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與烏爾第三王朝的國家治理

　　烏爾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年—前2004年)是古代兩河流域蘇美爾人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歷經舒爾吉(Shulgi，公元前2094年—前2047年在位)、阿馬爾辛(Amar-Suen，公元前2046年—前2038年在位)和舒辛(Shu-Suen，公元前2037年—前2029年在位)3位國王的治理，已經初步建立并改進了王朝的賦稅體系，1其主要賦稅種類有核心行省稅(bala)、外圍行省稅(gun2 ma-da)、附屬國稅(gun2)、王室稅(ma?2-da-ri-a)、神廟什一稅(zag-u)、牲畜稅(mu-DU)和牧業稅(?u-gid2)等。同亞述相對完善的賦稅體系相比，2烏爾第三王朝的賦稅體系始終是國際亞述學界的一個懸而未決的課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屬于個案研究，僅關注于某一稅種，例如，哈羅(William W. Hallo)和斯坦因凱勒(Piotr Steinkeller)對核心行省稅進行了個案研究。此外，前田徹(Tohru Maeda)和沙拉赫(Tonia M. Sharlach)對行省稅的納稅時限與納稅規律進行了微觀研究。

　　本文源自古代文明 2021年1期反映和推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增進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提供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信息。刊發關于古代文獻的文本研究、個案實證研究、區域文明和全球文明關系研究、歷史文化解釋性研究，以及關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和重大理論問題的闡述、評論、綜述與爭鳴等學術文章。

　　關鍵詞：烏爾第三王朝;稅制;國家治理

　　烏爾第三王朝賦稅制度研究的文獻來源是10余萬塊蘇美爾語楔形文字泥板，這些泥板主要出土于伊拉克南部的幾個遺址，包括溫馬(Umma)、吉爾蘇(Girsu)、普茲瑞什達干(Puzrish-Dagan)、尼普爾(Nippur)、烏爾(Ur)、伽爾沙納(Garshana)和伊利薩格里格(Irisagrig)等。1盡管資料零散、術語有諸多爭議，但根據既有的研究可以簡單地總結烏爾第三王朝賦稅體系的輪廓。關于這些稅種的研究缺少綜合、歷時性的觀察，缺少對稅種設置背后動機的考察，但實際上賦稅本來就是國家運作的重要領域，如果將其置于烏爾第三王朝諸王統御王國的具體語境中，可以發現某種規律。賦稅是國家經濟有效運轉的前提，對烏爾第三王朝賦稅制度進行構建是研究烏爾第三王朝乃至古代兩河流域經濟制度史無法規避的論題。筆者就烏爾第三王朝舒爾吉、阿馬爾辛和舒辛3位國王統治時期的稅種與稅制變化分別加以論述，目的是理清不同稅種的演變及其與烏爾國家興衰的內在聯系，進而窺探稅制在烏爾第三王朝國家治理中所發揮的潛在作用。

　　一、“大刀闊斧”的初創期：舒爾吉統治時期的稅制

　　烏爾第三王朝的第二位國王舒爾吉一共在位48年，是古代兩河流域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君主之一。2他的統治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其第1年至第20年作為前一階段，主要致力于國內建設和休養生息，從其第21年征服德爾(Der)起，直到第48年作為后一階段，主要是對外戰爭和領土擴張，并且逐漸確立了烏爾第三王朝的統治區域和勢力范圍，所以一般認為舒爾吉才是烏爾第三王朝的“真正締造者”。3同時，在其統治時期，舒爾吉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被稱為“舒爾吉改革”。4其內容包括：國王神化(第20年)、駐軍(第20年)、重組神廟體系(第21年)、統一王朝北部和南部的行政管理、建立普茲瑞什達干再分配中心和行省稅、建立官僚制度和書吏學校、文字改革、經濟管理文獻新的記錄格式和類型、統一度量衡、創制國家月歷。舒爾吉改革在時間上基本都發生在其統治的第20年之后，通過這些改革措施，尤其是在稅制方面，舒爾吉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治理模式。

