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對儒學的沖擊

　　摘要：儒學作為帝制時代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它始終控制著古代社會的上層建筑。儒學具有強大的保守性,它從根本上反對社會的變革。儒學的危機是社會危機在文化領域的集中反映。鴉片戰爭對儒學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造成儒學世界觀體系中天朝模式的解體、從夷夏之辨到中國與世界、今文經學的重新興盛、社會改革呼聲漸起。

　　本文源自牡丹江大學學報,2020,29(08):61-63.《牡丹江大學學報》秉承“繁榮學術，服務社會”的宗旨，傳播優秀文化，刊載新理論、新技術、新經驗，為教學科研服。本刊發揚務實、求是、創新、進取的精神，注重發現與培養學術新人，倡導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融理論性與實踐性、應用性與可操作性為一體，發表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論文。目前與全國三百多家學報建立了長期交流、研討關系，同時與俄羅斯遠東大學、烏蘇里斯克師范學院等國外高校建立了友好交流關系。

　　中國近代是急劇變革與轉型的歷史時期,傳統儒學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而不斷解體。儒學作為帝制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具有保守性與強大的生命力。傳統儒學嘗試對歷次危機做出回應,對自身的理論體系做出調整,由此產生了不同的理論,雖然歷次回應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卻構成了近代儒學史。儒學的危機是社會危機在文化領域的反映,隨著社會危機的不斷加深與西學的深入傳播,國人逐漸認清社會制度與文化的落后才是一切危機的根源,社會革命才是中國社會的必經之途。儒學的制度化存在被不斷打破,儒學逐漸喪失了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控制力。鴉片戰爭對儒學產生前所未有的沖擊,導致儒學世界觀體系中天朝模式的解體;中外關系由“夷夏之辨”到中國與世界的變化;今文經學與經世致用思想復蘇,社會改革呼聲漸起。

　　一、儒學世界觀體系中的天朝模式解體

　　傳統中國向來以天下之中自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大皇帝君臨萬國,恩被四表,無論內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2]在傳統儒學的世界觀里,關于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士人階層一直奉行“中國中心說”,即宋儒所謂的“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為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3]對待周邊民族與外國有著強烈的文化優越感,認為自己有教化恩典蠻夷的義務[4]。中原王朝在與周邊少數民族的交往中,發現自己的文化遠遠超越周邊少數民族,形成了早期的“夷夏之辨”。明末清初以來,中西方經濟文化日益頻繁,但清朝統治者依然以“天朝上國”自居,奉行“閉關自守”政策,竭力避免與西方國家的交流。林則徐也將西方國家視為夷狄,“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并不借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尚不知勞逸之殊形,與眾寡之異勢哉?”[5]林則徐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非常普遍。茅海建認為“從世界歷史來看,“天下共主”的觀念并非中國獨有。在歐洲和西亞,大帝國的君主都曾宣稱自己是“天下共主”。這在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時代是不新鮮的。這種世界觀體系在帝制中國更加明顯。中國的問題僅在于沒有意識到隨著地理知識的增長,應當拋棄這種錯誤觀念,反而是千方百計地加以修補。至清代,這種“天下共主”的觀念已經是漏洞百出,但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仍堅持不放。[6]

　　二、從“夷夏之辨”到中國與世界的變化

　　鴉片戰爭的失敗對士人造成了強烈的心理震蕩。[7]“獨念以天朝全盛之力絀于數萬里外之丑夷,失人心、傷國體,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無恨耳。”[8]文化優越感與道德優越感受到沉重打擊。傳統中國并沒有平等的處理對外事務的機構,“理藩院”這樣的機構也帶有很強的等級性質,將外國視為藩屬之邦。一系列條約簽訂后,這種格局被打破了,1856年的《天津條約》第51條規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帝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9]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標志著傳統“朝貢體制”的瓦解,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標志。以“洋務”取代“夷務”的語詞變化,也可以反映當時官員對西方國家的觀念的微妙變化。有一些頑固官員依然希望保留“夷務”的稱呼。上奏同治皇帝曰:“緣人心憤夷已極,而地方官自夷入城以來,每言夷務,甚至文移公牘,稱夷務為洋務,又稱外國事務,不敢直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應于關防內明刻‘辦理夷務’字樣,方足以鼓舞人心,現今刊刻完峻,業已隨時蓋用。”[10]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根本無益于解決實際問題。譚嗣同對夷狄概念提出質疑與批判,他說“地既是圓,試問何處是中?……然則美、法、英、德、日、俄各國之人,亦必曰其國為中,非其國即為外……若以地言,則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如何也?”[11]這是從地理位置與歷史變遷的角度,對夷狄概念作出的批判。易鼐提出“一語及他國之風俗,較勝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諸口。惡者則援之以為譚柄,而過當其實。近者海禁宏開,萬方輻輳,無識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之故伎,夷狄他洲也。”[12]易鼐認為中國應該放棄原有的天下觀念,積極去適應萬國競爭的新格局,形成國家觀念,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觀念。

