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西方農業經濟學理論與方法新進展研究是通過對近期國外農業經濟學相關研究的梳理，總結現代西方農業經濟學理論與方法新進展，分析其理論與方法發展趨勢，并說明應當如何科學借鑒，有助于我國農業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和農業經濟發展。本文試圖按照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展現西方農業經濟學理論與方法新進展。

2關于農業生產研究的新進展

關于農業生產函數研究，主要運用由生產函數、貿易函數、需求函數構成的系統模型分析現代農業經濟的基礎。有學者試圖尋找適用于所有國家的農業生產函數，如使用Ｒwtlan函數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農業機械的彈性隨時間不斷提高，化肥的彈性呈下降趨勢，教育對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正效應(MansandFrancis，2003)。學者們重視土地制度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認為土地制度改革的趨勢是采用自愿的、分散的、市場化的方式將土地從大型農場轉移到小農場，可以提高貧困者的需求曲線和大農場的供給曲線，即將土地從富人轉移到貧困者手中(DeinigerandOlinto，2000)。大型種植園是在殖民地國家存在的一種有效生產方式(ＲobertandAn-drew，2010)。比種植園更有效率的方法是采用“訂單農業”的方式，政府應及時提供上述政策支持，內容應涉及利率、土地稅，提供教育、研發和技術普及投入等(Hayami，2002)。1952—1978年，中國土地改革的目標是滿足工業和城市部門的發展需要，政府采用土地集中和大面積耕種的方式，各種生產要素向大生產單位集中，產品由國家統一收購，投入要素由國家統一提供。這種方式對農民的生產激勵很小，農業生產率低下(ShenggenandJoanna，2010)。

3關于農業生產要素研究的新進展

在農業勞動力投入決策、農業人力資源投資影響、農業人力資源投資、農業生產與農業要素流動、農業勞動力轉移等方面，有學者對擇業選擇、勞動合同與政策影響進行了經濟學分析，說明了農業勞動力就業選擇、勞動合同和勞動力組織問題特點(JamesSangHyop，2007)。在假設有效率的情形下，相關的勞動市場研究涉及了農戶決策與生產組織問題(Yang，2003)。計件工資可以用于可觀測、工作效果可計量的工作，如運輸農產品等。但對于不明顯的工作，如施灑化肥等，一般不會采用計件工資。對易于監控的工作，則可以采用固定工資合同，對不易監控的工作，則傾向于使用計件工資合同(NewmanandJarvis，2000)。在新“二元論”中，一般基于大型農場雇傭勞動力生產的無效率而效率較低，需要采用土地改革政策進行調整(Deininger，2003)。當前的研究應關注如何使家庭耕作向專業化和市場化的耕作方式轉變。需要建立超越空間、時間的農產品生產與消費產業鏈(Ｒeardon，2005)。當農業收入是主要收入來源時，農業收入決定了教育投資;當接受教育的農業工人在非農部門找到工作后，教育投資的回報率提高(HayamiandGodo，2005)。有學者給出了由農業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引發的可觀測的經濟增長的分析框架，借助于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經驗數據，給出了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計量經濟學分析數據，討論了健康、營養、勞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總結了教育對農業產出貢獻率(Wallace，2002)。技術進步促進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對長期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有學者(Johnson，2000)研究了由初始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引發的長期經濟增長問題。Smih和Haddad(2000)利用跨時間、跨國界數據研究了改善兒童營養的投資決策問題，認為決策的50%決定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25%決定于糧食的供給水平，20%決定于飲水和衛生條件。在關于農業新技術推廣、農業技術與農業生產、農業技術變化影響、農業技術研發投資收益等方面，認為經濟發展和市場化水平提高進一步促進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有學者研究了機械采用模式和作用，以及農業機械化政策問題(Prabhu，2007)。農業研發可以直接提高小型農場和農業家庭產量，從而提高食物的自我消費量和市場交易量，可以從農業之外的其它部門獲得更多的工資收入，可以改善農民的市場決策能力，提高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但也有學者認為，緩解貧困和收入均等化是不同的概念，農業研發不能同時解決這兩類問題(Hossain，2007)。增產技術與土地節約技術對環境的影響不同。土地節約型技術可能會帶來土地貧瘠、土壤肥力下降、生態多樣化喪失等問題，這種技術僅適用于貧困問題嚴重和人口密集地區。產量增長型技術有助于保持森林和植被，但也會因化肥、農藥使用過度帶來新的環境問題(Ha-zellandWood，2008)。證實了技術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重要作用(AntonioandＲobert，2010)。綠色革命改變了南亞國家的經濟狀態，也改變了農業研發的目標和實施，即由提高農業生產率為目標，轉變為加強自然資源管理和農業經濟體制創新為目標(AsianDevelopmentBank，2000)。信息傳遞同樣具有價值，信息傳遞方式主要有，從朋友、鄰居，從農業投入要素供給企業，從媒體、政府獲取信息等。現代農業已經成為信息密集型產業，如何提供信息來滿足需求，取決于市場和制度環境(Gautan，2000)。擴散對農業發展具有正向作用，擴散投資的回報率為58%、研發的回報率為49%，研發與擴散投資的回報率為36%(Alsto，2000)。研發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在推動農業部門增長的同時也帶動了非農部門的增長，研發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引擎(ＲobertandDoug-las，2007)。