　　舒爾吉在其統治時期，施行了核心行省稅、外圍行省稅、神廟什一稅和王室稅，加強了烏爾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直接控制，體現了烏爾第三王朝統治初期的國家治理舉措。首先，烏爾第三王朝繼承了阿卡德王朝所創立的行省制，5并將其發展成為內外二元行省制。6內省(核心行省)向烏爾中央政府繳納bala稅，由總督(恩西)和將軍(沙基納)負責，總督主要出自當地權貴階層，主管行省的行政事務，將軍由國王委派，多由王室成員擔任，負責行省的軍事。總督和將軍之間屬于平級關系，權力相互制約。1舒爾吉在其統治的第39年，在尼普爾行省內的普茲瑞什達干建立了一個大型的動物再分配中心，隸屬于中央政府。隨著普茲瑞什達干機構的建立，核心行省稅經歷了一次重要的革新，即以國家主導的稅收補償或者稅收返還制度的建立。2換言之，地方行省將大麥、面粉、蘆葦、木材和勞動力作為bala稅繳納給中央之后，可以從中央領取牛羊等牲畜作為補償。溫馬和吉爾蘇是向中央繳納bala稅最主要的兩個行省。一般情況下，每個行省每年有一個月時間作為核心行省稅的納稅期限，吉爾蘇是例外，每年有3至4個月作為納稅期，并且分為前半季(bala dub-sag)和后半季(bala egir)。吉爾蘇行省繳納的大麥約占該行省大麥總產量的50%，即大麥形式的核心行省稅的稅率約為二分之一，其他核心行省稅形式的稅率也大概是按照這個標準。3

　　其次，舒爾吉將神廟經濟收歸國有，建立了神廟什一稅，4以便于更加有效地管理神廟經濟。據舒爾吉第21年的年名記載，恩利爾(Enlil)的土地管理員尼努爾塔(Ninurta)在恩利爾和寧利爾(Ninlil)神廟發布神諭：烏爾國王舒爾吉掌管恩利爾和寧利爾神廟的土地、賬目和日常事務。5這一年名表明，舒爾吉將神廟收歸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神廟失去了獨立性，成為中央政府或者地方行省的組成部分。舒爾吉建立的神廟什一稅是地方向中央繳納的一種稅目，其稅收來源是地方行省，比如吉爾蘇和溫馬。據一份溫馬文獻記載，29只山羊作為什一稅，被繳納給寧烏拉神廟的女祭司。6接收什一稅的神廟還包括：烏爾的南那(Nanna)神廟、7寧伽爾(Ningal)神廟、8寧烏拉(Ninurra)神廟，9以及烏魯克(Uruk)的伊南娜(Inanna)神廟。10什一稅的課稅形式有魚類、洋蔥、棗椰、無花果、大麥、植物油等食物，以及布料、羊毛、石制品(磨石na4kin2，紅玉髓na4gug)、蘆葦及蘆葦制品和牲畜等。在舒爾吉統治時期，神廟什一稅以固定的賦稅形式，將神廟納入到了烏爾第三王朝的直接管轄和控制之下，11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基礎。

　　最后，為了滿足王室成員的日常生活需要，舒爾吉建立了專門供給王室成員的稅種，即王室稅，12使得王室機構的基本開銷有了制度保證。王室稅的接收者除了王室成員外，還包括王室服務人員。例如，溫馬文獻記載了作為王室稅的財寶和牲畜被繳納給首席警衛(gal5-la2-gal，可能是王室服務人員)。13吉爾蘇文獻記載了王室稅被運送到王宮(給王后或國王)。14普茲瑞什達干文獻記載了來自牧牛人的王室稅被運送到(王室)倉庫。1

　　舒爾吉統治時期，是烏爾國家形態的初創階段。舒爾吉通過施行行省稅、神廟稅和王室稅，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直接控制，體現了國家建立初期的治理措施，也為阿馬爾辛時代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

