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有關青年地位和作用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摘要：黨中央對青年及青年工作高度重視，極大地提高了青年的社會地位，青年學科建設也進入到了重建階段。對青年地位作用的研究形成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既形成了經濟領域、文化領域、政治領域等分領域研究，也形成了對青年地位作用變遷軌跡的縱向比較研究及青年社會地位跨文化的橫向比較研究。結合目前的研究情況，提出應從以下幾方面拓展和深化青年地位作用的研究：第一，研究對象要有效覆蓋新興青年群體和青年組織;第二，核心概念上需要厘清地位和作用各自的側寫維度和二者的辯證關系;第三，解釋框架上我國青年學科建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青年發展的經驗和現實，進一步研究生產力發展和青年地位作用變遷的辯證關系;第四，研究視域上要置于現代性視域中研究我國青年地位和作用變遷相較于他國所呈現的共性與“個性”;第五，跨文化比較研究上要增加與日本青年研究的交流互鑒。

　　本文源自青年探索,2020(04):61-71.《青年探索》(雙月刊)創刊于1983年，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州市委員會主管，廣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主辦，廣州市青年研究會協辦，廣州市青年探索雜志社編輯出版，國內外公開發行，在共青團工作研究及青年研究領域一直享有盛譽。1992年被評為中文核心期刊。本刊堅持學術理論研究和探索青年社會實際問題的辦刊宗旨和風格，已成為華南地區觀察青年、研究青年、反映青年、服務青年的權威窗口。

　　人類世代更替是自然現象也是自然規律，所以不管在什么時代哪個國家，人們都承認青年是人類的未來，代表著希望，在青年身上寄托了憧憬。這是青年地位和作用永恒的“必然性”，是“一般”意義上的青年的地位和作用。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特殊”意義上的青年地位和作用。這就是說，青年的社會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生產力的發展呈現出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特別是進入現代，青年的地位作用發生了質的飛躍，與以加速度發展的現代生產力一起繼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是我們需要特別研究、與時俱進地研究的問題。

　　今天，從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出發，研究我國生產力發展與青年地位作用的變遷軌跡及規律，探討新時代生產力發展趨勢與當代青年地位作用的辯證關系，既能為青年學在新階段上的重建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也能為新時代我國黨政部門尤其是青年工作部門的決策提供理論依據，在我們黨大力推進青年工作、促進青年全面發展過程中發揮理論指導意義。因為如何認識青年、評價青年、看待青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事青年工作的前提問題。

　　本文回顧了國內學界對青年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主要觀點，在此基礎上結合時代背景對該主題做出了研究展望。總的說來，國內學界對此問題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證研究;既有應然研究，也有實然研究;既研究現實中的青年，也研究歷史中的青年;既有縱向的變遷研究，也有橫向的比較研究。研究方法既有思辨研究也有實證研究，思辨研究主要包括通過解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黨的領導人的重要論述提煉馬克思主義青年觀;實證研究的代表包括周曉虹通過訪談論證文化反哺現象的實際存在和社會意義，吳魯平通過量化指標探討青年的實際地位等。總體而言，國內有關青年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形成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研究視角多元、研究方法多樣，本文將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深入分析。

　　一、對馬克思主義有關青年地位和作用的觀點的思辨研究

　　青年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青年學導論部分的基本問題。1988年，黃志堅在其主編出版的《青年學》教材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青年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把青年看作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中最活躍的力量，特別強調從以下四個方面發揮青年的積極性和創造性：1.革命斗爭中的先鋒隊作用;2.建設事業中的突擊隊作用;3.發展科學技術中的創新作用;4.共產主義事業中的承前啟后作用[1]。后續青年學教材編寫者、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研究者主要強調的也是這四個方面的作用。

