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高紅梅 單位：長春師范學院漢語言文學學院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速，西方文學經典在中國的普及渠道與途徑也隨之發生變化。許多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都是通過電影、電視或者網絡游戲得以廣泛傳播，發行量也隨之猛增。以至于在文學界，有一批悲觀的學者憂心忡忡地表示，“文學已死”。傳播媒介的變異，導致很多作家在創作時腦海中構思的不是語言的外衣，而是一幅幅視覺畫面。經典文學作品的營銷方式，也變成了先影視后紙質文本的秩序，文學經典似乎已淪為了影視作品的衍生產品或者附屬物，文學從“讀書”進入了“看圖”時代，即使作為文學專業的學生、從業者，也未能幸免。甚至有作家、學者認為圖像確實優于文字，美國作家亨利•米勒說：“電影是一切手段中最自由的，你能用它來創造奇跡。確實，有朝一日電影取代了文學，不再需要閱讀，我會舉手歡迎的。你能記住影片里的面孔和手勢，你在讀一本書時，卻永遠無此可能。”[1]289由此看來，西方經典作品無論多么偉大，它都不能拯救如今大學生進入讀圖時代的腳步。正如布魯姆所認為的：“‘我要讀什么？’不再是一個問題，因為在影視時代里讀書人已經寥寥無幾。實際問題已經成為：‘什么是我不必去費心讀的？’”[2]415

誠然，在現代社會中，由數字技術等工業技術所建構的社會文化網絡體系中，西方文學經典已由小眾化的文學殿堂走向公共視野，褪去了其神秘的面紗，文學的影像化趨向更使西方文學經典得以直觀化與普及化。但影視圖像的精神來源于西方文學經典，前者似乎只是對后者的一種解說。換句話說，對影視圖像的經典式閱讀可以闡釋并壓倒圖像文本；而對西方經典的影像化閱讀只會削弱西方文學經典的力量，或者如果我們可以隱忍，那將是達到某種荒誕效果的反諷。

西方文學經典的現代教育轉向

自從林紓以“信、達、雅”為基本信條將西方文學經典譯介到中國以來，其介紹與傳承的方式一直被精英知識分子的權威話語持有。在中國文學發展的現代化歷程中，中國著名作家集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翻譯西方文學經典的兩項職能于一身，著名的作家也通常是翻譯家，如魯迅、矛盾、巴金、戴望舒。從創作到譯介，其主導者的身份與理念已然決定了西方文學經典具有了崇高性、殿堂性與嚴肅性。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歷經了整個九十年代的市場化發展，國人日常生活的主導觀念已經完成了由“埋頭苦干”向“張揚外顯”的轉型，原來的艱苦樸素已經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消費熱潮所替代，很多人的生活仿佛在消費欲望和滿足消費沖動之間輪回，在消費話語的背景下，“一切公共話語都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3]4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當今的文化生態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延續至今，即通俗藝術、電影文化、即興劇、多媒體聲光節目、搖滾音樂以及其他新文化形式勃興。“在桑塔格、費德勒及其他一些人看來，這些發展超越了詩、小說等先前藝術形式的局限。在許多領域內、藝術家們開始混合各種媒介手段，并把庸俗作品和大眾文化溶入到他們的美學創作當中。如此一來，同現代主義相比較，這種新感受就更具多元性而缺少嚴肅性和說教性。”[4]13

西方文學經典作為文化消費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娛樂至死”的大語境之中。西方文學經典在被圖像化的同時，也被無可挽回地消解與庸俗化了。在當下，通過娛樂化的方式了解西方文學經典已成為社會的主流風尚，這種現象在進入新世紀以來尤為突顯。即使在現代教育機構里，也充斥著理想主義的憤世者。“回避或者壓抑審美在所謂的高等教育機構中是普遍的風氣。”[2]16在漢語言文學專業西方文學的教學中，為了達成較好的教學效果，使學生更接近經典，專業教師或者以影視為媒介，闡釋其蘊含的人文精神與藝術造詣的經典性。但這種教學方式本身在傳達經典的同時，也將經典由語言文字所帶來的審美性矮化了，大有影視導演和編劇的意圖主導對西方文學經典闡釋的勢頭。從西方經典到影視作品，實際上意味著從一部文字為媒介的文學作品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作品了。在以當下社會大眾為目標指向的改編目標，或者導致現代價值觀的融入，或者導致改編同一表述對象的切入點的變化，由西方文學經典主導的審美教育被影視作品所置換。這樣的審美教育會導致學生吸收的是間接的經典，既背棄了文學原著，又偏離了文學教育的初衷。尤其是在名著改編的之風日益興盛的今天，“戲說”、“穿越”等改編方式，已經將傳統西方名著的精髓喪失殆盡，在這樣影視作品為基礎的文學名著的解讀中，學生面對的經典已經名存實亡了，更何談文學教育及審美教育呢？

