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結構性平等的初義:當前女性主義的自我革新

　　摘 要: 當前女性主義在自由與道德、機制與兩性、女性與家庭的關系及性統治等議題上存有爭論和混亂，導致諸多質疑和批評。引起這種混亂的原因既有女性主義理論本身的多元性和發展性問題，也有現實中女性內部階層、地域、族群等的差異及女性主義被利用的情況。解決當前女性主義不利局面的辦法是回到女性主義運動創立之初的追求和理想: 即回歸兩性結構性平等的初義，真正實現性別權力平等，完成女性主義內部的自我革新。具體策略包括: 厘清女性主義運動的戰略利益、明白性別議題的自限范圍、直面女性內部的差異和多元、具體問題具體解決，以及改變以往女性總是斗爭者的單一形象，更多以建設性面目出現。

　　崔應令， 山東女子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08-11 期刊

　　關鍵詞: 女性主義; 結構性平等; 自我革新; 自限性

　　一、女性主義①面臨的質疑和批判

　　女性主義正面臨各種批判和質疑，這種質疑讓很多女性主義者甚至不敢大膽而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的身份，這種“心虛”正是源于無數自稱女性主義者的“偽女權”行徑。比如，當體操運動員商春松的父母把商春松的獎金拿去給哥哥治病時，網友便在媒體上大肆批評她的行為; 當小姑娘出來說希望大家不要攻擊自己的家人時，又被自稱女性主義者的人批評，說她的家庭是“吸血鬼家庭”。這些批評者把女性主義等同于女性個人主義，并以一個籠統的父權制框子模糊一切家庭與親情。此外，一些“我負責貌美如花，你負責賺錢養家”“女人就是要讓自己美美美，男人就是要讓自己的女人美美美”的話語充斥在女權貼吧，一些自詡為“大女主”的影視劇不斷重復一群有權有 勢 的 男 人 都 愛 上 女 主 的橋段，制 造 遐想……女性主義，被很多人誤讀和濫用。

　　是什么讓女性主義面臨如此大的批判? 在一篇質疑女權主義的文章中，沈河西說中國主流女權主義者壯大的三大后果是“逼你表態、噤若寒蟬、對社會生活實施全面治理”。文章說，女權主義者通過“只要不……就是……”的話語表述建立新的道德霸權，比如只要是女性不為自己，就是犧牲，就是受壓迫，或者認為只要是女性不遵守反抗的約定，就是沒有覺悟，就是落后，就是 “教化未開”。不僅如此，文章還說，女權主義者常常給女性代言，逼人表態，用性別議題進行輿論批判，壓迫異質聲音，以反對性別壓迫為名斗爭一切。這樣一種激進的做法，其后果是“造成一種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輿論環境”“對社會情境中的復雜多元進行抹殺”“以女權主義為唯一參照系丈量一切社會議題”，最終“建立一種不容分辨的道德霸權和文明等級”。在筆者看來，這樣的激進女權，雖然以“道德進步主義”為名，但實際上與傳統的“道德保守主義”本質一樣，都是以性別議題的二分來看世界，引導公共情緒，并不斷用立法或上綱上線模糊一切公共空間[1]。除文章外，網絡上各種侮辱性詞匯，如“女權婊” “女權癌”“中華田園女權”也都充滿了貶義和對真正女性主義的曲解與污蔑。

　　不管我們愿意與否，女性主義已經越來越多地背負了負面形象包袱，一些極端或錯誤做法 “正踐踏著許多年來女權主義者為之奮斗的真正要旨: 讓女性成為‘主體 '，成為人類群體的另一部分”[2]，最終走向真正女性主義宗旨的背反。究竟哪些看法或做法恰恰是對真正女性主義的背反或曲解呢? 本文將予以探討，并分析導致這種女性主義混亂局面的理論和現實淵源，最終提出改變此種不利局面的建議。

　　二、女性主義涉及的幾大爭論及對其的辨析

　　當前女性主義陷入爭論的議題有多個方面，其中比較突出的有: 自由與道德、機制與兩性、女性與家庭的關系，以及職場和校園中的女性、女性主義的形象等，在這些議題下，女性主義內部本就充滿分歧，本文對此首先予以辨析。