4關于農業經濟政策研究的新進展

關于政策對價格、產出，以及納稅人、消費者和生產者福利作用的研究，涉及單一政策工具的使用，分析了系列農業經濟政策間的福利轉移和轉移效率問題，涉及供給條件、要素供給彈性、要素成本分擔和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等。多數研究僅涉及對農產品價格、農業投入要素市場有直接作用的農業政策問題的研究(AlstonandJames，2002)。對于多數國家，GATT談判后，農產品貿易政策方面仍然留下了許多問題，存在很多無效率的貿易條款。多哈會談、WTO談判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部分修正，特別是在市場準入、出口競爭等方面取得了進展。下一輪的WTO談判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機會(DanielA．Sumnerr，2002)。各種因素引發的“市場失靈”都會作用于農業。農業的外部性表現在土地水分和營養成分的流失;灌溉系統對自然水系的破壞;平流層臭氧的增加;農藥殘留和食品添加劑使用過量等。由于農業生產存在風險，農業政策需要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設計風險分擔政策。農業保險市場也存在信息的不對稱問題，采用風險分擔合同則可以激勵農民降低風險的努力(Chambers，2002)。不完全競爭可能引發農業生產中的低效率行為，使農業產量下降。如會出現高定價(產出)、低定價(投入)和過度投資現象(SextonandLavoie，2001)。為達到糧食補貼政策的目標，政府需要對現有生產狀態進行精確統計，為了提高信用市場的效率，政府需要面對信息不完全和“隱匿信息”的問題(Ｒobbrt，2002)。

5關于農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研究的新進展

在農業發展與經濟增長方面，根據Ｒavallion(2007)的統計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70—75%。農業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產業，主要出口產品是農產品，農業產值占GDP的15—30%左右，農業生產率直接影響國家的宏觀經濟指標，影響經濟增長(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9)。有學者借助跨國界的時間序列分析尋找農業生產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認為農業生產率與經濟增長有相關性，但相關關系不確定。在開放食物進口的條件下認為，資源向工業部門的流動可以帶來高速的經濟增長，這一觀點被實施工業化戰略的國家采用(Temple，2005;Voll-rath，2009)。有學者(Irz，2002)分析了農業生產率提高與貧困緩解之間的關系，認為農業生產率提高對緩解貧困比其他部門生產率提高更加有效;有學者(GardnerandTsakok，2007)找到了農業生產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證據，但同時指出，僅從數據分析上不能確定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面對使用現實數據無法確定兩者的相關性的問題，有學者(Gollin，2004)提出從歷史數據中尋找答案，基本研究結論是:幾乎所有國家的工業增長都得益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但農業悲觀主義的學者認為，沒有證據可以說明農業生產率提高將會帶來經濟的增長。農產品是基本消費品，直接影響勞動效率;大量工業品用于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業交易成本。對于土地稀缺的國家，提高農業生產率保障食物供應的自給率很重要，這是經濟增長的基礎(GollinandＲogerson，2009)。農業可以直接提高收入、保障糧食安全、緩解貧困、改變性別歧視、提供優美的生態環境(FAO，2004)。農業發展的間接作用是改善了國民營養水平，提升人口受教育比例，任何忽視農業間接作用的農業重要性評估都是不公正的(ValdesandFoster，2005)有學者認為，農業生產率提高有利于緩解貧困，如亞洲農業生產率提高15%，可以使貧困率下降0．485。在南亞地區，農業部門的貧困彈性高于其他部門(WorldBank，2007;HasanandQuibria，2004)。這些國家的農業增長主要是依靠采用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Thirtle，andLinandPiesse，2003)。農業也提高了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更有利于建設平等的社會(Gollin，2009)。農業氣候條件約束使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低;制度障礙也阻礙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Pingali，2006)。但農業收入的快速增長、城市化、農產品貿易融入國際市場、新技術采用和對氣候條件適應能力提高，給農業新一輪發展帶來了機遇(Pingali，2006;Byerlee，2009;PingaliandMcCullough，2009)。農業收入增長引發的食物結構變化，增長提高了農村女性的城市就業率，也為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帶來了機遇(Pingali，2007)。