　　二、“小修小補”的微調期：阿馬爾辛統治時期的稅制

　　阿馬爾辛是烏爾第三王朝的第三位國王，共在位9年。在其統治時期，烏爾第三王朝不管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經濟方面和文化方面都達到了繁盛階段。2在政治方面，阿馬爾辛不斷擴大烏爾國家的控制范圍，逐漸鞏固核心行省、外圍行省和附屬國的地方統治體系。其中在對外方面，阿馬爾辛期間一共只有3次對外戰爭，分別是對烏爾比隆(Urbilum，第二年)、沙什盧姆(Shashrum，第六年)和胡赫努里(Huhnuri，第七年)，戰爭頻率遠不及前任舒爾吉時期，側面說明了阿馬爾辛時期相對和平的政治局面。在對內方面，阿馬爾辛任命了3位神廟最高祭司，分別為烏爾的南那神廟、烏魯克的伊南娜神廟和卡爾孜達(Karzida)的南那神廟的最高祭司，3體現了烏爾中央對神廟的控制加強。在經濟方面，阿馬爾辛時期的經濟管理文獻數量遠超于王朝其他國王統治時期的文獻數量，4表明了這一時期經濟活動的活躍，加之烏爾第三王朝的跨區域貿易發達，向東遠及印度河流域的麥魯哈(Meluhha)，向西直至地中海沿岸的埃布拉(Ebla)，5反映了阿馬爾辛統治時期的經濟繁榮程度。

　　不過，在阿馬爾辛統治時期，社會矛盾與社會危機也時有發生，他改變了舒爾吉時期的許多機構與政策，任免了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官吏。例如，尼普爾行省的總督在舒爾吉時期是烏爾麥麥(Ur-meme)家族所控制，但是到了阿馬爾辛時期，烏爾麥麥及其家族成員失去了尼普爾行省的統治權，直到舒辛繼位之后，烏爾麥麥家族才恢復了尼普爾行省的總督職位。6再如，阿馬爾辛在其統治第八年罷黜了溫馬總督烏爾里希(Ur-Lisi)，改由烏爾里希的兄弟阿亞卡拉(Ayakala)擔任，這可能是因為烏爾里希對阿馬爾辛的統治不滿。7除此，伊利薩格里格行省的總督烏爾美斯(Ur-mes)幾乎也是在同時被罷黜，他從阿馬爾辛三年起一直擔任伊利薩格里格行省的總督，8而在阿馬爾辛七年，9被達達尼(Dadani)和伊拉魯姆(Ilalum)取代，10直到舒辛繼位后，烏爾美斯才恢復了伊利薩格里格行省總督之職。11除了任免地方行省機構的官吏之外，阿馬爾辛還對普茲瑞什達干中央直轄機構的官吏進行了任免與更換，新任了許多專職官吏，1比如主管支出牲畜給王室成員的圖蘭達干(Turam-Dagan，阿馬爾辛四至六年)、烏塔米沙蘭(Uta-misharam，阿馬爾辛五至九年)和塔希沙塔爾(Tahishatal，阿馬爾辛六年至舒辛三年)，納卡布圖姆(Nakabtum)分支機構的官員舒瑪瑪(Shu-Mama，阿馬爾辛六至八年)、祖巴加(Zubaga，阿馬爾辛八年至舒辛一年)和伊吉恩利爾塞(Igi-Enlilshe，阿馬爾辛八年至舒辛一年)，專門負責牛牲的官員烏爾圖爾(Ur-tur，阿馬爾辛五至九年)，專門負責驢牲的官員努爾辛(Nur-Suen，阿馬爾辛六至八年)，以及專門負責核心行省稅的官員盧薩加(Lu-saga，阿馬爾辛六至九年)等。阿馬爾辛新成立了許多分工細致的分支部門，由不同的分支部門支出牲畜至其最終目的地，體現了機構運轉分工的專業化。據普茲瑞什達干文獻記載，在阿馬爾辛時期，關于普茲瑞什達干機構中心部門的支出(ba-zi)文獻數量明顯減少，而轉運(i3-dab5)給分支部門的文獻數量明顯增多。2另在阿馬爾辛八年，普茲瑞什達干文獻的記錄格式發生了明顯變化，即在大多數文獻的末尾(位于交易活動之后、月名和年名之前)增加了經辦人(giri3)的名字，3這很可能是阿馬爾辛新設的一個專門記錄王室檔案的機構。