　　( 一) 自由及其邊界

　　女性主義是否主張女性有權做任何事，法無禁止即可行? 這涉及自由與道德( 自由的邊界) 的關系。

　　自由一定是有邊界的，這本是常識。然而，在個性、權利的名義下，問題往往變得復雜。比如女性是否可隨意支配自己的身體? 很多女性認為，身體是自己的，怎么處置身體是理所當然的個人權利。然而，如果我們追問，在傳統中國，女性主動裹小腳的行為是否應該得到肯定? 回答是不言而喻的: 這是對女性的壓迫，是反人道的，應該否定。而回到歷史的具體場景里，由于文化和觀念本身的塑造，裹小腳在很多情況下確實是女性主動參與建構，是自覺自愿的。楊念群老師曾在文章中指出: “對纏足的喜好絕非單純的男權話語的支配力量這一單一的啟蒙解釋所能說明，至少女性自身也參與了纏足之美的世俗評價的建構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女性擁有相當自覺的自主意識。”[3]然而，女性的主動參與并不能否認這種自愿背后的結構性制約和對女性的傷害。

　　反裹小腳的女性很可能極力擁抱各種殘酷的整容，她們“擁抱削骨、假體植入和注射等新的身體技術”[4]，以為這是她們的自由。然而，看到新自由主義惡果的學者仍清晰地看到了以自由為名的個人行動可能對女性的傷害: “女性在社會中的不利處境還呈現為女性對于自己身體和性的控制權的異化和喪失…… 肆無忌憚地消費女性和女性身體不僅是物化女性的一種表現，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道德上貶低女性”[5]。在資本、市場、消費主義的推動下，女性所孜孜以求的自由和主體性很可能恰恰是一種對女性的奴役和支配。如果只見個體不見結構，只見自由不見約束，女性主義走偏就是必然的。

　　( 二) 性別權力機制與性別關系

　　女性主義反男性嗎? 答案是否定的: 女性主義當然不是要反對男性，而是反對性別壓迫機制或制度。然而，由于受極端女性主義的影響，很多人把反性別壓迫機制簡單地等同于反男性，她們不斷呼吁女性結盟，把矛頭對向了男性，煽動男女仇恨，受此影響的人并不少，一些人甚至片面地理解女性主義就是讓女性獲得好處，讓男性受到打壓。這將女性主義追求的性別平等變成了“女利主義”和女性霸權。

　　女性主義不僅不能反男性，還要廣泛地團結男性，因為性別平等并非女性的事，也是男性的事，對性別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著男性權利的喪失，而是男性特權的消除和給女性賦權。女性主義真正反對的是不平等的性別權力機制，而不是男性本身。更重要的是，支持性別平等的男性很多，而積極維系父權制的女性并不少。性別平等意識與性別本身無關，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英國歷史上的女權之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就是男性，他在 1869 年出版的《婦女的屈從地位》一書，積極倡導男女平權，呼吁給予女性選舉權、工作權等。著名女權運動領導人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夫人認為密爾是女性選舉權運動的“主要開創者，他為之投入了最大的思想力量和生命最好的歲月。”[6]而忠實執行男權標準，維護男性利益的女性并不少。女性主義要反對一切不平等的性別觀念和制度，而非反對某一性別群體。

　　( 三) 女性與家庭的關系

　　女性與家庭的關系非常復雜。恩格斯曾說過，婦女如果不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7]。幾乎無論哪一派的女性主義都旗幟鮮明地倡導女性擺脫家庭的束縛。走出家庭對解放女性之所以意義重大，主要因為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往往“是通過婚姻來謀生的，在這個主流模式外能生存的要么是尼姑要么是妓女”[8]。女權之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很早就曾指出，做妻子和母親并非女性的天性，而是社會強迫的結果: “社會強調女性應該結婚生子，( 如果) 不強制，她們就不會這么做。如果任由女性自然發展，她們會不滿當下角色而改變，因此有必要強制”[9]。可以說，走出家庭對女性解放意義重大。

　　然而，呼吁女性走出家庭的背景是家庭被人為地劃成了“私人”領域，家務勞動是私人無償勞動，人口再生產的生育和養育也成了私人生活領域的事情，不能獲得社會性補貼。這恰恰是不平等的制度和文化所致，是父權文化和制度確定了物質生產的社會價值，同時又否定了人口生產及撫養、家務勞動、照顧家庭等的社會價值。也就是說，家庭領域的生養、家務勞動等與社會生產勞動一樣是平等的，但社會并沒有真正給予平等對待，而是人為地貶低了其價值，這是女性為改變自身地位不得不走出家庭的背景。