　　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推進，學者們根據黨的領導人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論述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的創新發展。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青年工作，親切關懷青年發展，站在黨和國家事業薪火相傳的戰略高度，領導和部署了包括共青團改革在內的群團組織改革，指導制定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級青年發展規劃，就青年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新理念新論斷新思想，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給學界提出了新的重大研究命題，也為學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國內研究、闡釋習近平同志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成果陸續發表。如2017年，王義軍抓住了習近平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兩大要義——黨管青年原則和青年首先發展理念，并對之做出了深入的解讀。王義軍指出，黨管青年原則是馬克思主義青年觀在新的發展階段最鮮明的理論創新和對現實最鮮明的制度回應，黨管青年原則更加強化黨與青年關系，更加凸顯青年對黨的重要性，表明黨在新的發展階段對包括青年干部和青年人才在內的青年群體作用的認識更加深刻全面，對青年內在規律的把握更加科學準確。青年首先發展理念則是黨對青年在革命、建設、改革中都積極發揮的生力軍作用的理論概括，也是對聯合國提倡的青年優先發展理念的借鑒、提升和中國化表達[2]。此外，王義軍認為，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青年是決勝“第一個百年目標”的生力軍和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主力軍。青年的社會地位和青年工作的歷史方位決定了青年工作的新要求新任務，點明了今天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重要意義。2018年，倪邦文對習近平同志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解讀[3]。他指出，習近平同志對青年戰略地位的強調突出體現在十九大報告中的這段話：“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他提出，習近平同志在高度評價、定位青年作用方面的創新發展體現在：第一，認為青年一代的發展和奮斗，不僅關系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而且關系到國家發展活力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提升。明確將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提升到國家發展活力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角度加以強調。第二，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青年對我們黨鞏固執政基礎的戰略意義，指出我們黨重視青年及青年工作不僅因為青年發展關乎國家民族未來，還關乎黨的未來。此外，倪邦文還研究了習近平同志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來源，指出習近平同志七年知青生活深刻影響了他對青年的認識。習近平同志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由上可見，國內學者都側重于對習近平同志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闡發，并結合時代背景對這些思想進行了具體深入的分析研究。此外，《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以下簡稱《規劃》)作為習近平同志直接關心下制定的青年政策也受到了學者的關注。張良馴指出《規劃》中有關青年社會地位有兩個新提法：一是兩個“生力軍”的提法。以前通常講青年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力軍，現在還講青年是黨和人民事業的生力軍。這強化了青年的生力軍角色，突出了青年的社會作用;二是第一次在國家青年政策中認定青年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中堅力量，突破了以往講得最多的“青年是未來”的說法，是對青年社會角色的一種新的現實定位，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更為準確的社會定位[4]。青年是生力軍和中堅力量的社會定位決定了青年要承擔起時代賦予的社會責任。

　　可見，學者們普遍認為黨管青年原則的確定以及《規劃》的出臺都反映了黨對青年地位及作用的高度重視。可以確定的是，系統研究、深刻闡發習近平同志關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青少年研究學者的重要使命。在這一過程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尤其是運用生產力發展理論研究青年地位及作用的變遷軌跡和未來趨勢，全面總結當代青年的社會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充分發揮青年的作用將是學界的重點和難點，相關研究結果可以為青年工作部門破除阻礙青年作用充分發揮的體制機制“梗阻”或出臺激發青年積極作用的政策提供參考。

　　二、對青年地位和作用的分領域研究

　　如果說從歷史、當下、未來的角度研究青年的地位及作用遵循的是時間維度，那么空間維度的研究則是討論青年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發揮的作用。二者經緯交織構成對青年地位及作用的立體式描述。

　　(一)經濟領域的作用

　　探討先進生產力與青年的關系是學者開展青年研究的重要視角。學者們認為，青年所具有的優勢使其與先進生產力有著天然的聯系，或者說青年所具有的優勢使其在生產力發展中的先鋒作用蘊含著某種必然性。例如，田杰[5]、陸士楨[6]等指出，與傳統社會的青年和同時代的其他人群相比，現代社會的青年人具有觀念、知識、創新三大優勢，使其成為發展先進生產力的生力軍，注定要在經濟快速變革和發展過程中充當主要角色。除了觀念、知識兩大優勢外，田杰[5]和楊雄[7]還強調了青年的體能或說體魄優勢。田杰指出，青年人力資源最能將人的體能、技能、智能高度統一[5]。IT業的“少帥現象”與現代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青年群體已經構成中國新經濟和先進生產力發展中的一道新景觀。金國華[8]也指出，年輕一代吸取掌握了最新科學文化技術知識，社會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幾乎主要依靠青年人的力量。

　　相較于以上從生產、產業發展角度對青年作用的關注，楊雄從消費、財富創造角度提醒我們注意，青年創造的財富在社會總財富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青年已經成為市場經濟消費主體的事實[7]。

