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的變化

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的自由度，前所未有的擴大了。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價值規律的制約下在市場上進行自由竟爭。既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上搞自由競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也必然要實行改革開放，搞自由竟賽，于是文學藝術的創作自由度，評論自由度必然會更加擴大。在小說方面，近年來，有“新體驗小說”、“新狀態文學”、“新聞小說”等諸種小說體裁的提倡和鼓吹;在詩歌方面，Ml]有“后新詩潮”的說法;在散文方面，又有“美丈”、“無邊的散丈”(指非韻文的一切文字，只要有藝術性，都是散文)、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的負面這是世紀之交的中國丈學的正面。但是，既然搞對外開放，西方文藝思潮中的一些消極的、錯誤的東西也就一定會從開放的窗口中進來，既然搞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本身就有負面(西方經濟近幾年來的停滯、滑坡就是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吸取市場經濟中的有效、有益的東西.約束、克服市場經濟中的負面的東西)，這也就一定會給意識形態領域和文藝界帶來消極的影響。否認這一點也是不客觀、不現實的。

我們應當如實地指出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的負面，盡童縮小它們的消極影響，引導它們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反形散神不散，散文就是要散”等諸種新觀念的提出;報告文學劉有紀實性的、概括性的、政論性的、問題性的報告文學等不同;戲劇(這里說的主要是話劇)的探索更是多種多樣，先鋒戲劇、探索戲劇、實驗戲劇、寓言戲劇等等。至于文藝理論，諸論并出，百家爭鳴.在最近三年里尤為活灰。單是文學本體論而言，即有生活反映說、體驗說，經驗說、直覺說、自我表現說、形式說、否定說、感情化的現實和現實化的感情說等各種說法。總之，寫什么，怎樣寫，只要不背離四項基本原則，作家評論家都有充分的自由。列寧說過，文學應當是自由的文學。這一預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已經成了現實。

丈學創作的題材，大大地多樣化了。關于題材多樣化問題，還在六十年代初期，即已提出，但具體的創作實踐卻不盡人意。新時期到來后，題材多樣化成了一種創作趨勢。但由于作家的思維定勢.未能從已有的思維模式中真正解放出來，所以，題材的多樣化還是受到了限制。但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一方面，生活本身前所未有的多樣化，另一方面，作家的思維定勢被觸動并打破，從而文學的題材才真正多樣化了。

文學隊伍快速地年輕化。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大批年輕人進入了文學隊伍。他們中的少部分成了各省市的文學院、創作組的合同制、資款制、聘任制的專業作譬如，最近三年來，文學作品中寫抽象人性的越來越多，而且成了一股創作潮流。既然是人，當然有人性，但人性是人的社會性和自然性的統一，并非只有自然性。當然，我們也反對把階級、階級分析觀點簡單化庸俗化，把人物寫成一種模式，把作品寫成一個套子，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寫人的社會性和自然性相統一的人性，更真實地表現人、塑造人。然而，近三年有不少作品卻不是這樣。它們把寫抽象的人性作為文學的一切。在那些作者看來，“亂倫”、“好死不如鎖活”、“窩里斗”等丑惡的東西才是人性，才值得寫，而人性中那些真的、善的、美的東西則不是人性，不去寫。如此表現人性，怎能寫出真實的典型人物，又怎能歷史地、具休地、藝術地反映真實的人生呢?

又如在近三年中，有些作者以為文學的形式就是文學的本體，只要形式，不講究內容，成了一種錯誤的創作傾向。形式和內容總是辯證地統一在一起的。只講形式，不講內容，其實這也是一種內容，不過是度假的、抽劣的內容罷了。有些小說、詩歌和戲劇形式離奇、怪誕，卻無實質性內容，使人看了根本不知所云，因此被人們所疏遠。

再如，近三年問，一部分作家脫離生活，疏遠人民，在家里進行創作，作家成了“坐家”。干是，他們的思想和人民大眾的思怒相距十萬八里。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某些人看來，西安是中國的皮都，中國是世界的度亦，地球是宇宙的廢稱，中國是沒有希望的，人類是沒有前途的.怎么辦?要回到原始人那里去，要回到原始社會去.如此思忽，與改革開放，與人民大眾，完全隔隔不入，能寫出好作品嗎?再如，近三年問，有的文學雜志作品宣揚的是消極的、領廢的、腐朽的人生觀，描寫的是醉生夢死的、花天酒地的或者是渾渾圣垂的、庸庸碌碌的生活，根本看不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蓬勃向上的、奮發有為的時代精神。

總之，在補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里的一種傾向是看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文學帶來的祈生機和對文學所起的促進作用，竟把文學領域里的消極現泉都歸咎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在某些文學報刊上，諱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諱言世紀之交中國丈學的重大成就，它們所主張的實標上是妥回到“文革”前的丈學老路上去。

另一種傾向是看不到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通常意義下的市場撰濟)給文學帶來的消極影響，以形勢大好諱言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存在的問題，聽之任之，縱容其惡性發展。這樣，既不會有社會主義文學，我們的文學也不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并為之服務.那樣的話，世紀之交的文學也將走到、鄧路上去。

若問，這兩種傾向中哪一種更壞?我們的回答是:看不見這兩種傾向并且不與之作斗爭，是最壞的。

中國文學向何處去

在明確了世紀之交的我國文學的現狀后，對于世紀之交的我國文學向何處去的問題，也就不難得出答案了。

第一，越是搞私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越是要加強馬克忍主義在丈學領域內的指導地位，既要和俊化的、教條主義的“左”的傾向作斗爭，又要和資產階級的、錯誤的右的傾向作斗爭，用馬克思主義做好丈學的導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