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替佳人立言”的不同目的

茨威格不似中國的文人把女性作為抒發自己內心隱晦的政治情感的工具，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部分“替佳人立言”的作品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懷才不遇立言，為自己的坎坷命運吶喊。（即使有白居易的《婦人苦》給所有古代婦女打抱不平，他公然宣稱守節是對婦女的摧殘：“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在，枯死猶抱節。……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這種氣魄和見識在當時甚至后世也是罕見的。）如李賀的《感諷六首》之五、《堂堂》描寫了被冷落幽閉的后妃，前者是失寵于漢成帝的班婕妤，后者是幽居破敗宮院的妃嬪。李賀滿腹才華無人賞識，理想和熱情也只能漸漸冷卻，在長安城這個人生機遇最多的地方，卻沒有他實現人生價值的一方舞臺，他為自己沒有“提攜玉龍為君死”的機會而“二十心已朽”。于是李賀利用詩歌這條途徑來抒發自己的“載不動，許多愁”。而茨威格在文學作品中對于女性的關懷和理解是空前專一的、深刻的、細膩的，也是感人至深的。在他眼里，女人是具有獨特價值觀和獨立思維方式的群體，她們愛憎分明，敢于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崇高而自然的情感欲望，她們忠于愛情，知錯能改，毫不矯情做作。茨威格站在離女人最近的地方觀察著、呵護著，同時也引導著她們的靈魂。羅曼•羅蘭稱贊茨威格“運用著弗洛伊德的犀利的鎖鑰，成了靈魂的獵者”，而這句話尤其適合理解他作品中的女人，在這些女人身上始終體現出茨威格的包容體諒以及尊重女性的人道主義情懷。

二、不同的女性成長圖景

茨威格的作品構建出了一個完整的女性成長圖景，他通過三部“鏈條小說”把兒童時期，少女時期，中年時期，老年時期這幾個人生的關鍵結點連接起來，勾勒出不同階段女性的不同情感轉變和情感體驗。相比較來說，我們中國的男性作家還沒有做過這樣系統的鏈條式的寫作。我國古代的“替佳人立言”中的“佳人”所指對象總的來說是比較狹窄的，大多是妓女和宮女。我們現當代的作家中也有人對孩童時期的女孩表示特別關注的，如周國平、豐子愷等人常寫自己的女兒，不過這和茨威格的側重面是不一樣的。茨威格深受弗洛伊德無意識理論的影響，“在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時多寫他們轉瞬即逝的迷戀沖動，非理性的激情和瘋狂，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層次性”②，通過描寫她們的夢境，揭露出隱藏在孩童內心深處朦朧模糊而又強烈的情欲沖動。而我們的作家多從孩童言行中表露出的童真童趣著手，以此來說明孩童的創作性、想象力和純潔無邪，從而找到成人世界和孩童世界的溝通橋梁。其實我們從辛棄疾寫的“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我們暫且擱置詞中所寫孩童的性別問題）便可以看出我國文人在兒童描寫上通常選取的角度。所以，在一點上我們的作品可能會淳樸有余而深度稍顯遜色，但茨威格的寫作角度卻又會讓人覺得有點抹殺了孩童的天然純潔。至于青春期少女春情萌發這一主題，可以說是世界性的主題。