　　阿馬爾辛統治時期，烏爾稅制趨于穩定，只是有略微的調整。首先，阿馬爾辛確定了外圍行省稅(gun2 ma-da)的形式及稅率，即繳納牛和羊的固定比例為1：10。4這一固定賦稅比例的設置，規范了外圍行省稅的征收和管理，有利于加強烏爾中央對外圍行省的控制。阿馬爾辛時期的稅制更加注重實用性。5例如，在其統治時期，牲畜稅的用途發生了明顯改變，即由舒爾吉時期中央政府所征收的牲畜更多的是用于宗教祭祀活動，轉變為阿馬爾辛時期牲畜更多地被支出給“廚房”、王室成員、高級官吏和外交使節等實用性目的，同樣也從側面反映了阿馬爾辛意圖削弱宗教勢力，加強世俗或者王權的重要性。

　　其次，記錄地方向中央繳納牲畜稅的文獻格式有所變化。在普茲瑞什達干文獻中，牲畜稅被統一記錄為mu-DU(直譯為“帶來”，引申為“進貢”之義)，這些從烏爾第三王朝各地“進貢”的牲畜，被普茲瑞什達干機構的中心總管所接收，然后再進行重新分配。6自舒爾吉第26年開始，在文獻中出現了術語mu-DU lugal“帶來給國王”或者“進貢給王室”。7不過，直到舒爾吉最后一年(第48年)，記錄普茲瑞什達干機構中心總管接收“進貢給王室”牲畜的文獻格式才出現。8這種文獻記錄格式在阿馬爾辛時期成為常規記錄。術語格式“進貢給王室”的出現，反映了烏爾第三王朝對王室的重視，體現了烏爾王權的加強，以及王室成員對征稅活動的直接管理。阿馬爾辛在其統治時期，嘗試建立由普茲瑞什達干機構中心總管接收“進貢給王室”牲畜的常規性操作。例如，在阿馬爾辛二年，中心總管阿巴薩加(Abba-saga)接收了1223只“進貢給王室”的牲畜和野生動物，包括81頭牛、1只鹿(lulim)、47只野鹿(?eg9-bar)、1054只羊、23只羚羊和17只熊。1在阿馬爾辛五年，中心總管阿巴薩加接收了11520只“進貢給王室”的牲畜和野生動物，包括471頭牛、26只鹿(lulim)、2只野驢或馬(si2-si2)、11004只羊、2只羚羊和15只熊。2另據普茲瑞什達干文獻記載，從阿馬爾辛五年開始，有關從地方向中央“進貢”牲畜的文獻格式“mu-DU +人名”逐漸被一種泛稱格式?a3 mu-DU-ra-ta(“從帶來的之中”)所取代，即中央檔案不再記錄每個“進貢者”的名字，而是采用一種統稱的方式略過。這一文獻格式的取代過程歷經了3年有余，直到阿馬爾辛八年才最終完成，3其原因很可能與烏爾中央機構的政策變化有關：第一，在阿馬爾辛時期，進貢者人數太多，中央機構難以全部將其記錄下來。第二，在阿馬爾辛時期，烏爾國家更加注重納稅數額與時間等要素，而對“進貢者”信息并不特別關心。第三，在阿馬爾辛時期，術語?a3 mu-DU-ra-ta已經逐漸成為一種固定文獻記錄格式，即一種新的范式。

