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鎮，且規模不斷擴大。據統計，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69億，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12528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①。可見，數量龐大的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漸成為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到2020年要實現1億農民工進城落戶，這意味著，將有大量的農民工實現由農民到市民的重大轉變。但事實上，農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面臨艱巨任務，他們多數在城市從事技術含量不高，薪資水平較低，工作環境、居住條件較差，社會地位不高，職業發展前景堪憂的工作，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令新生代農民工心理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伴隨著社會的轉型與變革，各種壓力與矛盾會使該群體心理健康問題加劇，心理矛盾與沖突凸顯，因此，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杭州市作為浙江省的省會城市，經濟發展較快，人民生活富裕，農民工數量較多。據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年，杭州都市圈共有農民工545.2萬人，其中，杭州市的農民工數量最多，為218.3萬人，占杭州都市圈農民工總量的40%和市常住人口的25.1%②。現有研究較多地探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能培訓、群體特征、權益保障等問題，但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關注不夠，因此，在新形勢下，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以隨機在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九堡客運中心站、城站火車站等抽取的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問卷300份，有效問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有效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4.21（+4.38），眾數為23，年齡跨度從16－35歲。其中，男性123人占48%，女性132人占52%；已婚103人占40%，未婚150人占59%，離異2人占0.8%；受教育程度情況，小學11人占4%，初中103人占40%，高中或中專104人占41%，大專及以上37人占15%。

（二）工具

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該量表由90個項目組成，包含9大因子：軀體化、強迫、人際關系、抑郁、焦慮、敵對性、恐怖、偏執和精神病性，各項目采取5級評分制。該量表在國內外精神衛生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三）方法

以SPSS16.0為統計工具，對收集整理的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等統計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概況

1.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將新生代農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及總分與全國常模比較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各因子得分均顯著高于全國常模(表)。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顯著低于全國正常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2.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率

根據SCL－90評分標準，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2，則為陽性因子，提示可能有輕度心理問題；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則被認為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的心理問題。據此，本文以3分為分界點，在SCL－90中,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則認為該研究對象可能有中度及以上心理問題。統計結果顯示: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率為19.61%（M±SD=2.53±0.47）。其中，強迫癥狀（M±SD=2.91±0.55）和敵對（M±SD=2.74±0.79）這兩個因子檢出率最高，皆為9.41%；其他（M±SD=2.63±0.71）和人際關系敏感（M±SD=2.72±0.60）兩項的檢出率分別為7.06%和6.67%；軀體化（M±SD=2.21±0.75）和偏執（M±SD=2.47±0.53）檢出率最低，均為3.53%。另外，抑郁（M±SD=2.61±0.65）、焦慮（M±SD=2.46±0.64）、恐怖（M±SD=2.31±0.61分析）、精神病性（M±SD=2.34±0.69）檢出率分別為5.88%、4.31%、4.31%、3.53%。

3.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組比較

根據統計，杭州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組各因子得分都顯著高于正常組，通常正常人檢出率范圍是（3.79%-29.1%）①。其中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偏執較其它因子比正常組得分更高。可見，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檢出組心理健康狀況堪憂，急需關注與介入性疏導。根據統計，杭州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檢出組各因子得分都顯著高于正常組：軀體化T為8.07***、強迫癥狀T為15.06***、人際關系敏感T為13.37***、抑郁T為11.68***、焦慮T為11.02***、敵對T為10.75***、恐怖T為10.99***、偏執T為13.08***、精神病性T為9.72***、其他T為10.84***、組內均分T為15.53***。其中，強迫癥狀因子均分最高接近3（M=2.91，SD=0.55），其次分別為敵對因子（M=2.74，SD=0.79）、人際關系敏感因子（M=2.72，SD=0.60）、抑郁（M=2.61，SD=0.65）、偏執（M=2.47，SD=0.53）、焦慮（M=2.46，SD=0.64）、精神病性（M=2.34，SD=0.69）、恐怖（M=2.31，SD=0.61）、軀體化（M=2.21，SD=0.75）。可見，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檢出組心理健康狀況令人堪憂，急需關注與介入性疏導。

（二）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的群體差異

研究以性別、婚姻狀況、薪資水平進行差異統計，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存在性別、婚姻狀況、薪資水平的差異。

1.性別差異

用獨立樣本T檢驗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發現男性在SCL-90各因子中得分均低于女性,且其強迫癥狀（t=-2.43*，P<0.05）、焦慮（t=-2.35*，P<0.05）、恐怖（t=-4.45***，P<0.001）三因子及心理健康總均分（t=-2.16*，P<0.05）顯著低于女性的得分，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

2.婚姻狀況差異

本研究僅對未婚、已婚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差異分析,在本次調查中離異者僅有2人，故本研究僅對未婚、已婚新生代農民在SCL-90中得分進行差異分析。統計可見，未婚新生代農民工除敵對因子得分略低于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在該因子的得分，其他因子均高于已婚新生代農民工。且在強迫癥狀（t=-2.36*，P<0.05）、焦慮（t=-2.50*，P<0.05）、恐怖（t=-2.66**，P<0.01）、精神病性（t=-2.24*，P<0.05）這四個因子的得分顯著高于已婚新生代農民工的得分，這表明，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年齡段的差異

