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構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

　　摘 要：知識分子文化自覺與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間的內在張力是知識分子難以懸置意識形態傾向和立場的邏輯前提，也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構的文化支撐。既定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是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思想坐標。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現實載體。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方向感、文化價值觀、文化批判性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科學真理性、道義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識形態建設的普遍規律，建構和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需要知識分子堅守以人民為中心、堅定國家利益至上、嚴守共同但有區別的意識形態責任的文化自覺原則。

　　關鍵詞：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知識分子;文化自覺

　　《陜西行政學院學報》是陜西省人民政府主管， 陜西省行政學院主辦的社科類政治學核心學術期刊。

　　知識分子是以文化傳承的方式履行社會責任、關懷社會發展的特殊階層。在特定的社會形態里，知識分子階層往往具有雙重身份特征，即階級身份和文化身份。從階級身份來看，在依然存在階級和階級沖突的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不可能“超階級”存在，而是歸屬于不同的階級或者利益集團，具有特定的階級屬性。然而，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在于他們以文化傳承創新為志業，為社會成員共筑精神家園，因此他們總是試圖超越個體或階級集團的利益藩籬，以謀求終極關懷和人文精神為價值寄托。在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1]，文化存在樣態與文化價值理念內在地蘊含著特定意識形態，這在事實上造成“處于某一社會階層或集團的知識分子固然未必歸屬于自己所處的階層或集團，但卻無法不認同任何階層或集團，而其觀念、理想，則每每折射了其社會認同”[2]。所以，在意識形態理論發展史中，不管人們主觀上承認與否，意識形態話語權終究是特定時代知識分子無法回避、無法逾越、無法克服的重要文化命題。

　　一、知識分子文化自覺與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間的內在張力

　　文化自覺標志著文化主體對特定文化傳統根脈、發展走向的自我認知、自我覺悟。在費孝通先生看來，“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3]。對于知識分子而言，文化自覺尤為重要，它不僅表征知識分子作為文化主體對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同時“主動作為”——經由思想文化傳播的中介而輻射和影響到整個社會、民族國家的精神獨立。

　　在現代文明社會，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文化形態往往是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相互交織的格局，同時其所面對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是主流與非主流、一元指導與多元思潮對抗又對話的存在樣態。從表面來看，文化形態天然傾向于“多”，而意識形態天然傾向于“一”，因此“一”與“多”之間的緊張成為常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與意識形態的階級話語、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與意識形態的理論灌輸、知識分子的包容開放與意識形態的排斥他者、知識分子的倫理情懷與意識形態的政治信仰、知識分子的批判品格與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之間似乎存在著無法抑制的沖突與碰撞。但深究就會發現，意識形態的“一”與文化形態的“多”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這恰恰體現著知識分子文化自覺與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間的內在張力，這種張力的存在是知識分子難以懸置意識形態傾向和立場的邏輯前提，也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構的文化支撐。

　　既定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是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思想坐標。意識形態作為階級的集團性話語，代表著特定階級的根本利益，但其話語體系尤其是滲透其中的社會理想、價值理念等必然會有形無形地內化于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既定時代的知識分子生存于既定的歷史背景與意識形態氛圍之中，自覺不自覺地接受著傳統思想和時代觀念的熏陶與“洗禮”，因此，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無可辯駁地構成知識分子生產交往活動的歷史與文化起點。

　　然而，知識分子不同于其他階層的地方在于其“反叛”精神，他們往往不滿足于既定的社會存在，具有超脫世俗物質世界的道德理想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這極易成為“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已從現存制度下解放出來的人們。”[4]歷史的發展不斷證明，代表進步階級利益訴求、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意識形態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更具吸引力、凝聚力，但也不能排除落后、保守的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文化滲透力。所以，先進與落后、激進與保守、革命與反動等異質性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作為思想文化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規范和限定著知識分子文化傳承創新的方向與空間，潛在地構成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價值坐標。

　　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現實載體。馬克思認為，哲學與世界之間是互動的，世界的哲學化過程同時也是哲學的世界化過程。盡管意識形態以思想理論體系的觀念形式存在，但任何意識形態都不滿足于純粹的理性思辨，與生俱來地有著外化為社會現實的實踐訴求。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由思想觀念走向生活世界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作為精神文化的創造者、傳播者，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外化的現實載體和主體依托。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僅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構建、闡釋、傳播、發展、創新中發揮著主體作用，而且在意識形態從政治話語向民間話語、生活話語轉換的過程中，同樣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中介和橋梁作用。葛蘭西講道，“知識分子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用一種共同的概念術語，把自己和先前的知識分子范疇聯系起來。

　　每個新的社會集體(社會類型)都創造一種新的上層建筑，它的專業化的代表和標準——載體(知識分子)，只能被看作其本身來自于新的情境、而并不是先前知識背景的‘新’的知識分子。”[5]尤其是在現代社會，由于人們對知識的倚重，那些掌握學術話語權的知識精英事實上已經成為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的第一影響力群體。這說明意識形態的話語主體已經或者正在發生從政界向知識界的轉移，“話語主體的轉移必定導致話語方式的轉換。不同的是，在現代中國政治的話語系統中，學術話語的含量越來越高，政治話語與學術話語兼容，政治話語向學術話語位移的現象已經很普遍”[6]。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的艱巨使命在于保持對時代精神和生活世界的研判與把握，借助于不同專業領域的話語模式展現“新的上層建筑”的文化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