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工智能的金庸之作家論研究

　　摘 要 “作家論”是一種將作家特點和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相結合，對作家心理進行分析的文學批評方式。但以往的研究多為主觀的文學評論或話語分析，依賴于研究者的評定。因此本文提出利用生態化識別方法，預測金庸小說中人物的人格分數，進行比較分析。按照文學界統一的分類將金庸小說分為俠階段，非俠階段和反俠階段。結果顯示：不同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性和開放性存在顯著差異，非俠階段人物盡責性最低，反俠階段人物開放性最高，其他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研究結果發現了金庸在不同創作階段文風和文學意圖的變化，驗證了金學家提出的“金庸小說一致體現了樂觀開朗的俠義精神”的觀點。

　　關鍵詞 作家論;金庸;人格;生態化識別

　　1 引言

　　文學作品不僅能夠反映作者的寫作風格，同時其內容也折射出作者的心理狀態(楊吉力，1997)。基于此，茅盾先生提出了“作家論”的文學批評方式，即通過將作家特點和經歷(吳浪平，別睿， 2010)與時代背景相結合的方法，對作家創作心理進行分析。利用“作家論”的視角來批評分析文學作品，可以推斷出作家的風格特點、情感矛盾，以及他們對現實生活的解讀(楊健民，1983)。例如，茅盾(1993)在閱讀魯迅的文集(《吶喊》《彷徨》《華蓋集》)之后，對這個從未謀面的文學巨匠產生了“老孩子”的印象。也正是因為魯迅在寫作時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內心世界表露在小說人物的經歷和對白中，才賦予了阿Q、祥林嫂、閏土等小說人物生命力，從而成為經典的藝術形象。“作家論”這一文學批評方式的出現，使得利用小說人物的性格來窺探作家的風格偏好和文學目的成為文藝研究的重要主題。

　　目前學界對小說人物的性格分析主要有兩個思路：定性研究和話語分析。定性研究，即依據研究者的人文素養和對小說文本的閱讀體驗，從微觀方面將小說中的一個或多個人物的性格概括為主要的幾個方面，然后對這幾個方面的性格特點用文本中的有關描寫進行佐證，在宏觀層面進一步歸納同一作者筆下小說人物的性格特點(包桂英， 2013)，這同時也是文藝界主流的分析思路。如曹正文(1995)，馮其庸(2014)，嚴家炎(1991)和陳墨(2014)對《書劍恩仇錄》《笑傲江湖》等金庸作品中的小說人物進行了人格和性格分析，并結合金庸小說中的歷史背景和金庸先生所生活的時代特征，進一步剖析了小說人物的形象，印證了金庸的文學意圖和理想情操，展現了金庸先生在中華歷史、文化、民俗等研究方向的深厚功底，充實了讀者對于小說人物和金庸本人的理解認識。

　　話語分析不同于定性研究，其思路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通過選取若干段小說中的對話進行語用原則、話輪轉換或其他會話分析(郭麗， 2014)。另外，還可以通過語料庫對人物語言用詞進行統計(隋曉蕾， 2007)，得出頻率較高的詞作為關鍵詞，以關鍵詞分析人物性格。

　　但是歸根結底，批評家對作品的藝術體驗都是相對來說比較主觀的，容易受到個人主觀經驗的影響，從而造成個體差異。與此同時，將主觀體驗文字化后得到的批評作品，其客觀性也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描述繁雜的性格而言，人格作為一種穩定的心理特征(McAdams， & Pals， 2006)能夠更好地描述并傳達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吳育鋒，吳勝濤，朱廷劭，劉洪飛，焦冬冬， 2018)，為分析作家心理提供可靠依據。

　　基于此，本文提出利用人工智能中生態化識別(Liu，Xue，Zhao，Wang，Jiao， & Zhu， 2018)的方法，計算出金庸15部小說中人物的人格分數，研究小說人物心理特征的差異，以及金庸的寫作風格、文學意圖、心理活動等與時間變遷的關系。該方法通過對小說人物進行客觀量化的心理分析，實現對作家創作心理的研究，充分發揚作家論批評方法的指導思想，為文學批評技術提供新的思路。

　　2 方法

　　2.1 人物選取

　　本研究選取金庸的15部小說：《白馬嘯西風》、《碧血劍》、《飛狐外傳》、《連城訣》、《鹿鼎記》、《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書劍恩仇錄》、《天龍八部》、《俠客行》、《笑傲江湖》、《雪山飛狐》、《倚天屠龍記》、《鴛鴦刀》和《越女劍》作為實驗材料，這15部小說包含1427位小說人物，共8756864字。