　　進入21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呈現加速度狀態，其特點深刻影響著社會的變遷、人的發展，知識經濟的到來對青年地位作用的影響也隨之成為學者們關注的新熱點。學者們發現，隨著知識經濟時代來臨，青年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現實力量，青年不僅僅代表將來，更代表現實。楊雄指出，現在的社會已經是一個青年實際上在起主導作用和領潮作用的社會，無論是創造還是消費都已成了青年人的世界[7]。他認為21世紀將是青年人完全崛起，成為整個社會中堅力量的世界。還有學者注意到青年事務逐漸被納入各國國家事務管理層面并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二)文化領域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界對青年的文化作用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三個主題：一是青年的價值觀研究。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表現，學者們認為青年領風氣之先，青年的價值觀決定著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學者通過實證調查描述青年價值觀(包括婚戀觀、消費觀等)特點，評價其對社會的積極或消極影響。二是青年的亞文化研究，關注青年搖滾、動漫等流行文化現象，運用伯明翰學派等理論討論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系。三是青年的文化反哺現象的研究。

　　1988年，周曉虹在《青年研究》上發表《試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首先提出了文化反哺概念，用以指代在急速變遷時代所發生的傳統文化傳承方式的顛覆現象，具體指因為對變遷更為適應，傳統的被教化者即年輕一代成為這個時代的教化者，而傳統的教化者即年長一代因為對變遷感受相對遲緩則成了被教化者。這一現象尤以器物文明領域最為鮮明，表現為新興食品、移動電話和電子計算機等現代器物選擇過程中代際傾斜、去中心化和數字鴻溝趨勢[9]。“文化反哺”概念的提出精煉地表達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遷帶給國人的全新的心理體驗。

　　這一概念的提出迅速引起學界的興趣。在上世紀90年代形成了一股研究熱潮。學者們認為這一現象的普遍存在證明了年輕一代無可爭辯地充當了文化改革的先鋒。楊雄更是認為，隨著青年文化顯現出極大的文化反哺功能，當代青年已從“邊緣”走向“主流”[7]。今天，青年不僅是經濟社會建設的生力軍，更是思想文化建設的中堅，是最重要的新文化力量。“文化反哺”如今已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概念、學者經常使用的分析術語，青年的反向社會化、青年與社會的互構研究是這條學術延長線上的深化成果。

　　(三)政治領域的作用

　　學界對青年政治作用的研究主要有兩大類：

　　一是以歷史學研究者為主，研究對象是歷史中的青年，包括研究以往青年運動的歷史影響，比如有關五四青年運動的豐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青年對黨的建設的歷史作用。韓卿元討論了中國革命歷史上青年知識分子對黨的建設的作用[10]。他指出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李大釗、魯迅等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傳播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涌現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是優秀中青年知識分子的代表。通過研究證明了青年不僅是思想上的拓新者，也是活躍的行動派，換言之，青年往往是新思想的接受者和踐行者。聯系馬克思所說，理論要變為物質力量就需要掌握群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實現歷史告訴我們，理論在掌握群眾的過程中首先掌握的是青年知識分子。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將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機結合在一起。

　　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為主，從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視角出發，關注青年成為各種意識形態、社會思潮爭奪的對象。隨著青年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的提升，政治參與途徑、政治發聲渠道的拓寬，青年的政治影響力、作用力明顯增強。石國亮[11]指出青年掌控的社會資源越來越多，不斷去除了在社會結構中的弱勢地位，青年社會地位的提升有三大表現：青年日益成為促進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青年問題、社會問題、網絡問題的同構反證了青年地位的提升;青年日益成為政黨奪取政權和鞏固執政的重要群眾基礎，青年外交成為國家外交和政黨外交成敗的重要因素。

　　當對青年的研究視角從問題視角轉向發展視角、優勢視角時，一些學者研究的側重點放在青年的積極特點和正面價值上。黃志堅[12]的分析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現實挑戰的映照下，觀點更顯全面。他指出青年是整個社會中一支富有創造精神的積極力量，又包含有產生社會動亂的消極因素。革新革命往往從青年發端，動亂、破壞往往也是從青年開頭。青年可以成為思想解放的先驅，也可能成為腐朽勢力的打手。青年總是站在革命和建設隊伍的前頭，發揮先鋒作用和帶頭作用，成為一支重要的方面軍，但經驗不足，又需要在成老年人的指導下同成老年人合作。

