊后的債務市場價值為 ：

　　公式(7)等式兩邊同時除以 Le-r(T-t) ，同時定義杠桿比例 R=L / V，則 ：　　　　　　　　 (8)因此，債務價值在碳稅沖擊前后的比值為 ηD， δD 為碳稅沖擊后的損失系數 ：　　　　　　　　　　 (9)　　　　　　　　　　　　　　　　　　　　　　　　　　(10)根據公式(3)、(4)和(5)可以求得資產價值 Vt 和資產價值的波動率 σV。

　　(三)商業銀行貸款的市場價值損失

　　為計算得到商業銀行市場價值損失，可以利用上述 Merton 模型進行建模，計算得到氣候轉型風險下每個行業的債務的損失系數 δD,K，與該商業銀行在各行業的貸款暴露 exposureD,K 的乘積，得到市場價值的總損失 TMVL(Total Market Value Loss)：　　　　　　　　　　　　　　　　　　　 (11)其中 ： 。

　　四、壓力測試場景選擇

　　本文結合現有研究和我國碳排放目標，設置壓力測試場景。Stiglitz 等(2017)表明，全球變暖控制在 2 攝氏度以下所需的隱含 CO2 價格估計到 2030 年約為 15-360 美元每噸，以及到 2050 年為 45-1000 美元每噸。我國的碳排放目標為 2030 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到 2060 年實現碳中和。我國財政部建議，到 2020 年碳稅的稅率可提高到 40 元每噸。而環保部規劃院課題組則建議，每噸二氧化碳排放到 2020 年可以征收 50 元。因此，本文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碳交易權系統的均價等設置碳稅分別為 50 元每噸，100 元每噸和 150 元每噸三種價格，具體如表 1 所示。在每種的碳稅價格下，再細分為四種具體情境。

　　首先，第二列中有“緊急”和“線性增加”兩種情況。其中 ：“緊急”表示激進式地實行碳稅征收。該情況下稅收征收是立刻執行，將會對碳密集型行業帶來巨大的沖擊，導致大量的擱淺資產，加速資產折舊，同時提高相應產品的價格，對低收入的居民生活也造成巨大影響。“線性增加”表示循序漸進式地實行碳稅征收。稅收是 10 年內逐年線性增長到目標值，到達目標值后則停止保持該值不變，這將給該行業足夠的適應性時間，促使碳密集型行業轉型。

　　其次，第三列中有“無轉移價格”和“轉移 50%”兩種情況。其中 ：“無轉移價格”表示碳稅的成本并不會轉移到產品中。因為如果產品價格升高，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下降，產品的市場份額也隨之下降(Szymanski，1993)，為了保持市場份額一些行業不會采取升價策略。 “轉移 50%”表示 50% 碳稅成本轉移到產品中。現有文獻研究，碳稅的成本會有 50% 轉移到產品中(Fabra 和 Reguant，2014 ;Smale 等，2006)，并且企業價格調整的成本相對較小，是企業維持利潤的最優選擇。

　　對于所有場景，我們假設碳稅沖擊無法預期，同時碳稅政策的出臺不會影響市場對后續氣候政策的預期，因為不斷變化的預期可能改變各行業未來的資產市場價值，從而影響債務的市場價值波動。綜上，一共設置了 12 種不同場景進行壓力測試，這些場景具備極端性和合理性，可為金融行業的風險管理和監管機構提供參考。

　　五、氣候轉型風險壓力測試分析

　　(一)數據的選擇與處理

　　根據商業銀行對不同行業的貸款暴露數據，選擇以下 5 個細分行業，包括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這些行業的選擇主要參考 Battiston 等(2017)、Vermeulen 等(2019)的研究方法。從各行業碳排放量的具體情況看，上述行業被稱為“對氣候轉型敏感行業”。

　　1.商業銀行的敞口數據

　　采用 2019 年 6 家國有銀行和 12 家股份制銀行對氣候轉型敏感行業的貸款總額進行衡量。數據來源于 Wind 宏觀數據庫和銀行的年度報告，缺失數據根據 2018 年的貸款占比推算。從這五個對氣候轉型敏感行業的貸款數據來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主要集中的前三個行業分別是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制造業和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數據詳見表 2。

　　2.碳稅沖擊系數的數據處理

　　2000 年至 2017 年，各行業的碳排放量數據來源于 Wind 宏觀數據庫，完整數據詳見表 3。以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長率為基礎，推算各行業 2019 年的碳排放量，其中采礦業，制造業和建筑業保持每年 3% 的增長率，而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的增長率為 4%，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增長率為 7%。因為假設 2019 年剛開始實施碳稅政策，2020 年企業沒能來得及調整，仍保持以上碳排放的增長率，從 2021 年開始碳排放量開始減少，直至未來 10 年，即 2030 年。據各行業的減排能力和 Reinders 等(2020)的估算，其中采礦業，制造業和建筑業每年碳排放量減少 1%，而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以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降幅約為 2%。