　　最后，阿馬爾辛對牧業稅進行了調整，并且加強了對王室衛隊的控制與管理。烏爾第三王朝的牧業稅(?u-gid2)，建立于舒爾吉統治時期。4這是中央政府向牧人(牧羊人、牧牛人等)機構征收牲畜的一種稅制，作為牧業稅的牲畜可能是一種未育肥的牲畜，以青草或秸稈(干草)喂養，其肉質量低下，屬于中等品級的牲畜。這些牲畜顯然不是獻給神廟的，而是專門供人食用，由中央牧業部門負責管理。牧業稅的納稅期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至12月。在舒爾吉統治第43年，作為牧業稅的牲畜一般是繳納給王室“廚房”或者中央牲畜屠宰場進行宰殺加工。5而在舒爾吉45年，作為牧業稅的牲畜被支付給中央牲畜屠宰場進行屠宰加工成肉之后，進而分派給aga3-us2軍事人員。6到阿馬爾辛統治第六年，作為牧業稅的牲畜被繳納給中央牲畜屠宰場進行屠宰加工成肉之后，不再分派給aga3-us2軍事人員，而是分派給gar3-du王室衛隊。7阿馬爾辛建立gar3-du衛隊，取代了舒爾吉所創建的aga3-us2衛隊系統。在阿馬爾辛統治第七年，許多將軍發誓效忠于烏爾中央，8這種發誓儀式是阿馬爾辛確立王權威信和確保國王統治地位的必要行為，也很可能與軍隊或宮廷發生危機、從而迫使阿馬爾辛重建衛隊系統有關。直到舒辛繼位之后，aga3-us2衛隊系統才得以恢復。

　　阿馬爾辛不僅對烏爾國家的官吏進行了大幅度任免，還對稅制進行了部分調整，阿馬爾辛時期的稅制調整出于鞏固烏爾國家統治的目的，是烏爾第三王朝統治中期在經濟方面進行國家治理的集中體現。

　　三、“被動冒進”的轉型期：舒辛統治時期的稅制

　　舒辛是烏爾第三王朝的第四位國王，共在位9年。在其統治第三年，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阿摩利人(Amorite)的滲入，舒辛下令建造了阿摩利長城，1標志著烏爾第三王朝在對外政策上由主動進攻轉為被動防御，2成為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轉折點。舒辛在其統治時期改變了阿馬爾辛時期的許多政策，尤其是在其統治第三年對稅制進行了許多革新。通過一系列的稅制革新措施，舒辛試圖挽救烏爾第三王朝的衰落趨勢，但是成效甚微。

　　舒辛建立了具體的王室稅名目。王室稅作為一種向王室成員繳納的賦稅種類，由行省和神廟管理者繳納給國王和其他王室成員，主要用于重要的宗教或世俗目的，比如奉獻于烏爾的南那神廟、寧伽爾神廟和杜烏爾神廟，獻于“舒爾吉的王座”，用于王室成員、高官和外國使節消費等。在舒辛三年之前，獻給國家3大節日慶典的賦稅來自于多種稅目，在文獻中統一使用泛指貢賦的“mu-DU+節日”術語。而從舒辛三年開始，在文獻記錄中取消了這一用法，代之以特指王室稅的“ma?(2)-da-ri-a+節日”術語。3在國家節日慶典期間，王室稅被繳納給在烏爾或者在加埃什(Gaesh)的南那神廟祭司之后，先是被存放于為阿基圖(a2-ki-ti)節日慶典的儲備房中。4所以，南那神廟祭司在這里是王室稅的接收者。

　　舒辛在其統治第三年建立了具體的外圍行省稅名目，使用gun2 ma-da這一術語特指外圍行省稅。5gun2 ma-da這個術語直譯為“地區稅”，它不是附屬國稅的延伸，而是特指一種具體的賦稅名目。在舒辛三年之前，外圍行省向中央繳納的貢賦名目繁多，在文獻中記錄的術語也不盡統一，主要包括gu2 GN“(某地的)貢賦”、erin2 GN“(某地的)軍事人員”、?a3 GN“在某地”、?u-gid2“轉手”、udu GN“(某地的)羊”等術語。以牲畜這一課稅形式為例，繳納牛和羊的比例基本上維持在1：10左右的固定比例。外圍行省稅發生變化的原因，很可能與舒辛三年阿摩利長城的修建有關。政治與軍事局勢的變化，迫使舒辛必須對烏爾第三王朝的外圍行省采取更有力的經濟措施，體現了烏爾國家意在加強對外圍行省的控制。舒辛統治時期的對外政策，一改之前的主動進攻，轉為被動的防御，這不僅體現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也體現在諸如王室稅和外圍行省稅變化這些經濟方面。