　　綜上所述，學者普遍認為當代青年的影響力日益從未來提前到現在，如果說在傳統社會，青年主要是被動的受教育者、受規訓者，其地位和價值主要是“未來的主人”，那么在現代社會，青年對社會的積極形塑作用、與社會的互構關系由將來時變為正在進行時。相應地，大家對青年進行群體像描摹的關鍵詞也在原來的預備隊、生力軍、先鋒隊之外，增加了主力軍的使用頻率，用以呈現青年由旁觀者到參與者，由跟跑者到領跑者的地位變化。

　　可以展望的是，隨著我國現代化事業的深入發展，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階段，青年的作用領域將由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擴展到生態建設、社會治理等新領域，青年的生力軍地位不僅日益凸顯，而且呈現出多元性和復合性趨勢。十九屆四中全會后，研究青年在社會治理領域中的作用，研究共青團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的職責使命將成為學界研究的重要新主題。

　　三、對青年地位作用的變遷軌跡的縱向比較研究

　　縱向比較研究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在涵蓋的時間范圍、研究對象范圍、解釋框架方面存在不同。

　　第一類主要研究青年在整個人類發展歷史中的地位作用的變遷。以國內《青年學》教材的編寫者黃志堅和金國華為代表，他們主要是從生產力或者說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解釋青年地位作用變遷的原因。

　　黃志堅重點闡述了生產力發展與青年概念出現的關系[1]。黃志堅指出在古代社會還沒有出現近代意義上的青年概念，因為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歷史條件下，從未成年的童稚時代到成年時代，不需要有漫長的過渡階段，勞動準備和受專門教育的時間都比較短。18世紀中葉發生產業革命后，由于掌握技能和專業所需要的時間越來越長，學習期的延長，進入自立生活與負擔物質和家庭責任的時刻推遲，擔當成人角色所需的準備時期不斷延長，使青年作為人生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得到確認。在此基礎上，黃志堅認為，近代意義上的青年概念，在我國也是隨著工業的發展以及生產技術的日益復雜而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謝昌奎[13]的觀點有所不同，通過比較中國和西方青年的發生發展，他得出結論：西方青年發生發展是與產業革命相聯系，中國青年發生發展過程中，民族解放始終是一個主旋律。這提醒我們中國青年的發生發展具有“個性”，需要結合中國現代化歷史的“特殊性”來展開具體研究。

　　金國華在沿著人類原始社會、古代農業社會、近代工業社會、現代社會梳理人類青年觀的演變過程中，闡述了青年地位及作用的變遷[8]。指出原始社會青年體能的優勢在勞動生產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古代農業社會，再生產的特點是簡單重復，對生產者的要求是經驗積累。所以富有經驗的年長者成為這種生產方式的最高權威。青年的社會意義與價值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和肯定，因而青年的社會變革作用和創造作用也就從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和發展。在近代工業社會，青年一代作為新生產力和新文化的載體，在工業化浪潮和近代社會變革中脫穎而出，成為引人注目的新生代。但只把青年一代作為社會認識和改造的對象、客體來描述，而始終未把青年一代作為認識和改造自我，同時又是認識和改造社會的主體力量來進行研究。對青年進行真正科學研究是在二十世紀初正式拉開序幕。現代教育的發展和普及，促進了一代青年人的素質，同時也改變了青年傳統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形象。青年不再是社會的旁觀者、預備隊，而是直接參與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有生力量。人們愈發清楚地認識到，只有把握青年，才能贏得今日社會的安定和明日社會的發展。金國華為青年地位作用變遷的研究提供了較為宏觀的框架。

　　由于共同經歷了某些重大歷史事件，一代青年分享著共同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利益訴求等，使青年作用的蛻變具有“世代”演變線索。因此，第二類縱向研究主要是國內社會學學者通過劃分“代”“世代”的方式梳理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社會角色、主要作用的發展變化。解釋框架主要是社會變遷、社會轉型理論。