研究顯示，不同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差異顯著，且在強迫癥狀（F=3.16*，P<0.05）、人際關系敏感（F=2.84*，P<0.05）、焦慮（F=2.55*，P<0.05）、恐怖（F=6.06**，P<0.01）、偏執（F=2.70*，P<0.05）五個因子中差異達到顯著。經多重比較發現，16-20歲年齡段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低于26-30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TukeyHSD=0.31，P<0.05），且在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焦慮、恐怖四個因子得分都顯著高于26-30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TukeyHSD=0.38，P<0.05；TukeyHSD=0.37，P<0.05；TukeyHSD=0.36，P<0.05；TukeyHSD=0.42，P<0.01）。21-25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則表現在恐怖因子中，得分顯著高于26-30歲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TukeyHSD=0.32，P<0.01）。

四、討論與分析

（一）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水平

本次調查顯示，杭州市新生代農民工在SCL-90總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均顯著高于全國常模，與廖傳景等人(2010)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整體狀況不容樂觀。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對城市生活有較高的期待，然而，現實中又因政策制度、文化水平、職業技能等限制，他們大多在城市從事著強度高、壓力大、條件差的工作，在與城市居民交往過程中，經常遭受來自于城市社會的歧視、排斥，使他們更易形成警戒、防御心理，出現不良心理現象。本次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敵對因子得分偏高，檢出率也偏高，分別為9.41%、6.67%、9.41%。然而，新生代農民工由于語言習慣、教育水平及心理、價值取向與城里人有較大差異，特別是由于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缺乏，他們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為“外地人”與本地人在人際交往、社會地位、制度性身份上的心理落差和心理隔閡，尤其是體現在具體的制度性安排上，他們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因而更易產生敵對、人際關系敏感、強迫心理。同時，這也充分反映了他們內心的郁悶、緊張。所以，政府、用工單位、社會組織等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多渠道、多層面為他們構筑社會支持系統，真正讓他們從心理上融入城市社會。當然，新生代農民工自身也要加強對客觀社會支持的利用，克服自卑心理，勇于表露心聲，積極爭取和善于接納他人提供的幫助和關心，尋求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實現身心健康。

（二）突出心理關懷的性別特征差異

由統計結果可見，女性新生代農民工在SCL－90中得分普遍高于男性，僅偏執因子低于男性，且強迫、焦慮、恐怖因子達到顯著，這一結果與有關研究相似。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恐怖性、強迫性、焦慮心理多于男性，說明女性比男性更關注自身感受，對自身狀況更加敏感，對周圍生活環境、工作穩定性、人際環境有更強烈的安全需求，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新生代農民工在當下競爭社會中面臨的種種壓力和無奈。在工作壓力不斷增大的前提下，女性新生代農民工更容易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因此，用工企業和社會各界應針對女性心理需求，積極為女性農民工營造和諧、安全的心理環境，盡可能地滿足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歸屬。男性新生代農民工偏執分數較女性高。一方面，可能由于社會性別角色對男性“堅韌、強健”的期望使得男性更傾向于表現堅強、健康的一面，也更容易忽略對自身病癥的癥狀與表現。另一方面也說明，男性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工作中較女性更為固執己見，不善于聽取吸收他人的意見建議，更容易造成人際緊張。基于此，我們要針對不同性別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提供不同類別的心理關懷。要從心理安全、人際脫敏、性情宣泄等方面，增強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關懷；對男性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要幫其樹立正確的觀念，端正不良態度，糾正不合理行為方式。

（三）加強對未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關注

本研究結果顯示，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且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對生活滿意度也更高（T=2.63，P＝0.008），與蔣善等人（2007）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婚姻關系一定程度上為人們提供了“心靈避風港灣”，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更多的安定、幸福和滿足感，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心理狀態。因而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在處理人際關系、職業規劃、生活方式等方面會表現出更多的理性和成熟性。未婚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整體年齡較小、務工時間較短、薪資水平較低、生活閱歷較淺等原因，他們大多缺乏對人生規劃、職業發展、人際關系的整體考慮，對個人、生活和職業方面的問題處理方式較為有限，他們更注重仗義、易于沖動，容易憑感情辦事。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地關心幫助未婚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在人際交往、個人感情方面，要加強對他們的心理疏導和精神關懷。

（四）重視低年齡段新生代農民工心理需求

年齡段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焦慮、恐怖、偏執等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年齡段高的群體。原因主要是：（1）低年齡組的新生代農民工普遍處于青年早期，正處于確立自我同一性、防止社會角色混亂、避免孤獨和建立親密感的重要時期，在此階段的他們對愛與歸屬有強烈的需求，他們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識和精神訴求較年長新生代農民工更為強烈；（2）由于他們年齡較小，工作資歷淺，職業技能低，收入待遇少，他們在工作與生活交往中往往處于弱勢，不易體驗到安全感和穩定感。因而他們的恐怖、強迫癥狀、焦慮心理等程度相對較高。所以，社會大眾要加強對年紀較輕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愛，幫助其建立安全、和諧的社會支持系統，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結論與研究的局限

杭州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顯著低于全國常模水平，且在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敵對三個因子檢出率較高。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適應狀況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獨感、挫折感、被剝奪感與抵觸情緒。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年齡組的新生代農民工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差異性。因此，城市政府及社會各界應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征及內部差異，提供有針對性的社會支持系統，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本研究主要通過對在杭新生代農民工的問卷調查來了解該群體心理健康狀況，樣本具有一定限制性。另外，本次研究主要基于心理癥狀層面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對社會支持、人格特征等影響因素缺乏探討，后續研究可對這些方面進行深入研究，進一步尋找影響該群體心理健康的諸多因素。

作者：甄月橋 張殷鵬 朱茹華 張圓 單位：浙江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