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退群主義” 外交政策淺析

　　[ 摘要] 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以來,美國外交政策展示出“ 退群主義” 的特點。 特朗普注重“ 美國優先” 戰略的實施,將美國利益置于國際領導權的追求之上,以退出諸多國際組織和協定的途徑擺脫規則束縛,逃避國際責任的承擔。 特朗普的“退群主義”外交政策不僅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譽,更沖擊了現存的國際秩序。 完善國際制度的退出程序規定以及對行為體以退出的形式避免承擔責任的行為施以必要的懲罰,成為了國際制度發展的必要保障。

　　[ 關鍵詞] 退群主義;美國優先;國際秩序;國際聲譽

　　[ 中圖分類號] D801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1671 - 5330(2019)01 - 0025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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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宣誓就職美國第45 任總統。 美國自此開始了 “ 退群” 之路。 2017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TPP) ① ,宣稱 TPP 嚴重損害了美國制造業的發展;2017 年 6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① ,稱全球變暖是削弱美國工業發展的騙局,其認為該協定在他國受益的同時將美國置于不利位置;2017 年 10 月 12 日,特朗普政府以巨額欠款、缺乏改革和反以傾向為由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① ;2017 年 12 月 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移民問題全球契約》 ② ,稱該協議與美國現行的移民政策不符,侵犯了美國主權;2018 年 5 月 8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伊朗核協議》 ③ ,稱該協議無法對伊朗繼續研發彈道導彈進行有效制約,嚴重危害了美國安全利益;2018年 6 月 19 日, 特朗普政府以“ 無法有效保護人權”為由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④ ;2019 年 2 月 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中導條約》 ⑤ ,稱俄羅斯違反了該協定,且該協定缺乏對美俄以外的第三國行為的制約。

　　特朗普推行此類“ 退群主義” 外交政策有幾大共同點:第一,“同則合,不同則分”。 在正式宣布退出國際機構或協定之前,特朗普都進行了幾輪“警告”,以此來威脅目標機構或相關國家按照符合美國要求的方向進行改革。 若這些“ 警告”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美國則采取退出目標機構或協定的作法以示不滿。 第二,“ 美國優先” 戰略凸顯。 特朗普采取的一系列“ 退群” 決策皆將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作為國際政治互動的參照點。 第三,“重利益,輕道德”。 特朗普采取的諸多“ 退群之舉”表現出美國遵守國際組織制度規范的隨意性態度,其較少考慮國際規范和國際慣例的限制,將擺脫國際責任的束縛作為政策目標,實際上反映了特朗普“唯利是圖”外交政策的特點。

　　特朗普政府所作出的一系列“ 退群” 決策是對美國國際聲譽的拋棄,也是在國際社會中的自我孤立。 國際制度的建立減少了國際合作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信息的不透明度,改善了信息不對稱的情況[6] 。 而確保國際制度框架下的合作的關鍵隱性因素便是國際聲譽,行為體通過在國際制度中的多次互動將國家聲譽作為國家的一項屬性確定下來,且該項聲譽具有一定的溢出效應屬性,行為體在某一問題領域中對規則制度的背叛行為不僅損害了在該領域的聲譽,還會對其他領域的合作產生不良影響[7] 。 特朗普政府在國際環境、經濟、政治等領域的規避責任行為使美國的國際聲譽大打折扣,美國不免承受著由于“ 退群” 行為帶來的高昂代價。 特朗普政府的“ 退群主義” 外交政策還不斷削減著其戰略信譽與聯盟可靠性,這點在美國退出《 中導條約》 決策產生的影響中得以體現。 《 中導條約》 是美蘇在冷戰時期簽訂的銷毀核力量以協調軍控的條約,該條約避免了歐洲淪為美蘇軍備競賽的犧牲品,為歐洲安全提供了保障。 如今特朗普政府不顧歐洲盟友的勸阻,堅決退出《中導條約》 的行為不免引發盟友的政治離心態勢,歐洲出現了以重啟建立歐洲軍隊的協商來擺脫美國軍事控制的趨勢。 特朗普的

　　“退群”政策不僅損害了國家聲譽,還帶來了與盟友分道揚鑣風險,為美國未來的國際政治互動增添了消極影響。

　　三、應對措施

　　特朗普頻繁的“ 退群” 政策對國際秩序的沖擊并非是不可控制的,加強國際制度的規則建設,強化國際社會參與者的責任意識和監督能力,將能夠有效地給國際制度反向參與者戴上“ 緊箍咒”。

　　在系統層次上,完善國際制度退出規則能夠有效地為制度內秩序重整提供緩沖作用。 國際制度的建立以系統性和法律性為前提,國際制度退出程序應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并明確退出國際制度的緩沖期限,在此期限內逐步減少國際義務的履行,為國際責任的重新分配爭取更多時間,將體系內的背叛行為帶來的消極影響降到最低。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 70 條規定,國家退出條約并不能成立涵蓋多邊參與者的委員會來處理此類專項事件,召開協商會議,敦促退出國履行作為既定事實存在的國際義務,尋求帕累托最優的實現。

　　在單元層次上,各個行為體應增強國際責任意識,避免效仿美國單邊主義的行為模式,明確國際制度是集體非理性的調和機制而非個體主義放任的平臺,假如每個國際社會的參與者都不能作出必要的妥協,那么國際機制將失去效力,國際合作將難以達成。 對于國際機制內的背叛行為的懲罰也很重要,行為體間基于“ 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 )原則的重復博弈使國際合作得以有所保障。國際社會的各個參與者應遵循“ 一報還一報” 原則,即從不首先背叛;對于背叛行為一定施以報復;有限度地實施報復行為[8] 。 面對特朗普“ 退群主義” 外交政策,國際行為體應考慮在其他領域的合作中施以懲罰,將對此類行為的集體抵制付諸實踐,面對其拋出的國際制度改革的要求進行謹慎考量,并提前做好美國單方退出后保障機制的預案,以限制此類外交手段的再次使用,共同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為國際制度的長足發展提供保障。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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