　　在這一方面影響比較大的研究成果有張永杰、程遠忠[14]的《第四代人》，此書將1921年至1985年60余年間的中國青年劃分為四代：第一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第二代是在1980年代時50多歲的“我們這個社會的父輩”，第三代是造反者、紅衛兵和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應試者，第四代是伴隨改革開放大潮涌入大學校園的大學生們。10年后，武俊平[15]將研究對象延展至“70后”和“80后”，認為他們和前四代人的顯著區別是從小置身于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中，對傳統觀念沒有太多的記憶。

　　陳映芳則將20世紀上半葉中國青年的蛻變過程分為“激進青年”和“革命青年”兩代人[16]。周曉虹在此基礎上提出在中國青年“破繭而出”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經歷了激進青年、革命青年、造反青年和世俗青年四大階段的歷史蛻變[17]。黃志堅根據我國現代化的階段將五四運動以來的青年分為“救國救民的一代”(1919年到1949年)、“建設的一代”(1949年到1978年)、“改革的一代”(1978年到2012年)、“強國一代”(2012年到2050年)[12]。

　　這些研究開啟了我國的“世代”研究，這一條學術線將隨著新生代的出現不斷延長。“90后”“00后”是習近平同志寄予厚望的中國夢的追夢人和圓夢者。這是當代青年社會地位的最關鍵標識。當這批青年群體開始涌入校園、走入社會，成為高校和職場的主體時，他們的鮮明特點及其與前輩群體的差別和代溝經常引發社會熱論，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四、對青年社會地位的橫向跨文化比較研究

　　從橫向來看，在比較研究領域，吳魯平注重對青年社會地位開展橫向網絡式比較研究，并在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等方面提出了具有一定創新價值的觀點[18]。

　　在研究視角方面，吳魯平提出，對青年社會地位及其發展狀況進行縱向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對它進行橫向的網絡式比較研究更加重要。他提出，青年在某一社會所處的地位，只能放到它所處的社會網絡系統中來加以探討。具體地說，對青年社會地位的研究，要以成老年人的社會地位為參照，通過用代際比較的方法來對之作出相對客觀的描述。

　　在研究方法方面，相較于其他學者對青年地位作用的思辨論述，吳魯平選擇了身心健康狀況、就業失業、經濟收入(包括貧困率)等幾個代表青年社會地位的量化指標進行描述。

　　在研究結論方面，吳魯平用實證數據反駁了將青年群體視為現代社會中的“優勢群體”這一流行觀點，以及青年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這一說法，指出在社會變革中青年的受益不高于其他年齡人群，甚至可能是社會變動中的受害者。從跨文化的角度看，青年既是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受益者，又是社會變革的受害者。他指出，國內學者主要研究了青年在社會變革中所起的推動作用，以及社會變革對青年帶來的收益問題，但對青年在社會變革中正在或即將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問題缺乏系統研究。對青年未來發展空間預期過高不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長。社會中大多數經濟制度總體上還是有利于成年人。這一點在就業政策方面體現得最為充分。吳魯平還指出，青年群體內部是一個存在著巨大差異和分化的群體。青年在社會中面臨的競爭主要是青年群體內部的競爭，而不是青年群體與其他年齡群體之間的競爭。這些觀點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價值。

　　吳魯平的研究結論提示我們反思青年是優勢群體的流行觀點，當我們只進行縱向的青年比較時，必然只看到青年一代比一代發展條件更好的事實，但如果轉向同時代年齡群體的橫向比較，則會發現青年離占有真正的優勢群體地位還有距離。這為決策部門注意青年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制定有利于青年更公平更全面發展的政策具有參考價值。值得一提的是，張良馴[4]引用了英聯邦2016年對183個國家的青年發展指數的評定排名結果，中國青年發展指數為0.578，排在第118位，低于0.616的全球青年發展平均指數，這反映了中國青年發展水平還不高，與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從這些學者的研究看出，青年研究需要思辨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既要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應然，也要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實然，二者的反差正是我們努力的空間和著力點。

