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公有制與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面對的一個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全國人民不同程度分享了經濟發展的豐碩成果。然而社會貧富分化等一系列相關問題也困擾著人們。公有制與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再一次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如何在社會主義語境中理解市場經濟理論，旗幟鮮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前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人文理想與自然規律的碰撞

１８５９年１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確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同時，馬克思還富有深情地講到：“我的見解，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⑷事實確實如此，這一凝聚他多年心血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在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得到了驗證。基本原理是普遍的，科學理論是理性的，客觀規律是冷酷的，然而人類社會實踐則永遠都是具體的、歷史的和特殊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１９世紀資本主義工業大發展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人類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提出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構想，是基于他們所生活的那個年代以及西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機器工業的大發展、生產力水平的大提高這樣一種現實而言的。針對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而引發的貧富兩極分化、無產者與有產者的階級對立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等社會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廣泛深入地調查和研究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必將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代替，他們還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克服資本主義經濟所存在的無政府狀態的理想方法應當是，“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然而，人類社會實踐遠遠不如理論構想來的那么簡單。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首先在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而是在作為帝國主義薄弱環節的、經濟落后的俄國首先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也不是在幾個國家同時建立，并且都是在生產力不發達、君主集權殘余相對較多的國家建立起來的。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完全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在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后情況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需要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探索。盡管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結合各自國情采取的具體措施不完全一樣，然而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普遍急于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絕對對立起來。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當成社會主義不可分離的必然屬性，反過來把市場經濟當成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雖然在工業體系建設等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但是整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出現較為嚴重的失衡，再加上連續不斷的群眾運動，使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付出了沉重代價。慘痛教訓使各國馬克思主義者更加深刻認識到，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反制作用。從世界范圍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建設實踐過程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顯然不適合于生產力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從反面印證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真理性。同時，早期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者也始終沒有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本國具體建設情況有機結合起來，他們以其教條式的理解來指導各自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一系列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不過公有制計劃？經濟究竟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論，必須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中才能夠作出科學的評價。