　　為了計算碳稅沖擊系數，根據式(2)計算每個行業 k 的總資產價值 TAVk。對于每個行業，本文基于 Wind 宏觀數據庫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總營業盈余為，估算 2019 年總營業盈余作為目前行業盈利能力的近似值，并作為永續年金額。本文使用與碳稅 NPV 計算中相同的折現率(6%)，采用永續年金的方式來計算各行業的總資產價值，再計算各行業碳稅沖擊系數 ξk。

　　3.Merton 模型參數設定

　　在利用 Merton 模型計算損失系數前，需要每個行業的四個參數 ：資產價值波動率，定義的杠桿比例 R，剩余到期時間和無風險利率。假設剩余到期期間為 10 年，與中國目標 2030 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相一致，也滿足對于氣候轉型風險估計長期的要求(Battiston 等，2017 ; Reinders 等，2020)。同時假設恒定的無風險利率為 2%。

　　各行業數據根據證監會行業分類，樣本選取各行業中滬深上市公司，以這些公司作為該行業獲取商業銀行貸款的代表公司，計算各行業的指標。然后將樣本限制為具有長期借款的公司。一共是 1677 家公司數據(表 4)，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補全。

　　為得到資產價值波動率，采用上述上市公司的股票波動率和股市總價值來估算資產波動率和總資產價值。其中，公司的股票波動率采用 2019 年日收益率數據計算得到的年化標準差;股票總市值是采用 2019 年證監會算法估算的數值 ;總負債 L 是各公司 2019 年報合并報表中的數據。對于所有公司，采用總債務除以估計的總資產價值以獲得定義的杠桿比例 R，各行業的公司樣本數據的統計信息詳見表 4。計算得到各公司的損失系數 δD，計算其算術平均作為該行業的損失系數 δD,K。

　　(二)壓力測試結果分析

　　研究發現，氣候政策(碳稅)實施對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的氣候轉型風險具有異質性影響，壓力測試市場價值損失結果分析如下 ：

　　第一，從不同商業銀行類型來看，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市場價值損失遠遠大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實施每噸 5-150 元的碳稅后，國有銀行的貸款價值總損失絕對量平均是股份制商行的 5.96 倍，國有商業銀行損失占核心一級資本的比重最高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 15 倍。其中，國有商業銀行損失相當于核心一級資本的 0.45—12.69%，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損失相當于核心一級資本的 0.20—5.16%，具體數值取決于不同的碳稅政策。

　　根據政策場景，實施 100 元每噸的碳稅后，6 家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價值損失從 880.57 億元到 5541.76 億元不等 ;而 12 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損失為 150.12-910.62 億元。在最嚴重的情景下，即碳稅立刻征收并且沒有出現價格轉移時，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行其損失分別相當于核心一級資本的 6.11% 和 2.53%。相反，如果碳稅在十年內逐步實行，則損失占核心一級資本的比例下降至 2.28% 和 0.96%。另外，在每噸碳征稅 150 元的場景下，市場價值損失成倍增加，國有商業銀行損失范圍從 1427.40 億元到 11508.79 億元 ;而 12 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損失范圍則是從 241.71 億元到 1860.95 億元。在最嚴重的情景下，這分別相當于核心一級資本的 12.69% 和 5.16%。相反，如果碳稅在十年內逐步實行，則損失占核心一級資本的比例分別降至 4.07% 和 1.70%。該結果顯示了氣候政策的重要性，政府應努力設計一個既符合國際協議又能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的政策。

　　第二，從行業來看，國有銀行貸款價值損失集中的行業結構與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異質性。圖 1 報告了在每噸 100 元的碳稅四種不同場景下，按行業估算的碳稅沖擊系數 ξk，熱力圖數值范圍從 0.05 到 0.35。圖 2 報告了在每噸 100 元的碳稅四種不同場景下，按行業估算的損失系數 δD,k，其熱力圖展示數值從 0.02 到 0.12。研究發現，在實施 100 元每噸的碳稅后，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碳稅沖擊系數最大(0.10006 到 0.3874)，是最小建筑業的(0.00034 到 0.00131)約 295 倍。而且，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損失系數也最大(0.01860 到 0.12758)，是最小建筑業的(0.00008 到 0.00029)233-440 倍。可見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受碳稅影響最大，應重點關注該行業的氣候風險。