　　五、研究展望

　　今天，我們再次研究青年的地位作用有如下非常重要的時代背景：一是“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19]。新時代是我國青年可以大有所為也必須大有作為的偉大時代，他們的地位作用正在發生質的變化。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青年的深切關懷、對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明確提出黨管青年原則、青年首先發展的理念，極大提高了青年、青年工作及青年研究的地位，為青年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有所為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強大的動力。在黨中央做出重大制度性安排和工作部署下，我國青年學科經過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初創和快速發展階段、21世紀初到2015年左右的反思階段，到2016年左右進入重建階段。2015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加強群團工作學科建設，群團工作研究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要求“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加強青年學研究”;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中央團校改革方案》也提出“推進青年學等群團工作學科創建”。而青年的地位及作用是青年學研究中的一個導論性問題、基礎性課題，需要學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共識的基礎進一步系統、深入、與時俱進的研究。

　　第一，從研究對象來講，需要有效覆蓋新興青年群體和青年組織。在以往研究中，學者們主要研究了大學生、青年知識分子、青年企業家等青年群體的地位及作用，如今以自由職業者、網絡意見領袖、快遞小哥等為代表的新興青年群體不斷涌現，他們的社會影響力不容忽視。2013年6月20日，習近平同志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時指出，新興群體“里面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有的甚至可以一呼百應。工作做不好，他們可能成為負能量;工作做好了，他們就可以成為正能量。隨著社會發展，這類青年人群將會越來越多”[20]。青年研究必須適應這個發展趨勢，發揚我國青年研究“緊跟時代、貼近青年”的優秀傳統，關注新興青年的生活現狀、社會作用和社會地位的反差問題等，為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引領他們成為社會中的正能量貢獻智慧。此外，當代青年群體的組織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青年自發組成的社會組織大量涌現，憑借很強的凝聚號召力、組織動員力和策劃行動力，在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需要在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加以深入研究。

　　第二，從核心概念來講，需要厘清地位和作用兩個概念的側重點。馬赫列爾提出了“狀態—角色”的概念，強調青年的狀態和角色(地位和作用)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同一概念。筆者也認為二者相互作用，甚至有所交叉，地位的高低決定著作用的范圍和大小，作用的大小影響著地位的高低，但二者的內涵還是有所區別，或者說具體的側寫維度存在一定差異。

　　青年的地位是青年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主要由其與主導群體的關系來確定。在一個社會，成年人、老年人是主要群體，所以應主要從青年群體與成老年人的代際關系、代際互動角度研究總結不同歷史階段青年的實際地位，包括經濟地位(經濟收入等)、家庭地位(調節代際關系的價值規范等)、政治地位(青年與執政黨的關系等)、社會評價(主流聲音對青年的評價等)四個方面。經濟地位主要表現在經濟收入、在經濟組織比如企業中的職位等，家庭地位主要關注塑造、調節代際關系的價值規范，政治地位主要是享有的政治權力、權利、在政治組織中的職位等，社會評價主要是社會主流聲音對青年的評價(比如問題視角還是優勢視角等)或要求等。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之前的研究大多將青年作為鐵板一塊來說明其地位和作用，我們需要注意研究青年群體內部地位不平等問題，青年的非平衡發展是目前各國青年工作面臨的緊迫挑戰。

　　青年的作用指青年的現實貢獻(現實的作用)和承擔的歷史責任即社會對青年的角色期待(未來的作用)。比如對當代青年來說，他們的地位和作用集中體現為中國夢的追夢人和圓夢者，具體體現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五大領域。其中，青年的經濟作用與生產方式、生產力發展水平直接相關，青年的政治作用、文化作用的發揮情況主要受生產力發展提供的物質條件和對上層建筑的影響的制約。在生產力發展的轉型階段、跨越式發展階段，生產關系乃至社會關系需要適時調整，青年的地位作用也會隨之發生深刻的變化。

　　第三，從解釋框架來講，需要進一步研究生產力和青年地位作用的辯證關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賀軍科同志在中央團校授課時指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青年工作的戰略地位，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青年觀，堅持聯系地、發展地、全面地看待青年，準確把握作為整體的青年與作為個體的青年之間的辯證關系，正確理解生產力發展與青年地位作用變遷的關系。他既指出了當下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重大意義——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青年工作的戰略地位，也為我們指出了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基本方法論——要聯系地、發展地、全面地看待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還為我們指出了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科學角度——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建設青年學指明了方向。換個角度說，研究生產力發展與青年地位作用變遷的辯證關系體現了我國青年學研究、青年學學科建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符合青年學歸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之下的學科性質，響應了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除此之外，進一步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研究青年的地位作用變遷還有如下兩大學術和實踐價值：