　　當前，一些女性主義者努力讓家務勞動和人口再生產的價值得到真正承認并予以具體改革，認為“需要重新建立公平公正的兩種生產的社會保障制度”[10]。這意味著，女性主義并不是一定要反對女性在家庭中，而是要推動社會承認家務勞動，同時推動男性也參與到家務勞動和養育事業上來，讓女性能真正擁有走出或走進家庭的自由。一些人認為真正獨立的女性就不應該結婚生孩子，這樣的所謂女權的聲音不僅無法得到女權內部的支持，在外部看來，女權也已成為社會的“妖魔鬼怪”。所謂“中華田園女權”的那種“我負責享受，你負責賣命”的只談權利不談責任的詭異的婚姻觀也讓人反感，這些都是對女性主義與家庭關系的曲解。

　　( 四) 性統治及性壓迫泛化論

　　基于權力不對等的性壓迫和侵犯是女性總體上處于不利地位的表現，也是社會結構性問題所在，這是女性主義者要堅決反對和改變的。但無論是職場還是別的場合，都還有其他的關系存在，如果將一切涉及男女的關系都簡單劃歸為性統治或性壓迫的可能范圍，就成了唯性視角觀。在學校，如果擴大個別師生間涉及的性壓迫或性騷擾現象，而忽視師生之間正常的關系，或將師生關系簡單化為男女關系，其結果就會導致正派的男教師逐漸遠離女學生，并最終傷害無辜女生的利益。

　　我們需要防止任何場合的性壓迫或性騷擾，但確實要明白其涉及的更復雜的其他因素，更全面客觀地看待牽涉其中的問題，真正致力于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性、制度性環境。

　　三、女性主義混亂狀況的理論和現實淵源

　　當前女性主義的混亂局面有理論和現實多個方面的原因。

　　( 一) 理論的多元性和發展性

　　女性主義的混亂首先源于女性主義理論本身的多 元 性 和 發 展 性，這 是 理 論 本 身 的 歧 途所致。

　　自 19 世紀中葉誕生以來，女性主義經歷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的變化與發展，迄今為止，女性主義已是一個大熔爐，內部充滿分歧。這種混亂正是女性主義者內部產生紛爭而無法統一聲音且各行其是的理論根源。

　　其中，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結合不僅加劇了這種混亂，而且引起了各方的反感和警惕。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認為，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每個角落都充斥著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凱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11]一書中指出父權制社會的特征是男性壓迫女性以及長者壓迫幼小，杰梅茵·格里爾的《女太監》[12]和瑪麗·戴麗的《女性生態學: 激進女權主義的元倫理學》[13]從不同 角度繼續揭示父權制如何通過性、政治、文化合理化男人對女人的壓迫。在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者看來，無論是純粹的個人私人領域，還是非個人的公共領域，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從社會到家庭，從世俗到宗教，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浸透了父權制的壓迫。他們尤其強調性別批判，認為性別是父權制強加的“政治”類別，通過家庭生產出來。因此女性要想獲得平等，必須反抗異性戀、反抗家庭，這種激進思想后來逐漸被置換為對男權制度的批判，男人被當作靶子不斷受到責難。更進一步，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追溯到男女兩性的生理根源，將女性的受壓迫歸咎于女性的生理結構，生育養育都成為女性受壓迫的來源，必須予以反叛，費爾斯通在《性的辯證法: 為男女平權辯護》一書中甚至提出必須改造生育機制，讓生育在女性體外進行。

　　激進主義女性主義的確掀起了巨大的革命力量，她們認為父權制無所不在，進而批判一切領域，其中包括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這種批判幾乎要重新改變社會科學的敘述機制，給認知帶來了近乎顛覆性的改變。然而，當女性主義把矛頭對準一切男性、家庭乃至女性的身體時，其后果可想而知: 這一革命的怒火最終也燃燒了自己。因為世界并非只剩下女性或性別議題，用一種存在的分類取代其他一切分類，反霸權的女性主義本身已經成為霸權。這種“僅靠對‘女性價值 ' 的贊美和對‘男性化 ' 觀念的貶損，只不過是想建立一種倒轉的父權制形式。”當它將私人生活領域的問題偏激化，將家庭生活描繪成只有壓迫沒有親情的場所，并否認家庭的情感基礎時，它不僅讓男性反感，更讓“許多女性也回避”了[14]。

