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用砂巖是否屬于非法采礦罪的對象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未取得采礦許可證的情況下，聘請工人在自己租用某村土地上開采條石并對外銷售。重慶市某國土房管局先后三次對犯罪嫌疑人王某發出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并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但犯罪嫌疑人王某仍以各種理由繼續開采直至該石廠被某區公安局查封。經統計，2012年5月至2017年3月期間，犯罪嫌疑人王某非法開采并銷售的條石價值人民幣330余萬元。經重慶市某區國土房管局認定，犯罪嫌疑人王某無證開采的條石系建筑用砂巖，屬于非金屬礦產類;另外，其開采條石破壞的土地達14.64畝，均系基本農田。經西南大學司法鑒定所鑒定，上述基本農田總體破壞程度為“重度破壞”。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建筑用砂巖不屬于非法采礦罪的對象犯罪，故嫌疑人王某的行為不構成非法采礦罪，應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處理。《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第2條第2款規定，“礦產資源的礦種和分類見本細則所附《礦產資源分類細目》。新發現的礦種由國務院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報國務院批準后公布。”根據前述規定，非法采礦罪的對象限于國務院批準公布的礦種，新發現但尚未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的礦種不能成為本罪的對象。《礦產資源分類細目》中砂巖項下包括冶金用砂巖、玻璃用砂巖、水泥配料用砂巖、磚瓦用砂巖、化肥用砂巖、鑄型用砂巖、陶瓷用砂巖七類礦產，并不包含建筑用砂巖，故含建筑用砂巖系新發現的礦種，由于未經國務院批準公布，該礦種不能成為本罪的對象。嫌疑人王某在開采建筑用砂巖時破壞的土地達14.64畝，均系基本農田，未取得相應的用地許可證，且經鑒定上述基本農田總體破壞程度為“重度破壞”，故嫌疑人王某的行為構成非法占用農用地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王某非法開采的條石是建筑用砂巖，屬于礦產資源法認定的礦產資源，王某的行為構成非法采礦罪。非法采礦行為同時觸犯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按想象競合犯擇一重處理，故王某的行為構成非法采礦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王某的行為構成非法采礦罪。

　　第一，從建筑用砂巖的礦產屬性分析，其應不屬于新發現的礦種。建筑用砂巖基于其自身物理、化學屬性特點，應被歸為砂巖的亞礦種，二者之間是涵蓋與被涵蓋關系。建筑用砂巖與砂巖或者其他跟砂巖處于同一層級的礦種不同，二者間不具有獨立并列的關系。縱觀《礦產資源分類細目》，也沒有將某一類礦種下面的具體亞種再單列成特定礦種的情形。因此，建筑用砂巖不可能單獨形成礦產資源法及其實施細則中的礦種概念，建筑用砂巖作為依附于砂巖的亞種，不屬于新增礦種，不需要國務院批準，由國土資源管理部門以頒布規范性文件的方式即可予以調整

　　第二，從《礦產資源法(修正)》及其《實施細則》的條文來看，建筑用砂巖符合礦產資源定義的規定。《礦產資源法(修正)》第35條規定，“國家對集體礦山企業和個體采礦實行積極扶持、合理規劃、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鼓勵集體礦山企業開采國家指定范圍內的礦產資源，允許個人采挖零星分散資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礦產。”《實施細則》第40條也作出類似規定，“個體采礦者可以采挖下列礦產資源：……(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根據上述規定，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系礦產資源，允許個人有條件采挖。《實施細則》第2條第1款更是明確規定：礦產資源是指地質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價值的，呈固態、液態、氣態的自然資源。《實施細則》第2條第2款雖然規定，礦產資源的礦種和分類見本細則所附《礦產資源分類細目》，但顯而易見，該第2條中第1款跟第2款類似于刑法中的總則和分則關系，依據總則統帥分則的原理，當具體規定與總述規定發生沖突時，必須接受后者制約。因此，建筑用砂巖作為具有經濟價值且可以被利用的巖石，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行政法規關于礦產資源定義的規定，屬于礦產資源法認定的礦產資源。

　　第三，從《實施細則》相關合法解釋來看，建筑用砂巖也屬于礦產資源法認可的礦產資源。《實施細則》第45條規定，本細則由地質礦產部負責解釋。地質礦產部于1952年成立，1998年3月10日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時，將地質礦產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海洋局和國家測繪局共同組建為國土資源部。基于此，國土資源部系《實施細則》的法定解釋部門，有權對礦產資源的法定含義和礦種類型作出規定和解釋。國土資源部《礦產資源儲量規模劃分標準》中將建筑用砂巖列為礦產資源，國土資源部《關于開山鑿石、采挖砂、石、土等礦產資源適用法律的復函》(以下簡稱《復函》)更是明確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第二條“礦產資源是指由地質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價值的，呈固態、液態、氣態的自然資源”的規定，砂、石、粘土及構成山體的各類巖石屬礦產資源。上述國土資源部兩個規范性文件，正是該部依據法定職責和權限對《實施細則》作出的解釋和完善。根據《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六章行政法規解釋第31條第3款規定：“行政法規的解釋與行政法規具有同等效力。”故國土資源部在《關于開山鑿石、采挖砂、石、土等礦產資源適用法律的復函》中，對砂、石、粘土及構成山體的各類巖石屬于礦產資源的解釋，以及國土資源部《礦產資源儲量規模劃分標準》將建筑用砂巖列入礦產資源范圍，均符合《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關于解釋權限的規定，是國土資源部根據《實施細則》授權對該細則實施過程中具體應用問題的解釋，與《實施細則》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建筑用砂巖與該細則所附《礦產資源分類細目》中其他礦產資源種類一樣，都是屬于《實施細則》所認可的礦產資源。

　　第四，從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辦理來看，各地公檢法機關在面對類似本案中非法開采對象為建筑用砂巖時也多以非法采礦罪處理。經筆者查詢，比較典型的案例有：2016年9月19日，河南省郟縣公安局以涉嫌非法采礦罪對偷采建筑用砂巖的王某立案偵查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016年安徽省長豐縣法院以非法采礦罪對無證擅自開采建筑用砂巖的孫某判處有期徒刑;重慶市內的案例有2018年某區檢察院以非法采礦罪對無證擅自開采砂巖的邱某、吳某提起公訴，該區法院以該罪名判處二人有期徒刑。盡管我國不是英美法系國家，各地區法院之間沒有達成依據判例來適用法律的共識，但如果在國家立法、司法機關沒有頒布相應法律或是立法、司法解釋來對本案中類似行為明確排除在犯罪以外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在司法層面上不宜貿然加以更改，以免在全國范圍內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

　　綜上，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未取得采礦許可，擅自開采建筑用砂巖，銷售金額達到人民幣330余萬元，其行為明顯違反《礦產資源法(修正)》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完全符合《刑法》中關于非法采礦罪的構成要件，應當適用《刑法》第343條第1款，認定王某的行為構成非法采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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