二、貧窮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難以跨越資本主義

＂卡夫丁峽谷”？從人類生產關系發展史看，建立在雇傭勞動基礎上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著嚴重問題，它會造成人對人的剝削；立足于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不理想，它會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或經濟萎縮。因此，無論從理性的邏輯推理來看，還是從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人文追求來看，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就應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以避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給人類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災難。能不能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建立起沒有剝削的公有制經濟，馬克思晚年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他在科學論證基礎上給出了嚴謹的結論。１８８１年２月，俄國民粹主義者查蘇利奇給馬克思寫信，請教能否在俄國當時存在的農村公社基礎上，不經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繞過經濟剝削，直接建立公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馬克思在１８８１年２月至３月進行了細致的思考，幾易其稿才給查蘇利奇回信。在其中第一稿和第三稿中，馬克思都提出了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積極成果”ｔ４，—６＂４６７１這一構想。即不經過資本主義那種人剝削人的、令人羞辱的生產階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但在給查蘇利奇的正式回信中，馬克思并沒有提到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構想，而是強調“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個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關于這種“正常條件”，１８８２年１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作了一定的說明：“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對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的做法是極其慎重的，認為如果俄國革命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不能互相補充，就不能夠跨越“卡夫丁峽谷”。俄國革命并沒有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形成相互補充，但是１９１７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了。１９１８年夏，英、法、德、日、美等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勾結俄國國內反動勢力，妄圖通過鐵血手段把剛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他們很快就占領了俄國７５％的國土，切斷了蘇維埃共和國與產糧區的聯系，使工廠停工、交通癱瘓、工人挨餓、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在這危急關頭，以列寧為首的國防委員會，果斷采取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并在戰爭環境中取得了巨大成功。１９２１年春，衛國戰爭結束后，蘇維埃政權繼續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受到抵制，使俄國出現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有的地方還發生了暴動。這一危機表明，戰時共產主義己經不適合當時俄國社會發展的要求。為此，列寧于１９２１年３月提出＂改行新經濟政策，退回到釆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經營手段、經營方式和經營方法”ｍ。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列寧又進一步指出：“新經濟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轉而恢復資本主義。”可見，列寧已認識到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直接跨越生產資料私有制這種生產方式。由于列寧英年早逝，對私有制要保留多長時間、什么情況下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等問題，并沒來得及作進一步的探索。但是，從“改行”＂退回”“恢復”等字眼可以看出，列寧已察覺到，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外，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繼而，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全面采取公有制計劃經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對包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也由此開始僵化，市場經濟與計劃濟對立起來，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種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大搞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做法，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為后來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埋下了禍根。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積極探索，他們認為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應當保留一定的私有制經濟成分，而不能急于實行公有計劃經濟。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１９４９年４月至５月間，劉少奇在天津調研時談到：“剝削是事實存在，但剝削好不好？……我說既有罪也有功。”“資本主義剝削在一定條件下有它的進步性，不一定是反動而是進步。”為了鼓勵當時的資本家開工生產，他還說：“今天擴大剝削范圍于人民有功。”…薄一波在顧當時的情況時說：“毛主席對他的講話總的是肯定的，認為講得好，只是覺得‘剝削越多越好’的話不一定這么講。”１９４９年７月，周恩來在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愿意脫離帝國主義的經濟束縛來建設中國的企業，所以他們還有進步性和建設性。”朱德在此次會議上也指出：“在現階段自覺地忍受資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內的剝削，就是以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服從根本的長遠的利益。”１９５０年４月，毛澤東在談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問題時指出：‘‘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１，２１１９５０年６月，陳云在談到經濟形勢時指出：“在工業落后的中國，在一個時期內，民族資本家發展工業，向工業投資，是帶進步性的，是對國家和入民都有利的。”１９５０年１２月，鄧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指出：“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一腳踢開資產階級的思想是錯誤的、危險的。”可見，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認為，保留私有制經濟成只是權益之計，而在后期的實踐中，也是把市場經濟作是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適應中國國情的，在建國初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后期受極左思想和國際形勢的影響，我國急于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向社會主義過渡，大搞公有制計劃經濟，對國家建設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實踐證明，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完全繞過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人對人的剝削，直接建立和發展純而又純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是一種美好但不現實的理想，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建設思想。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來進行經濟建設，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沒有條件地跨越“卡夫丁峽谷”是不現實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用一種理想化的、脫離實際的、純理性的理論，來指導社會實踐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不顧實際，硬把生產力的發展往一個提前設定好的生產關系的套子里裝，也是注定不能夠成功的。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繼續進行不懈地思考與探索。１９８１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科學論斷，是黨和全國人民付出巨大代價的結果。同時，這一科學論斷也為我們黨確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總的依據。然而，要不要發展市場經濟，始終困擾著人們的思想，不解決這個問題就很難制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政策和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鄧小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１９８５年丨０月，鄧小平再次重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１９８７年２月，他進一步指出，計劃與市場都無非是某種手段和方法，只要它們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好處，完全可以都拿過來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搞市場經濟并不是搞資本主義，建立市場經濟也是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對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大理論突破，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提供了堅強有力的理論指導。經過堅持不懈的社會實踐和理論總結，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黨的十四大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２０多年來，這一目標始終在激勵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全面推動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持續地向前發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重大理論突破的意義會越來越凸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包括發展公有制經濟，也包括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黨的十八大報告都對此作出明確說明。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肯定了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這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我們黨就必須“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遵循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古老的中華大地迸發了無限的活力。《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指出，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在生產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基礎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只有這樣的經濟建設才是適應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經濟建設，是被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證明了的正確的經濟建設。換句話說，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當然，在多種所有制經濟中，包括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活動中還存在著剝削現象，這是中國現階段必須忍受的經濟成分。市場經濟并不完美，它所存在的經濟建設中的無政府狀態，需要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加以抑制，這也正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必須面對的挑戰。同時，還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習近平同志指出：“要自覺糾正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和政策措施。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實實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所謂“不超越階段”，首先是不能夠超越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必須根據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來出臺政策規定，這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必然結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已經初步展現在世人面前，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這一優越性還將進一步獲得更加全面的體現。“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運動的未來，就是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首先實現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標，最終邁向一個人們所憧憬的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

作者：吳振峰 蔣熙民 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