　　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結盟，帶來另外的后果，即性自由和性泛濫。激進主義女性主義鼓勵女同性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鼓勵性的自由支配，二者結合催生性隨意行為，給女性帶來另外的災難，即性的被利用和被支配。在結構性平等權利尚未實現之際，女性對絕對自由的幻想卻已展開，以自由為名，一些女性進一步被支配和奴役而不自知。女性隨意支配自己的身體，也意味著女性的身體被隨意利用。在消費主義的鼓動下，一些女性更關注自己的個性能否通過消費手段表達，能否最大限度地實現個體需求，或如何通過特權來完善自己，進而在資本市場上“向前一步”，這種女權觀“只見個體，不見社群”，而這在沃爾拜看來實際上恰恰是“反女權的”。正因為這種令人反感的激進，保守主義改頭換面回歸了: 它們“通過贊頌女性的家庭生活或將自身論述置身于某個‘永恒的真理’之中，試圖對女性進行‘再馴化’”[15]，包括通過強調男女生理差別的絕對性將女性與特定職業掛鉤( 如看護、家務、幼兒教育等的女性化) ，或將女性固定在特定領域( 如家庭) ———因為激進之路走得太過太遠，客觀上促進了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強力回歸———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也提醒我們女性主義的過于極端將使自己走向末路。

　　( 二) 女性主義混亂的現實根源包括女性內部的多元分化和女性主義作為工具常常被利用的現實

　　女性是否真的具有一致性? 除了生理性別，女性內部其實差異巨大。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男女兩性二元差異的思維方式無法解決女性主義和本質主義的矛盾，這種差異論女性主義“忽略或掩蓋女性自身因年齡、階級、種族、文化、民族、性傾向、宗教不同而產生的差異。因為差異的內涵應該既包括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也包括女性之間的各種社會差異”[16]。對女性多重身份的認識，對女性內部差異的承認，在一些女性主義者看來是一種災難，其原因是承認女性內部的差異會極大削弱女性主義運動的力量，因為如果女性內部本身沒有共同性，女性主義的理論就失去了基礎。承認女性內部的差異則意味著女性主義本身賴以立足的根基有動搖的風險。

　　然而，女性本身構成的整體性不得不面對內部地域、階級、職業、年齡的分化，不顧這些差異的任何結論和號召都將是有問題的，可能導致張冠李戴。這一現實會使得女性可能面臨多樣性和壓迫結構的“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 ，同時也意味著對某一女性群體適合的理念很可能并不適合別的女性群體: “那些號稱女性既可以穿高跟鞋也可以穿跑鞋、可以結婚也可以單身，即強調女性選擇的自由，‘你可以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樣子 ' 的話語雖然讓人覺得很女權，為國內年輕女性所追捧，但也被學者批評為本質上不過是一種‘個人消費主義女權 '，是在‘后革命 ' 時代回歸性別差異、剔除階級話語的結果，因而它只能是精英/上層中產的，而不是女性整體的”[17]。走出家庭、參與工作并不一定意味著解放和自我實現，因為“這個原則實際上只是對中產階級或更高階層的女性有解釋力，對于那些生活在底層的婦女而言，她們早已經工作了，而工作并不是她們本來的意愿。她們也并沒有覺得家庭主婦的身份或者母親的角色是負累或者阻礙。所以，對女性而言，探討工作對于婦女的意義就必須放到具體的環境，在具體的對象身上思考”[18]。女性內部的差異使得任何單一的理論都很難適合所有群體，內部的互相爭論本身就是常態。

　　這種現實在女性主義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的背景下更加復雜。比如近些年來被廣泛關注的性騷擾事件。主流女性主義認為由于性騷擾是建立在兩性權力不對等基礎上的性暴力和歧視，因此特別需要公共介入并建立干預和懲罰機制。然而，還是有不少人擔心“Me Too”這類運動可能導致本來模糊不清的性騷擾概念和邊界的擴大與泛化，這種擴大很可能會壓制性的多元表達空間。而讓問題變得更加復雜的則是“假裝被騷擾”或“制造性侵”，在這些案件中，涉事的男性基本都付出了比較慘重的代價，然而，這些案件背后的復雜性使得真正的勝利只有個別人或個別群體，當背后更深的陰謀被揭穿時，作為手段的“被騷擾”最終損害的是更多無辜女性的利益，也讓公眾對可能參與其中的女權主義及其運動有更多誤會。

　　女性主義理論中的極端化、自由化，女性內部的差異性和多元化，以及女性主義的被利用，正是當前混亂女性主義的理論和現實根源。

　　四、回到初義: 女性主義的自我清理和自我革新

　　面對種種質疑，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女性主義需要改變。女性主義是重要的，因為性別的結構性平等并沒有真正實現，性別不平等在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時代甚至有卷土重來的風險。正因其重要，面對質疑，女性主義更需要進行自我革新。