古今中外，這都是亙古不變的吟詠，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隨手便能拈來不同角度、不同情境、不同風格的精彩篇章。茨威格依然貫徹他的“心理現實主義”原則，通過多樣的手法塑造了表面各樣但內心又都渴望愛情的青年女性。如《夜色朦朧》中白天冷漠孤傲不動聲色的伊麗莎白在夜深人靜時卻對情欲有著狂野的渴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那個陌生女人對作家的愛已經達到癡迷甚至癡愚的地步，她一輩子忠貞的對象雖然對她一無所知，但對此她無怨無悔，竟至于到死時仍為自己曾是作家的女人而感到幸福。然而由于中國古代女子的地位較低以及傳統道德對她們的束縛和限制較大，可以說婚前她們對愛情和情欲只有極簡單朦朧的生理和心理反映，真正把她們帶入情感世界的是婚姻，所以男性詩人多寫新婚和婚后少婦對外出丈夫的思念。（而茨威格則很少寫過新婚燕爾時期夫妻間的情感關系。）如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情詩》曰：“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寫出丈夫離去后思婦的低落情緒。王昌齡的《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寫出少婦對自己要求夫婿追逐功利而長期不得見的后悔。又如孟郊的《怨詩》：“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誰死。”寫出了一個思婦傷心流淚的天真與癡情。到了明清通俗文學日益興盛時，男性筆下女性對情愛的追求才開始更大膽更直露，《牡丹亭》中湯顯祖對杜麗娘為愛而死為愛而生的描寫確實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千古奇唱，他對杜麗娘的夢境及心理描寫和茨威格對女性的心理描寫在許多方面都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他最終仍脫不了才子佳人花好月圓的套路。比較而言，我國文人對懷春女子的描寫更加委婉優雅，角度多變、情趣盎然；而茨威格對懷春女子的描寫則更加赤裸熱烈，手法奇特、意象突出。茨威格寫得最出色的可能要算女性婚外情了。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C太太被激情所迷惑，在二十四小時里不顧一切地愛上了一個萍水相逢的賭徒；《灼人的秘密》中通過十三歲男孩埃德加的視角對馬蒂爾德一步步陷入男爵的情感圈套進行了巧妙的烘托；《馬來狂人》里那個高傲的白人婦女為了維護自己真摯的愛情和高貴的尊嚴從而導致了自己的死亡。培根說過：“在私生活中，人的天性是最容易顯露的。因為那時人最不必掩飾。在一時激動的情況下，也易于顯露天性，因為激動使人忘了自制。”茨威格就抓住了女人這種特有的同情沖動以及偶爾泛濫過火的自我幻想、自我恐嚇來細膩生動地道出女人內心情感的瞬息變化。茨威格指出：“一個女人一生里確有許多時刻，會使她屈服于某種神秘莫測的力量之下，不但違反本來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這種情形實際上明明存在；硬不承認這種事實，不過是懼怕自己的本能和我們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蓋內心的恐懼罷了。”但茨威格寫出女性這些無法掌握的沖動時并不是為了批判女性，而是為了表明女性自身同樣擁有無法抗拒的原始欲望，她們理應得到世俗的的體諒和尊重，所以在結尾處，茨威格總是讓這些女性恢復到理性清醒狀態，掙脫出自己在沖動下設置的情感枷鎖。關于婚外情的描寫，唐代張籍的《節婦吟》可謂是文人們盡人皆知的佳作。“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這詩里雖沒有詳細描寫女人的心理斗爭，但我們從她的話語中可以猜測出她已經在心里掙扎過了，這是她最終的決定。我們可以見出，中國文人描寫的婚外情多以女子的婚姻道德觀為贊揚對象，結果總是忠貞戰勝沖動，往往忽略了女子的心理活動；而茨威格則給予女人們“出軌”的機會，讓她們在品嘗了偷情的激情或虛榮后，再讓她們悔悟，重新回到家庭，他著重描寫迷途中的女人的矛盾情感。雖然身處不同國家和時代，但他們最終的選擇還是讓迷途的羔羊回歸，可見，在婚姻觀上兩者都是嚴肅對待的。關于老年婦女們的情感生活，我們的作品中大都是寫女人因年老色衰而遭人遺棄的悲慘命運，即使是寫一些生活在下層的貧苦老婦，也還是為了以小見大地反映出社會面貌，很少會像茨威格這樣把本能情欲作為她們生活重心的一部分。像《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所寫的C夫人，她就是在一種奇妙而無法理解的沖動下把自己交給了失足的年輕賭徒，而且這種沖動是在巨大的打擊和欺騙中終止的。我們知道，我國文人所描寫的現象應該是中西社會中眾多老嫗的普遍命運，其深度和價值自然無可置疑，不過茨威格這樣的選材和設置也是為了把自己對人性本能的觀念具體化：不論年齡大小，身份低賤還是高貴，也不論一個人的修養高低，人的自然本能和沖動是永遠存在于身體之中的，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可恥的，關鍵看當局者如何對待和處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了我國文學寫作和茨威格寫作中對待女性的不同態度，也發現了他們在寫女性不同成長階段時選取的不同角度以及采用的不同技巧，而我們在贊賞自己文學寫作領域優勢的同時也窺見了我們文學表現領域的空缺，這樣我們便能取長補短，拓寬我國文學的表現視野和表現技巧，為我國文學寫作注入新鮮的血液。

作者：張靜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