　　為了避免篇幅過短對小說人物人格差異的潛在影響，本研究將金庸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從數據庫中移除，其中包括：《雪山飛狐》、《白馬嘯西風》、《鴛鴦刀》和《越女劍》。此后，統計剩下小說中全部人物的對話句數，并進行降序處理，選取參與對話數目多于或等于50句的小說人物，保證數據分析的充足性，最終，115位小說人物，共計18611句對白成為了最終的實驗樣本。

　　根據金庸小說創作的三個典型階段：俠階段，非俠階段和反俠階段(陳墨， 2014; 高慶， 2014; 胡錦江， 2013; 劉洋， 2015; 嚴家炎， 1998)，將115位人物劃分為三組，如表1所示。

　　2.2 文本分析及心理特征預測

　　本研究采用由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計算網絡心理實驗室研發的“文心”中文心理分析系統(Text Mind)進行對話分析和人格預測。該系統分成三個部分，即中文分詞工具、心理分析詞典和人格預測模型。

　　中文分詞工具是基于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發的“語言技術平臺”(LTP)的軟件(Liu et al， 2018)，利用切分詞序列等技術使得計算機能夠分析自然語言。心理分析詞典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參照“語言探索與字詞計數”詞典(LIWC)開發的“簡體中文LIWC詞典” (Zhao，Jiao， Bai， & Zhu， 2016)，能夠量化分析心理學類的詞語。人格測驗預測模型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計算網絡心理實驗室基于新媒體大數據和深度學習技術為進行網絡心理的研究而研發的工具(Li，Li，Hao，Guan， & Zhu， 2014; Liu et al， 2018)。

　　“文心”中文心理分析系統(Text Mind)工作流程：首先，利用中文分詞工具將115位小說人物的對話語句分割為獨立的、有語言學標注(例如：動詞、名詞、狀語、賓語等)的詞語 (Liu，Che， & Li， 2011)。然后，利用簡體中文LIWC詞典(Zhao，Jiao， Bai， & Zhu， 2016)進行特征提取。最后，將每個小說人物提取得到的特征送往大五人格預測模型進行計算，從而完成將語言詞匯量化為大五人格分數的過程。

　　3 結果

　　本研究采用 “大五人格”模型，其中包括宜人性、盡責性、外向性、開放性和情緒性五個人格傾向。

　　利用文心系統計算小說人物的大五人格預測分數，該分數為標準化的分數，每個維度的分數范圍為1～100，越接近兩端代表某個角色在某個維度上的傾向越高或越低。以金庸小說創作的階段作為分組變量，對大五人格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結果顯示，三個階段在盡責性(F(2，112)=7.73，p<0.05)和開放性(F(2，112)=7.44，p<0.05)上存在顯著差異，在宜人性，外向性和情緒性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利用LSD多重比較對盡責性進行事后檢驗，結果顯示，非俠階段的盡責性(M=39.14)顯著低于俠階段(M=46.27，p<0.05)和反俠階段(M=44.79，p<0.05)，即相較于俠階段和反俠階段，非俠階段的小說人物可能更多地表現出缺乏條理等低盡責性的特征。

　　利用LSD多重比較對開放性進行事后檢驗，結果顯示，反俠階段的開放性(M=71.06)顯著高于俠階段(M=60.34，p<0.05)和非俠階段(M=65.34，p<0.05)，即相較于俠階段和非俠階段，反俠階段的小說人物更具有獨創性，易于接受新的思想，對不同的事物保持好奇。

　　4 討論

　　本研究采用學術界廣泛應用的“大五人格”模型，其中包括宜人性、盡責性、外向性、開放性和情緒性五個人格傾向(Goldberg，1993)。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和拓展性(Hahn，Gottschling， & Spinath， 2012)。更重要的是，大五人格模型建立在語言學的基礎上 (Goldberg，1993; McAdams，& Pals， 2006)，為研究利用分類詞語從而給出大五人格分數的人工智能技術奠定了理論基礎。

　　利用生態化識別得到金庸不同階段小說中人物的大五人格分數，進行方差分析發現：不同創作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性和開放性存在顯著差異，非俠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性最低，反俠階段小說人物的開放性最高;在宜人性、外向性和情緒性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

