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是一場廢除古文，建立白話文學的革新運動，視其發(fā)生背景，實在是所來有自，勢在必然。傳統(tǒng)文學發(fā)展到清末已是爛熟而但，窮途求變，文言文不僅成了文學創(chuàng)造的鐐銬，也阻礙了以開通民智為目的的普及教育。此時興起的“國語運動”形成了廣大的官話區(qū)域，成為后來文學革命倡導“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基礎;此時開始的西方文學作品的大量譯介，成為后來文學革命強烈的催化劑，其中，《圣經》“官話和合譯本”為新文學提供了一個借鑒的樣本.革新后的《小說月報》以顯著的位置刊載了周作人的《圣書與中國文學》，最早從文學方面來論述這部基督教經典，又從他的一系列文章里，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圣經》文學和基督教的一些觀點。

一、《圣經》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這一點，周作人研究《圣經》的動因出自文學，而不是宗教信仰。他在《《希臘擬曲》序》中回憶說，他從一九O八年起學習古希臘語，目的是想翻譯《新約》，’至少是《四福音書》.但他解釋說，“我那時也不是基督教徒。”最早接觸《圣經》是一九O一年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書期間，他受到前輩胡詩廬先生的指點，“很看重《圣書》是好文學”，有時到三一書院去旁聽《路加福音》講義.同時，又受到楊仁山先生影響，讀了一些佛教經典，特別是《楞嚴》和《維摩潔》，相比之下，對當時《圣經》會所出的“文理”文言譯本不滿意，就開始為翻譯《圣經》作準備，他:想將四福音書重譯一遍，不但改正欽定本的錯處，還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經杭衡”。直到后來看到《圣經》“官話和合譯本”，覺得翻譯得實在很好，雖然譯本的目的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因著“慎重誠實的譯法”，保存了原作中的很多文學趣味，在文學上有很大的價值。

周作人認為，《圣經》與中國新文學有一種特別重要的關系，這是因為有了中國語譯本的緣故.在歐洲，《圣經》的翻譯對文藝起到的是極為深廣的促進作用，如英國的微克列夫譯本和德國的路德譯本，助成了本國國語的統(tǒng)一與發(fā)展。而在中國，《圣經》“官話和合譯本”在文學革命之前完成.也給中國新文學帶來了希望。因為，文學革命其實是一個破壞與建立的過程，破壞之后的建立卻是艱難而漫長的，特別是一種理想的語言的建立，須經過長期的研究與實驗?！妒ソ洝穼π挛膶W語言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借鑒的范本，給中國語及文學的改造帶來幫助和便利。周作人在《圣書與中國文學》中是這樣說的:“有人主張‘文學的國語’，或主張歐化的白話，所說都很有理:只是這種理想的言語不是急切能夠造成的，須經過多少研究與試驗，才能約略成就一個基礎;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來也還算不得晚，不過我們總還想他好得快點。這個療法，我近來在圣書譯本里尋到，因為他真是經過多少研究與試驗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可以供我們的參考與取法”。