　　其一，我們需要厘清女性主義的初心或初義仍然是要消除性別間的結構性不平等，建設一個平等而美好的社會。這是女性主義真正的戰略利益和長遠目標，它既包括要消除性別間的等級關系，真正實現兩性的結構性平等，也包括要完全實現早期追求的平等的工作權、選舉權、參政權、受教育權等目標，以及努力改變那些隱性的歧視和不平等機制。兩性的結構性平等不等于具體領域兩性絕對的一樣，而是包含了各種差異。但是這種差異是交錯的，是多樣的、可變化和可跨越的，而不是一條無法跨越的性別鴻溝。換言之，真正的結構性平等意味著世間之事并不以兩性進行區分或區隔，性別失去了劃分的意義。只有當性別分類失去其意義，性別之間的鴻溝可以跨越，才意味著性別的結構性平等真正實現。

　　其二，我們需要確立性別議題的自限范圍。性別議題本身只是諸多議題中的一個，在階層、族群、國家及民族等面前，性別議題自身所具有的價值性很可能被消解或弱化，此時若只看得見性別議題則是不合適的。比如電影《色·戒》曾引起巨大爭議，強調女性主體性的人認為女主角的最終選擇是一種反叛和抗爭，是主體覺醒的表現，而反對者則明確指出，這種背叛組織、集體、國家利益的個體主體性的虛無和可悲，這種爭議所揭示的恰恰是性別議題本身解釋力度的局限。正如學者所說: “21 世紀以來，市場化和轉型社會帶來的貧富分化、社會分層和社會矛盾愈加顯著，使得不平等問題僅僅依靠性別分析已經很難得到充分闡釋”[19]，性別議題的自限范圍需要明確。

　　其三，我們必須直面性別平等目標在不同群體內部的差異性已經高于其同一性，明確“受壓迫者的經驗被視為是種族、階級、民族等多重壓迫機制互動的結果”[20]，多元、復雜、立體、“存異”將是常態。也就是說未來的女性主義必須“跳出過去的性別二元對立和簡單的立場論，從交叉性視角出發，考慮每個個體或者群體在性別、年齡、教育背景、婚育情況等方面的實際狀況，立足現實，平衡好戰略性利益和現實性利益之間的關系，從多個不同的維度探討和實踐性別議題，把性別平等的目標從‘求 同’變 為‘存異’”[18]，在此過程中，尤其需要明確我們反對不平等的機制而不是反對具體的人群，更不是反男性，在種族、階級、民族等壓迫因素面前，性別間恰恰是要團結和合作的。

　　其四，我們要回到具體情形來解決女性面臨的問題，具體事情具體對待。在吳小英對女性主義研究如何“走出女性”的探討中，她認為女性主義的研究和探索“不能離開不同時空下婦女解放實踐的具體社會情境”，同時也要保持“對不同階層女性多樣化經驗的敏感性和開放性”[19]。雖然我們并不排斥要有涵蓋所有女性統一的女性主義結論，但我們需要正視女性主義運動的具體化和分化狀態。正因當前女性面臨的恰恰是內部的多元和求同存異( Embracing Contradiction) ，女性主義的真正任務也就如沈奕斐所說成了保衛和發展以往的婦女運動并弄清誰更能代表女權主義的聲音，這需要我們多樣化的深入探索。

　　為此，女性主義需清理那些扛著女性主義旗幟卻不斷損害女性主義聲譽的人和行為。一些假借女性弱勢之名，想走捷徑獲取名利的人和行為恰恰敗壞了女性群體的聲譽，讓本就艱難的女性維權之路更加艱難。同時，對一些無足輕重之事的放大也不斷湮滅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比如對女性結婚、生育行為或冠夫姓的辱罵或批判事實上加劇了女性內部的分化及對女性主義的不認同。對這些小事大動干戈并制造事端很可能導致極大地浪費公眾的精力，而讓真正的問題得不到解決。

　　其五，女性主義行動者要更多地以建設者面貌出現，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打破以往總是革命者和斗爭者的單一面貌。女性主義的斗爭者形象有歷史淵源和必要性，在總體結構性不利的情況下，要想獲權就要反抗強權，要斗爭甚至流血。但這并不意味著女性主義只有戰斗性而無建設性。在朝著建設新理念方向努力的道路上，女性主義者一定是多元的，其面目，可以如《瓢》中的郝思嘉，也可以是玫蘭，即女性主義者可以是戰士，也可以是母親。

　　當前，一方面，我們的性別研究呈現出越來越多地遠離真正的婦女運動的實踐，甚至被指責早已成為“去歷史、去政治、去革命地人為疊加到當代中國社會語境中的話語游戲”[21]，另一方面，變化萬千、秉承不同理念的行動者又缺少共同的理念，這使得女性主義的團結尤其重要。如果我們不能最廣泛地調動社會支持，女性主義內部又如此紛亂，自我消解則是必然命運。女性主義的自 我 清 理、自我革新和自 我拯救已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