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戶地區的含義與特征

1．門戶地區的含義

門戶地區一般泛指具有門戶區位的地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不同地區往往形成具有“塊狀”特征的經濟體［1］，通常表現為以各級城鎮為核心、規模各異的經濟體。由于各個經濟體發展水平之間存在的梯度差異，生產要素總是在不同經濟體之間流動，如勞動力總是流向高工資的經濟體、資本總是流向獲利高的經濟體。本文研究的門戶地區，指的就是這種生產要素流從其他經濟體進入本經濟體首先且必須經過的地方。由于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生產要素流是推動門戶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如何發揮門戶區位優勢，就成為了門戶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研究課題。

2．民和縣門戶地區特征分析

本文的研究對象民和縣位于青海省東部，屬海東地區轄管。縣域東北與甘肅省永登縣、蘭州市紅古區相連，東與甘肅省永靖縣接壤，南與甘肅省積石山縣相對。該縣古為青海東部重鎮，“絲綢輔道”和“唐蕃古道”通過縣境，今有蘭青鐵路、甘青公路(109國道)和蘭西高速公路三大交通大動脈橫貫境北，享堂鐵路大橋和公路大橋扼青海與內地交通要道，故而自古便有“青海門戶”之稱。

民和縣所處的蘭州—西寧經濟區［2］經濟空間特征更能表現出民和縣的門戶地區特征(見圖1)。第一，與經濟區內的核心地域存在著較高的梯度差。以2007年人均GDP作為表達各地理單元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處于第一梯度的區域只有蘭州市區、西寧市區和白銀市區3個地理單元，它們是經濟區內的核心地域;第四梯度區域內的地理單元經濟發展水平最低，屬于邊緣地域，民和縣則是青海省唯一處于第四梯度區域的地理單元。第二，處于核心城市聯系的主要經濟走廊上。研究表明，蘭州—西寧經濟區內，與蘭州聯系最密切的城市是西寧，與西寧聯系最緊密的城市則是蘭州［3］［4］。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西部大開發戰略更推動了蘭州和西寧兩市之間的經濟聯系，生產要素流在蘭青鐵路、109國道和蘭西高速公路支撐起來的經濟廊道內流動更加頻繁。得益于此，民和縣商貿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期，近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高達18．9%。第三，位于省域邊界。民和雖屬青海省轄，但其受蘭州經濟輻射的影響卻更為顯著［5］，實際上是青海行政轄區和蘭州經濟輻射區的交錯帶。蘭州市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擴散出去的生產要素在流入青海省的過程中，首先而且必須經過民和縣。綜上，民和縣在現代區域空間結構中仍具有顯著的“青海門戶”區位特征。

二、門戶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意義

1．有利于優化地域空間結構

根據弗里德曼的“核心—邊緣”模型，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地域空間結構的演變［6］，而這種地域空間結構的變化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流的空間轉移來實現。由于生產要素流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沿著主要經濟走廊以漸進方式進行轉移的，因此，位于兩個經濟體之間主要發展軸線上的城鎮將優先獲得核心地域轉移出來的人才、資本和信息等經濟發展要素，從而成長為兩個核心地域之間的次核心地域，推動地域空間結構的優化。民和縣經濟發展水平目前雖處于蘭州—西寧經濟區的第四梯度，但與第三梯度區域差異較小。在蘭州—西寧的一體化過程中，得益于“青海門戶”的獨特區位優勢，民和將成為蘭州市生產要素沿蘭西交通走廊向外擴散的首選地，從而優先崛起為蘭州、西寧兩個省會城市之間重要的中心城鎮，在強化蘭西發展主軸線的同時，通過高速公路、省道和縣鄉道路等不同等級公路設施，輻射帶動其他城鎮發展，最終實現蘭州—西寧經濟區地域空間結構優化。

2．對周邊地域發展具有窗口示范作用

門戶地區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作為周邊地域發展的“窗口”，從而對更廣大區域的發展產生巨大的示范帶動作用，廣東省深圳市和江蘇省昆山市的發展就是這種作用的兩個典型。改革開放初期，深圳特區作為祖國大陸唯一對外開放的“窗口”，利用毗鄰港澳的門戶區位優勢，在特區境內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從而迅速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人口超千萬的巨城市。在特區探索取得經驗之后，我國又不斷增加了沿海開放城市的數量。江蘇省昆山市則借助毗鄰上海的“江蘇門戶”區位優勢，在1992年浦東開發、上海產業結構轉型之際，利用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力，通過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為上海制造業轉移構建了“成本洼地”［7］，迅速與上海形成了分工合作的角色，實際上已經成為上海市的衛星城。諸如此類城市的崛起路徑已經成為其他門戶地區城鎮發展的參考基準。

三、民和縣經濟發展戰略

1．發展目標

根據民和縣所處區域的經濟空間結構特征以及縣域資源和產業結構現狀，其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可定為:充分發揮門戶區位優勢，爭取“境內關外”的特殊經濟政策，積極對接蘭州市產業發展，努力成為蘭州市的產業配套基地、菜籃子和后花園;以蘭州—西寧經濟走廊和縣域各級城鎮為依托，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優勢，建設多樣化的投資和產業載體，將民和建成三次產業協調發展、中心城鎮功能互補和開放的新型縣域經濟體。

2．發展路徑

縣域經濟發展是一種產業空間集聚的過程。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看，可以用法國經濟學家佩魯(Perroux，1955)的“增長極”模型解釋產業集聚現象的形成，其中，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是形成產業集聚的主要影響因子，如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以及交通樞紐附近通常會發展成為產業集聚的城鎮，集聚的內在機制為乘數效應。新經濟地理學則將產業集聚的主要影響因素總結為產業份額、地區消費需求和市場開放度等因子，集聚的機制則是規模收益遞增［8］。然而，不論是哪些因子，實際上都是通過對生產要素的吸引形成產業集聚，因此門戶地區縣域經濟的產業集聚，應從發揮門戶區位優勢出發，不斷增強對外部生產要素的吸引力。據此，可以確定縣域經濟發展的戰略路徑為:“以制度創新吸引外部生產要素流入，以園區建設構筑產業成長空間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