6關于研究方法的新進展

西方農業經濟學者認為，農業經濟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的根本問題。不同時期的農業經濟學家在農業經濟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的演進，并找出問題有利于尋求發現農業經濟學新的發展方向。經濟學數量化研究方法，必然涉及到它的數學性。做為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農業經濟學也有明顯的“數學化”傾向。步驟一:運用公理化方法得出純農業經濟理論的最初分析結構，并進行規律分析。數理分析是把農業經濟問題“翻譯”成數學方程，然后進行數學推導并得出結論。農業經濟問題“翻譯”成數學方程是依據觀察結果寫成數學模型，進行數學推導并得出結論是對模型實施的數學演算。數理分析能否揭示農業經濟發展規律，主要取決于數學模型是否表述了規律，數學模型是形成數學語言的思考框架。數學運算對思考框架的展示。建立數學模型只有遵從了準確的范式，才能使研究結果具有解釋力、預見力、啟發力和規范力，現代農業經濟學的數理分析格外強調對范式的表述和對范式的理解。步驟二:測度并精確化展示。經濟學認識農業經濟運動的基本規律是逐步進行的。農業經濟的數理分析只完成了這個思考過程的第一步。數理分析結果必須發展為更精確研究才能完成最后認定，對農業經濟規律準確性的認識還要取決于對數量的精確識別，因為僅從數理分析結果中還不能清楚地認識規律。數理分析結果給出了規律組成成分的界限、分類和單位，也明確了計算的意義。測度計量是數理分析的延伸，其基本目標是展開測度計算，并通過數據把規律由定性的邏輯結構推向定量的數值結構，更精確地展示使準確性規律。農業經濟學數理分析屬于純理論研究，測度計量是后續的試驗研究。測度計量結果是得出一個數量表達經驗公式。現代計算技術條件下，只要有必要的數據來支持是可以實現的。測度計量是單純的方法可以服務于任何數據。測度計量在農業經濟研究中可以服務于經驗概念，同樣也服務于推理。步驟三:檢驗真實性。一個學科的科學性或其發展狀況要以實驗觀察的成果來反映。邏輯性和精確性不一定能說明規律的存在，只有通過實證檢驗才能給出證明。農業經濟學的實證檢驗手段主要有兩種:即可控制實驗和實地觀察。可控實驗為高級的實證檢驗方法，實地觀察(實證)為初級的實證檢驗方法。農業經濟學中的實證檢驗只有在數理分析和測度計量的引導下才具創新功能。只有可以證明的結論才是規律，才屬于科學的真理。農業經濟實踐結構復雜，運動周期長，科學能力弱，可控實驗一直沒有明顯的進展。電子計算機技術已經被引入到農業經濟學的研究，使農業經濟學進一步科學化。在農業經濟的研究獲取現實的數據方面，實地觀察的實測性是任何其他手段都不能替代的，能獲得“第一手”資料的經驗相當重要。但“第一手”資料并不具有第一的作用。可控實驗發展將取代“第一手”資料的方法。

作者：杜為公 李艷芳 單位：武漢輕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