　　一是回應一些西方學者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敘事缺乏青年視角的指摘，從青年視角豐富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眾所周知，馬克思歷史敘事的主角是“無產階級”(現代工人)這一階級群體，在《資本論》中明確關注過婦女這一性別群體和兒童這一年齡群體，他們在馬克思文本中是顯性在場。但不能說青年在馬克思文本中是缺席狀態。恰恰相反，因為無產階級的主要組成人員是青年工人，所以“青年”這一對象、“青年問題”這一課題是隱性在場(非直接出現)。但是，這種指責反過來也提示我們可以從青年的視角整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為研究大工業階段青年地位及作用提供觀點啟發和論據支持。

　　二是從生產力發展理論的視角深入解釋青年地位作用的變遷規律，豐富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習近平同志號召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在我國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基礎上實現理論創新。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國青年認識到自身力量，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階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用不可辯駁的事實和舉世矚目的成就有力反駁了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資本生產力的理論，論證并豐富了馬克思的勞動生產力理論，是我們進行、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經驗資源和素材。通過從生產力發展規律的角度全面理解青年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黨管青年原則的科學性，青年首先發展理念的戰略性，青年工作制度化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我們既要研究生產力的發展從提出要求和創造條件兩大方面規約著各時代青年的實際地位和作用的范圍、方式等。尤其是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的日新月異，推動了青年的存在場域和存在方式發生了質變，進而影響了青年的作用范圍和方式。也要研究青年實際地位(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如何反過來作用于生產力，以找到現有體制機制中存在的與青年首先發展戰略部署不相符的地方以及不利于青年作用發揮的改革空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中通過體制機制改革使青年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同頻共振，使我國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趨勢和要求。我們還需要找出生產力發展影響青年地位、作用的中介變量，青年地位及其反作用于生產力發展的傳導路徑，從而為新時代青年工作的改革創新，為切實推進青年全面發展找到合理有效的著手點。正如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裔美國學者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Banerjee)、法國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通過“田野調查”發現了窮人難以擺脫貧困的“選擇路徑”、貧窮自循環的邏輯，為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全新的切實的工作思路。

　　第四，從研究視域來講，需要在現代性視域中深化、拓展研究我國青年地位作用的變遷軌跡和規律。青年的產生、青年地位的提升和青年作用的增強與人類歷史上的現代轉型密切相關，即這些現象是人類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中發生的。所以深刻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變遷必須置于現代性生發與發展的基本背景中。我國的現代化過程與西方的現代化過程有著不同的生發邏輯和發展路徑。我國的現代化是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特點、內在邏輯帶來的全球擴張中被迫開啟的，是在西方資產階級按自己的需要改造世界的面貌的過程中被裹挾進現代化轉型的歷史潮流中，在被半殖民化的不利條件下、在資本全球化的陷阱中艱難地進行現代化轉型，因此與西方現代化開端不同，中國開啟現代化首先要解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問題，即救國救民的歷史任務。所以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中國青年群體的覺醒是救國救民歷史任務下促成的，中國青年在國家現代化轉型開端，首先發揮的是革命的先鋒隊、生力軍作用。由此可見，我國在實現全面現代化、建構自己現代性的過程中有著自己的發展基礎、發展任務、發展節奏和發展路徑，在此過程中我國青年的地位作用除了與西方青年的共性外也有自己的“個性”。換言之，近代以來中國青年地位及作用發生的重大變化，既體現了現代化發展歷史的一般規律也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的獨特性，尤其是新時代我國青年的地位及作用與其他國家的青年相比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概括地說，我國現代化過程同時也是近代以來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過程，所以我國青年的地位及作用始終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發展進程緊密相聯。

　　第五，從跨文化比較研究的視角講，我們不僅需要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研究進行對話比較，也需要和日本這樣的東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研究進行交流互鑒。不僅因為日本學者對二戰后本國青年的世代研究成果豐富，更因為我國青年不僅深受美國好萊塢電影、美劇等流行文化影響，也深受日本動漫等文化的影響。近幾年的“宅男宅女”“佛系”“二次元”等都是從日本傳來的流行詞匯和生活方式、社會心態、價值觀念。而且日本青年發展出現的困境以及對整個國家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對我們的警示價值值得研究討論，以避免我國青年發展落入“失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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