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述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有關于對異國形象的描述，這一形象是在長期的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fā)生變化。這個形象存在著社會集體想象成分，不是固定不變的，是隨著與異國關系的加深不斷完善、變化的。而且不同時代的作家所塑造的異國形象都有社會集體想象、個人情感滲入其中影響其作家的創(chuàng)作其中。中國和日本兩國隔海相望，交往歷史可上溯至兩千年前的漢代，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包括正史，文學作品，以及其它大量的文獻資料，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自然、人物等方面對日本進行書寫，構成了極為豐富的中國文學中的日本形象。

2中國唐之前文學中的日本形象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交往歷史達兩千多年，最早如傳說中徐福東渡求不死藥的故事，雖為傳說，但說明當時中國人對大洋彼岸已有了初步認識。中國正史首次為日本立傳者為晉初成書的《三國志》，《三國志•倭》全文約兩千字，概括介紹了日本的政治、地理、風俗等內容，如地理中“，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多森林，少良田，盛產異果珍木。風俗中介紹了日本的異俗、衣著、飲食等。此后，在中國歷史文獻及文學作品中關于日本形象的描寫大量出現(xiàn)，這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清代以前，由于中國文人無法橫渡大洋到達日本本土，中國文學中的日本形象主要是文人的想象，再有就是通過來自日本的僧侶、學者、使節(jié)、商人等。對日本地理山水，大多通過想象或日本人的介紹而產生“想象”性描述，日本島嶼常與海外仙山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切反映到文學作品中，成為日本人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等到能夠橫渡大洋，中國文人可以親赴日本，在日本島嶼上，他們親眼觀察日本社會，熟悉日本歷史，體驗日本風俗民情，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日本形象想象成分就少些，更接近現(xiàn)實中的形象。唐代以前，中國對日本沒有一個清晰、準確的認識，并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形象。日本人形象被想象成完全不同的兩類：一類是長壽的仁者，另一類是人身狗頭的獸類。當時，日本人形象還有相反的一面，即怪異的異類形象。這兩種不同的形象，只能說明當時中國古人對日本人的認識比較模糊，可以這樣認為：唐代以前，由于日本地域形象的不確定，日本人形象同樣無法準確確定。不管是文化地域概念上的“東夷”，還是史書中記載的“女國”，只是大體上與日本島國有某種聯(lián)系，無法確指。唐朝的日本人形象，已經(jīng)完全走出了幻想中的異類。來唐的日本人，包括使節(jié)、僧人、留學生等都是文人，和唐代文人有過密切交往，王維、李白都有送日本友人詩。李白的《哭晃卿衡》實為悼亡詩。

3中國宋、元、明、清文學中的日本形象

宋代日本人形象是在唐朝的基礎上有所發(fā)展，如《宋史》里記載的是好仁禮讓的日本人。宋代文學作品中較多出現(xiàn)的是儒雅誠信的倭僧，表現(xiàn)了日本僧人對佛教的感情，為佛教獻身的精神。如《鶴林玉露》記載日本僧人安覺刻苦修佛的事跡，安覺為了修佛，留居中國十年，“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可見，安覺在當代文人中的影響。與唐代不同的是，宋代出現(xiàn)了日本奸商的形象。中國與日本的貿易交往宋代更繁榮，但中國古代重農輕商，唐代寫商的詩文很少，在宋代這類詩文較多一些，但宋代詩文中的商人形象多為負面形象，只圖暴利、奸詐狡猾、兇頑好斗，如方夔[kui《]續(xù)感興二十五首•十六》中就有日本奸商的描寫。這類奸商形象，在元代文學中逐漸轉化為倭寇形象。到了元代，中國與日本交惡，兩次征倭戰(zhàn)爭均以失敗告終，但民間交往并沒有停止。元代與日本的關系也是通過貿易與佛教實現(xiàn)的，因此，元代詩文中也有日本僧人形象，這些僧人來中國的目的不是學佛，他們朝圣、收集佛典文物、游歷名川大山，同時，還向中國學習建筑、書法、繪畫藝術，學習印刷技術。與宋代日本人形象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元代詩文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倭寇形象。

這一切都反映在詩文創(chuàng)作中。日本形象發(fā)生巨大變化，從仁者轉化為“異類”。元代文人作品中，出現(xiàn)了很多異類形象的倭寇。與唐前形象相比含有更多的社會、倫理意義。李士瞻《次荊門》中描寫了異類日本人。在中國東南沿海出現(xiàn)的倭寇，大多強悍梟勇，習水性，善于進攻，相對于元軍，他們的器械更精良，極大地傷害了元人對日本人的感情，丑化的日本隨之出現(xiàn)，中國人觀念中的“小日本”即在這時形成。“小日本”形象含有弱小、貧窮、強悍、兇頑、貪婪、無禮等貶義。明朝以后，與周邊各國逐漸建立了朝貢關系，惟有日本不肯。在明成祖時代有了間斷的朝貢，但日本與明的朝貢是建立在日方物質需求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朝貢存在與否是與日本有利無利相關。同時，倭寇之禍明代最為慘烈。明代文學中的日本人形象與元代相似，一方面是極盡詆毀的丑類，另一方面是天性未泯的日本僧人。但也有所變化，元代日本僧人被理想化，明代的日本僧人理想成分減少，對倭寇則有從異類向獸類轉化的趨勢。如王恭《贈倭僧》，真切地表達了日本僧人的思鄉(xiāng)之情。明代文學中，日本僧人形象沒有被異化，他們仍然知禮、用心專注。明代文學作品中描寫倭寇之患的文字最多，倭寇窮兇極惡，對社會危害最大，這也是明代文學中主要的日本人形象。這些日本人在東南沿海壞事做盡，搶掠財物、洗劫城池、殘害無辜。

在明代文學中，倭寇的獸性出自天性，這樣日本人形象又一次發(fā)生變化，成為獸類。清代文學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和明代比有明顯的變化。仁義尚存的日本人形象較少出現(xiàn)，明代雖有描寫倭寇的文學作品，但數(shù)量不多，到了清代描寫倭寇的小說大量出現(xiàn)，如《孝義雪月梅傳》、《綠野仙蹤》、《花月痕》、《品花寶鑒》、《野叟曝言》、《筆梨園》、《補紅樓夢》、《綺樓重夢》、《續(xù)金瓶梅》等。小說創(chuàng)作使倭寇形象更加鮮明，并且以情節(jié)化的方式塑造了丑類化的倭寇形象。這也是小說創(chuàng)作形象塑造的內在需求所致。清代小說中，倭寇形象一方面淡化了此前“矗爾小國”中的弱小意義，更加突出了倭寇的兇狠。另一方面還出現(xiàn)了兇悍頑勇的倭將，可見倭患的規(guī)模，再有就是異類的淫倭。倭寇侵犯中國，除了搶掠外，總是與奸淫中國婦女聯(lián)系在一起。如《孝義雪月梅傳》、《野叟曝言》等作品中都有淫倭的描寫。

4結論

綜上所述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中國文學中日本人形象的變化過程，唐前是想象中的異類、野蠻人。唐代日本人被復原到人類形象，到了宋代文學中出現(xiàn)奸商形象。由于元代中國與日本交惡，因此出現(xiàn)倭寇的形象，到了明清兩代，日本的仁者形象逐漸淡化，倭寇成為文學作品中的主要日本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