西方文學經典的傳承與審美教學的回歸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網絡上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年輕人已經把文學視為“垃圾專業”，很多優秀生棄經典而去，棄文學而去，專注于實惠型與實用性更強的學科與專業。尤其是近幾年，隨著西方文學經典被視圖化、被娛樂化，文學教育者似乎在時代的巨變面前節節敗北。

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是“文以載道”，注重文學的社會功用性與教育價值，希望教育者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找到社會公眾普遍奉行的道德和政治觀的根源，甚至在文學教育中有同行刻意避開文學經典的審美領域。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之間的這一段時期，甚至有學者、文學教師將審美降低為意識形態，或者是哲學化的理念圖解。其實，文學經典的教學不是服膺于社會主流意識的一種方式，而是讓學生在閱讀中獲得審美力量。

經典的最初意義是指權威的教育機構所遴選的書，而美國著名學者布魯姆認為，西方文學經典的崇高性與嚴肅性來自于它的“陌生性”（strangeness），“這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2]2而原創性的魅力又恰恰來自于文學經典的審美價值，其審美性是建構西方文學經典的基石，即文學經典必須具有相當的藝術高度和價值。這就要求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堂中在傳承西方文學經典的同時，注重其審美性。或者換句話說，也只有注重西方文學教學過程中的審美教育，才能更好地傳承西方文學經典。

創造性閱讀和建構西方文學經典的審美經驗，對西方文學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閱讀在其深層意義上不是一種視覺經驗。它是一種認知和審美的經驗，是建立在內在聽覺和活力充沛的心靈之上的。”[2]1大學生尤其是中文專業的大學生，正值閱讀經驗的積累與審美經驗的建構時期，沉浸在鮮活的影像世界里，只能削弱學生的自主想象能力，消減他們向自我內在探求的動力。而對自我認知的程度，是檢驗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形成、專業素養的養成的最低標準與最高要求。在西方文學的教學中，要注重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對文學經典的解讀能力，讓學生在經典作品閱讀中進行審美的對話，并獲得象征自身的美學力量。西方文學經典“也許會教我們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內在變化，也許包括變化的最終形式。”[2]22作為文學專業的研究者和傳播者，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在我們進行創造性閱讀的同時，西方文學經典某種意義上也塑造了我們自身。因為，西方文學經典的審美教育是一種實踐活動。正如張玉能所言：“從創造的自由的角度來看文學、文學教育、文學審美教育，非常明確的是，文學就是一種創造的自由的話語實踐，或者說是一種話語實踐的創造的自由，而文學教育和文學審美教育就是在這種創造的自由的話語生產之中來使受教育者得到創造的自由———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個體性與社會性相統一，功利性與超功利性相統一，從而成為自由的全面發展的人。因此，我們的文學、文學教育、文學審美教育，就不僅僅是一種技巧、技藝，而且是一種為人之道。這個為人之‘道’就是要達到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創造性自由，也就是審美的自由狀態。”[5]16-18

克羅齊曾經指出，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可以認為，任何西方文學經典都是屬于當代人的。那么，面對西方文學經典傳播媒介的變異與其現代教育的轉向，面對這種兩難的教學困境，就是當代西方文學經典的研究者與傳授者面對西方文學經典本身，因為這些困境也是西方文學經典的一部分。而西方文學經典只有歷經了變異、轉向，才能更好地回歸到自身，回歸到審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