　　表 6 展示在每噸 100 元的碳稅情景下，按行業估算的具體損失數值。對國有銀行來說，碳稅沖擊的影響 99.37% 集中在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制造業，分別平均占五個行業總貸款價值損失的 82.67%、9.51% 和 7.19%。而對股份制商業銀行來說，其碳稅沖擊影響 98.20% 集中在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分別平均占五個行業總貸款價值損失的 73.74%、18.38% 和 6.08%。具體而言，商業銀行需要根據自身行業結構的貸款市場價值損失來管理其氣候轉型風險。

　　第三，不同碳稅價格下，商業銀行的貸款價值損失占核心一級資本的比存在較大差異。圖 3 顯示了四種碳稅場景下商業銀行總市場價值損失占核心一級資本比重。可以看出，碳稅價格越高，商業銀行貸款價值損失占核心一級資本比重越高。在壓力最大的場景(場景 I)下，碳稅價格為 150 元 / 噸時，國有銀行貸款價值損失最高達到 12.69%，而股份制銀行為 5.16%。碳稅場景 II 與 III 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相似，損失最低的是場景 IV。

　　上述分析表明，在場景 I 下，通過激進式地實行碳稅對氣候轉型敏感行業的沖擊最大。政府應避免征收過高額碳稅并限制企業提升產品價格的行為，應給予企業一定的緩沖期，可考慮允許企業根據自身市場份額適當漲價。場景 II 和 III 的碳稅征收方式對行業的沖擊適中，表現相同。政府應從社會公平原則出發，制定適宜的碳稅征收方式和限制企業價格的政策。場景 IV 的征稅方式對氣候轉型敏感行業的沖擊影響最小，征稅方式是漸進式的且允許企業在產品價格上進行調整，是最為溫和的碳稅實施方案。總體而言，碳稅政策的制定應考慮不同碳稅場景的實施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制定合適的碳稅實施方案。

　　六、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氣候政策對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具有異質性影響，考慮到不同的商業銀行在實現“雙碳”目標下扮演的不同角色，政府及監管機構對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應當施行不同的監管要求與政策。

　　(一)充分發揮國有銀行的標桿作用

　　對于國有銀行，政府應該在政策中給予充分的支持，充分發揮國有銀行的標桿作用。國有商業銀行存款貸款規模大、風險抵抗力較強、具有更多風險控制人才，較為完備的信貸評價體系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同時貸款市場價值受碳稅政策影響較大。因此，國有銀行作為國家系統性重要銀行，應利用自身優勢更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積極配合相關政策的實施，建立并實行貸款的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制度，降低自身的氣候轉型風險。同時系統地進行氣候相關風險的人才培養。而且，監管機構應促進國有銀行積極開展氣候轉型風險控制，國有銀行在與不同行業簽訂貸款過程中，一是要將氣候轉型風險引入貸款利率的設計中 ;二是要設計更合理的貸款條款限制，鼓勵企業在能源供給側構建多元化清潔能源供應體系 ;三是要通過貸款資金支持，促使氣候轉型敏感行業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加快能源技術創新。通過以上各方面，通過充分發揮國有銀行的標桿作用，從而降低全行業的氣候轉型等相關風險。

　　(二)促進各類型商業銀行之間的合作

　　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雖然受到的碳稅沖擊較小，但是股份制銀行的氣候轉型風險在各行業分布上與國有商業銀行相同，因此政府及監管機構應加強促進各類型商業銀行之間的合作，形成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兩類商業銀行的貸款中都高度集中于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和制造業，針對這些行業，商業銀行之間的合作可通過風險整合，達到整體降低氣候轉型風險的目的，從而促使商行貸款業務的行業結構優化，降低其氣候轉型敏感行業貸款的信用風險。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合作可從以下方面展開 ：一是構建統一的氣候轉型風險管理體系，二是共享各行業氣候轉型風險數據，三是完善各自氣候轉型風險的行業結構分布，四是開展氣候轉型敏感行業貸款的業務多元化合作。

　　(三)合理設計氣候政策和氣候風險管理框架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監管機構應就氣候轉型風險展開合作交流，制定關于貸款業務氣候轉型風險的監管規范準則。政府可結合“雙碳”目標和銀行控制氣候轉型風險的成本，針對不同行業氣候風險的特點設計相適應的碳稅區間。根據行業內最大的碳稅沖擊系數，應重點關注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政府應審慎制定合理的碳稅政策，避免“一刀切” 的碳稅征收方案。由于各類銀行受碳稅等氣候政策的影響具有異質性，金融監管機構應結合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風險控制特點，設計與氣候政策相適應的氣候風險管理框架，研究將氣候轉型風險其納入信用風險的預期損失或非預期損失模型計算中，從而計提合適的經濟資本以應對氣候轉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