從文體方面來說，中國新文學的新詩，短篇小說，也是因了外國文學的感化而發(fā)生的。

《圣經》文學中那些優(yōu)美的牧歌和戀愛詩，可以幫助新文學衍出一種新體;其中的抒情文學也可以拿來與《離騷》等比較，找到參照發(fā)明的地方;甚至《圣經》譯本中標點符號的應用，也能給新興的文學以規(guī)范作用。所以，文學革命一開始，一些作家就流露出對《圣經》的模仿痕跡，以至于有反對白話文的人說，這樣的文章并不算新，無非是從《馬太福音》中出來的。對此，周作人說，“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是可笑，現(xiàn)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系‘吻《圣經》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雖然不象對西方文學的影響那么深廣，但也是普遍存在的，幾乎所有現(xiàn)代作家都曾讀過《圣經》，并在思想上和文學上程度不同地受到影響。較為突出的有冰心、許地山、老舍，他們是受過基督教洗禮的基督徒;甚至郭沫若、郁達夫在留學日本期間也曾一度成為基督徒;其他如魯迅，對引日約》有過系統(tǒng)的研究，茅盾，寫過幾篇基督教題材的作品;巴金，作品中的基督教影響更是顯而易見;以及寫了一批教會題材小說的張資平、肖乾;其他如陳獨秀、胡適、徐志摩、田漢、林語堂、梁實秋、蘇雪林、葉靈鳳、胡也頻等等，真是舉不勝舉，甚至沈從文這樣不懂西文的地道中國派作家，最初也是從《圣經》的反復閱讀中學習寫作的，他稱《圣經》是他的“師傅”。②二、《圣經》文學研究周作人認為歐洲文學有三個來源，一是希伯來思想，二是希臘思想，三是中古的傳奇思想。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三支潮流會合，形成了近代歐洲文學。古代希伯來文學保留在《舊約》之中，《舊約》本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圣書，經過了歷史批評的研究，從文學上講是希伯來國民文學的總集。他把《圣經》與中國的經書作了比較，認為:“《新約》是四書，《舊約》是五經，—《創(chuàng)世記》等紀事書類與《書經》《春秋》，《利未記》于《易經》及《禮記》的一部分，《詩篇》《哀歌》《雅歌》與《詩經》，都很有類似的地方”。③周作人對于《舊約》的研究，受到美國神學博士漠爾(GeorgeF.Moore)的影響較大，觀點也多引用漠爾的《舊約之文學》，將《創(chuàng)世記》等列為史傳，認為其中“亞當夏娃的故事”雖是神話，卻對近代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歷史書描繪了猶太社會家長制度時代的情形，反映出一定的禁欲思想。

《舊約》中的預言書是抒情詩，其中《約伯記》被漠爾贊為“希伯來文學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學的偉大的詩咽.《路得記》、《以斯帖記》及《約拿書》是純文學方面的小說，周作人特別欣賞《路得記》和《以斯帖記》，說它們“是古文學中難得的作品，••一《以斯帖記》有戲劇的曲折，《路得記》有牧歌的優(yōu)美”⑤，而他最為贊賞的是《雅歌》和《傳道書》，稱之為永遠流傳的不朽之作。

周作人至少在四篇文章里論述了《雅歌》，并把《雅歌》與《詩經》相比較。《雅歌》作為《舊約》中的一本愛情歌集，猶太人說這是借了夫婦的愛情詠頌神與以色列的關系，基督徒則認為這是比喻基督與教會的關系.也有關于神與靈魂，或者新婦是馬利亞等說法。周作人從文學的角度出發(fā)，贊成漠爾的觀點:“那些歌是民間歌謠的好例，帶著傳統(tǒng)的題材、形式及想象.這歌自然不是一個人的著作，我們相倩當是一部戀愛歌集。”“這書中反復申說的一個頤旨，是男女間的熱烈的官能的戀愛‘吻周作人在《歐洲古代文學上的婦女觀》一文中，根據(jù)《圣經》作了這樣的論述。夏娃的故事解釋了古代農業(yè)的辛勞，女人生育的苦楚的起渾，《舊約》中歷史書反映出男權社會里婦女的地位，《以斯枯記，和《路得記》中兩個女主人公，是當時猶太的理想中的模范婦人，她們以忠心和愛心供奉家族的民族，但是還沒有現(xiàn)代女子的獨立人格。而《雅歌》中的女主人公能自由表達愛情，卻是一件奇異的事情，在有粉禁欲思想的希伯來文學里，能出現(xiàn)這樣熱情奔放的戀愛詩，充分說明了人性中的靈肉二元并存.周作人在論歌謠情詩的文章中，也總是忍不住要引《稚歌》，他從另一個角度對它所表現(xiàn)的愈義作了說明，“我們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戀愛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實在戀愛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感情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