　　烏爾第三王朝的外圍行省和附屬國的政治變動，不僅可以從王室稅和外圍行省稅的直接證據中體現出來，而且在普茲瑞什達干文獻中也能找到間接證據。據普茲瑞什達干文獻記載，在舒辛三年，mu-DU文獻記錄格式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表現為機構中心總管因塔埃阿(Intaea)開始大量接收“進貢給王室”牲畜，6而非之前的mu-DU(普通“進貢”) 牲畜。由于這些“進貢”的牲畜大多來源于烏爾第三王朝的外圍行省和附屬國，所以舒辛在其統治第三年特意將這一類“進貢”貼上了“(為)國王”的標簽，旨在突出烏爾王室及中央政府的重要性，進一步加強中央對外圍行省和附屬國的控制。

　　根據溫馬行省文獻記載，舒辛時期的核心行省稅發生了一些變化。在舒辛三至四年，溫馬行省向烏爾中央提供的飼料明顯增加。相應地，在舒辛三年，烏爾中央向已經繳納了核心行省稅的地方行省補償的牲畜數量也迅速增加。1這兩種變化絕非巧合，而是存在某種聯系。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烏爾國家出現了社會危機，為了緩和與穩定地方行省，烏爾中央加大了對行省稅補償和返還的力度;另一方面，因為在舒辛三年修建阿摩利長城需要大量稅收，烏爾中央加大了對核心行省稅的征收力度，進而導致中央對地方行省稅補償力度的相應增加。

　　結語

　　烏爾第三王朝的稅制是舒爾吉、阿馬爾辛和舒辛3位國王進行國家治理的經濟方面體現，經歷了由盛而衰、由主動到被動的演變過程。舒爾吉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賦稅名目，繼承發展了一些自阿卡德王朝乃至早王朝時期已經存在的賦稅種類，并且對其進行了革新。舒爾吉時期的稅制處于烏爾第三王朝的始創階段，也是烏爾國家治理的初始時期，為烏爾第三王朝的鞏固與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這些經濟舉措也影響了烏爾第三王朝的政治和軍事政策，以國王神化為特色的中央集權統治以及核心行省、外圍行省和附屬國的三重地方治理模式逐漸建立起來。

　　阿馬爾辛時期的稅制多是對舒爾吉時期稅制的修正和微調。在阿馬爾辛統治時期，烏爾第三王朝的國家治理趨于完善，國家政治和經濟發展進入繁盛時期。內外政治處于對烏爾第三王朝有利的局面，阿馬爾辛沒有必要采取大刀闊斧式的激進賦稅措施，而是更多以小修小補為特征的稅制微調。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馬爾辛統治后期，由于社會矛盾的加劇等因素，烏爾第三王朝的統治出現了危機，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不利局面，阿馬爾辛一改統治前期的溫和治理模式，進行了比較激進的經濟措施。最終，他采用這種挽救式的稅制革新未能取得良效。繼阿馬爾辛之后，烏爾第三王朝由盛而衰，在國家治理方面也開始由主動變為被動。

　　舒辛時期的稅制，特別是舒辛統治第三年的稅制變化，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被動舉措。舒辛意圖擺脫困境，對王室稅、核心行省稅和外圍行省稅等進行了冒進的變革，一方面使得烏爾國家的稅制逐漸趨于明細化和專業化，為后來的巴比倫和亞述賦稅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名目繁多的稅種也給烏爾第三王朝的滅亡埋下了隱患。

　　簡而言之，烏爾第三王朝存在短短百余年，是古代兩河流域中央集權統治的較早嘗試者，統治者通過征收各種類型的賦稅來彌補國家財政收入，烏爾第三王朝稅制的建立與變動，受到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與當時的社會歷史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自舒爾吉統治的初創期，到阿馬爾辛統治的繁榮期，再到舒辛統治的轉折期，烏爾第三王朝的統治者嘗試人類早期文明的國家治理模式，利用賦稅來調節國家經濟的發展，以經濟手段來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賦稅的杠桿作用來調節國家經濟政策的例證之一，對于后來的兩河流域歷史發展乃至整個西亞文明的演進具有重要的引導和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