　　隨著創作階段的推進，非俠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性顯著低于俠階段和反俠階段，也就是說非俠階段的小說人物表現出不守陳規且計劃性、責任性不強的特點(DeYoung，Quilty， & Peterson， 2007)，俠階段和反俠階段人物都表現出了相對來說較高的盡責性。研究表明，非俠階段是金庸文學生涯的分水嶺和多產期，在描繪重要小說人物時，其文學風格、意圖和思想感情等與在俠階段和反俠階段的小說人物有突出的不同點。具體而言，金庸在非俠階段的寫作風格著重突出了追求自由、實現自我的道家思想。俠階段的英雄人物普遍歸為儒家之俠，以此歌頌他們為國為民、不茍私利的俠義品質，而非俠階段的英雄人物，如楊過、胡斐等被譽為道家之俠，突出他們追求自由、實現自我的性格特點。在反俠階段，盡管金庸著力將韋小寶描寫為一個小人形象，卻同時突出了康熙、茅十八、陳近南等為國為民的儒俠形象，這也是反俠階段小說人物盡責性更高的原因。這些小說人物人格變化，在無形中體現了金庸試圖革新武俠小說的文學意圖(陳墨， 2014)。其在俠階段和反俠階段創作遵循傳統武俠小說套路，將許多小說人物設定為儒俠，描繪了他們為國為民的民族英雄氣概，這是一種傳統的武俠形象，沿襲了五四文化運動新興的寫實主義風格。基于此，金庸在不同時期都創作出了真實可敬的大俠形象，使他躋身于優秀武俠小說家行列。

　　除此以外，不同階段小說人物的開放性也存在顯著差異，反俠階段的開放性顯著高于俠階段和非俠階段。在大五人格中，開放性與創新能力、熱愛自然和藝術審美聯系在一起。結合時代背景，以1969年創作的《鹿鼎記》為例，主人公韋小寶作為一個“真小人”，以他那一套流氓潑皮的生存邏輯，在儒家傳統公認的盛世里飛黃騰達、創造歷史，他可以給顧炎武、黃宗羲等文人雅士出主意，敢在洪教主、陳近南、九難等武功卓絕的人面前信口開河，能幫索額圖、 康親王甚至康熙皇帝排憂解難、屢立奇功，使諸多武林好漢、碩學鴻儒相形見絀(羅麒， 2009)。結合創作時期可知，由于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受到多種文化潮流，以及時代大背景下破“舊”迎“新”的思潮影響，作者將革新創造的力量和優良的藝術審美特性展現在了小說人物的身上。

　　除了盡責性和開放性之外，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緒性的大五人格得分在不同階段不存在顯著差異。這一研究結果支持了陳墨(2014)和馮其庸(2014)提出的金庸小說人物形象的統一性，即書中正派俠客甚至是反派角色表現的俠義、仁愛、正義感、保衛弱者的核心人格特點貫穿了三個創作階段，這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基礎，同時也是其小說備受追捧，深受好評的重要因素。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選取的115位小說人物中，83位為男性人物，32位為女性人物，這從某個方面也反映了金庸小說男性本位的特點，值得在后續研究中繼續進行深入探索。

　　總體而言，本研究發現金庸在俠階段的文學風格是古典武俠文學和五四寫實主義的有機結合，這一特點為其贏得了忠實的簇擁者，使其在武俠小說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非俠階段，金庸革新武俠小說文體，加入西方游俠文學推崇的自我實現、追求自由的俠客精神，側重點從“儒俠”轉為“道俠”，從實現民族大義轉為關注自身的個性發展，這一寫作風格將金庸的作品從文體和內容上與其他武俠小說作品區分開來，奠定了其武俠巨匠不可撼動的文學地位。在反俠階段，受到新思潮的影響，金庸對藝術審美和自然感受的要求提高，以明末清初作為歷史背景，用諷刺寫實主義的手法描繪了一個小人物在眾強權勢力中求生存的故事，不僅折射了大俠的為國為民、可歌可泣，也拓展了其作品的文學體裁，使金庸成為了真正意義的文學大師，而不僅僅是武俠小說巨匠。至此，我們也對金庸作品可以活躍在每個時期的原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即金庸先生創作風格的不斷革新與小說中各類充滿俠義精神的人物是受讀者歡迎的根本。

　　推薦閱讀：《智能系統學報》已于2006年3月正式出刊,雙月刊。是由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和哈爾濱工程大學聯合主辦，是中國人工智能學會會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