　　鴉片戰爭的失敗造成了清政府對內“更法”與對外“借法”[13],即對內改革,對外學習西方,從而激起了太平天國運動與洋務運動。正如龔自珍所描述的社會景象“至極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起視其世,亂亦不遠矣,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14]可見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在內外矛盾的刺激下,思想文化領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動,產生了向西方學習與對內改革的的呼喚,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龔自珍提出“易世而變,隨時應革”的主張;魏源提出“因時制變,因革損益”的主張。

　　三、今文經學與經世致用思想的復蘇,社會改革呼聲漸起

　　今古文經之爭在歷史上由來已久,東漢鄭玄以后,古文經學一直占據上風。清代士人普遍尊奉古文經。這受到當時的文化專制政策影響,士人不敢品評朝政得失,乾嘉考據學派長期盛行不衰。古文經學家認為孔子是史學家,述而不作,只是整理傳承古代典籍。今文經學家則認為“六經皆史”,孔子是哲學家、政治家、史學家、改革家,他在整理六經時將自己的改革思想注入其中,孔子是名副其實的改革家。以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為代表的常州學派揭橥清代的今文經。今文經學家呼喚改革,他們提倡“經世致用”等思想,重點發揮春秋公羊學說的“大一統”思想。固然有維護清王朝統治的作用,但是也有解放士人思想的作用。鴉片戰爭后,隨著社會危機的不斷加深,士大夫不能再對國事噤若寒蟬,“以經論政”的潮流開始興起。

　　在常州學派之后,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姚瑩、包世臣等人在今文經學的道路上走得更遠。龔自珍敏銳地觀察了清朝社會的方方面面,他的社會批判意識更強烈,幾乎涉及了封建制度的方方面面。他在《明良論》中指出,封建社會的弊病在于封建制度對人的束縛太沉重,人沒有自由活動的余力,整個社會也喪失了活力與創造力。“天下無巨細,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雖以總督之尊,而不能以行一謀,專一事。權不重則氣不振,氣不振則偷,偷則敝……待其敝且變,而急思所以救之,恐異日之破壞條例,將有甚焉者矣。”[15]龔自珍看到了,經過了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非常繁密,而且大多數制度都長期不變,向以“人治”著稱,朝廷官員大多照章辦事,蕭規曹隨。權力集中于上,導致下級無權而無為。大家都清清楚楚看在眼里,卻束手無策,“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16],與其等待局勢惡化而不得不變革,不如主動變革以恢復社會的活力。龔自珍的改革主張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科舉制度,主張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農業上,主張興修水利,均分土地。經濟上,主張抑制土地兼并,消除貧富不均。社會風俗上,主張嚴禁鴉片,破除迷信與陋習。對于當時統治階級的腐敗,龔自珍并不報以太大希望,沒有做出直接的揭露,通過可以預見的結局對統治者進行規勸。“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京師基礎空虛,如同鼠壤,一旦山中之民有大聲音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17]預見到了農民起義的風起云涌景象,對統治者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恫嚇與警醒。

　　龔自珍雖然不能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方案,但是他的影響是深遠的。梁啟超稱他為開一代風氣之第一人。梁啟超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卻有其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仍然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如受電然。”[18]龔自珍開“譏諷時政、詆非專制、倡言變法”之思想,對于維新志士的影響深遠。

　　林則徐是近代官員中最早注意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先進人物,是當時政府官員中“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到廣州后,就搜集夷情特別是英國的情況。組織許多人翻譯西方報紙,主持編譯《四洲志》。隨后出現了一批介紹外國情況的著作,如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梁廷枏《海國四說》、姚瑩《康輶紀行》等一些列著作,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發現了先進與落后的差距,產生了變法圖強的思想。在對西方的了解上,魏源比龔自珍與林則徐更進一步,“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后來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隨著社會危機的不斷加深,階級矛盾不斷激化,農民起義先后爆發。地主階級掀起了“洋務運動”的自救運動,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統的大規模的向西方學習,來應對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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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龔自珍.定庵文集:下冊[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220.

　　[15]龔自珍.明良論,選自龔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35.

　　[16]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選自龔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6.

　　[17]龔自珍.尊隱,選自龔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87-88.

　　[1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