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是我國最早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一位杰出代表。嚴復的譯作涉及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邏輯學等西方先進學科，對當時的中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不僅影響了好幾代進步人士和革命者，同時還促進了近代中國文化的轉型。正如嚴復適應和選擇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他的翻譯活生生地詮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界規律。綜觀嚴復翻譯的１１部譯作，他所采用的一個典型翻譯策略就是廣泛采用譯寫。“譯寫”，是翻譯與寫作適當、靈活結合的一種翻譯手段。本文擬從生態翻譯學中適應選擇論角度解讀嚴復的譯寫翻譯策略，筆者認為譯寫策略正是嚴復譯作成功的關鍵因素。

一、嚴復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多維度的適應與選擇

嚴復所處的翻譯生態環境是清廷日衰，救存圖強迫在眉睫，引介西方先進思想被認為是救國良策。然而晚清社會封建保守的主流意識尚呈高壓態勢。在此特殊的翻譯生態環境中，嚴復對翻譯策略進行了多維度的選擇和適應，使之符合時代和社會需求，從而使譯本“求存生效”。從生態翻譯學角度講，嚴復的譯寫現象反映了以下生態翻譯學的內涵。

１．譯者對自身需要的適應與選擇

嚴復是晚清愛國文學運動的發起者與鼓吹者。１８９５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四篇文章，“大聲疾呼，猛烈抨擊封建專制統治和孔學，提倡資產階級民權和新學，提出了著名的啟蒙主義的救國綱領：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１］另外嚴復滿腹才學，一心想報效祖國，但一直未得到重用，于是嚴復只能另覓他路來抒發情志。學貫中西的嚴復深知欲救國要新一國之思想、文化，于是開始向西方尋找救國圖強的真理。早年留學英國也為他深度認知西方文化精神提供了直接機會。與此同時，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全面覆敗也增強了嚴復譯介西書的決心。嚴復自身精通英漢兩種語言，翻譯西書，引進西方文化不僅正好契合了當時社會的特殊需要，而且也為他展現自己的文才提供了有利途徑。他曾說：“所愿者，多成幾冊譯書，使同族者知彼族所為何事，有所鑒觀焉耳。”［２］有人曾問嚴復為何不自己著書，嚴復笑而不語，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譯書中，綜觀嚴復所譯十一部書，除了《群己權界論》沒有通過加按語等形式抒發自己的見解，其他無一例外都通過譯寫策略闡釋了嚴復本人的見解，尤其是《天演論》最為突出，嚴復借他人之口抒發自己的見解效果要比專門著書好得多。難怪魯迅曾說嚴復自己“做”了一部天演論，嚴復的曾侄孫嚴誠先生指出，“三老公（嚴復）的書從最終目的看，譯文是為按語和序言服務的。”［３］由此可見，嚴復的譯寫是抒發自已的政治見解和思想意識，從而開啟民智，匡扶社稷。

２．譯者對自身能力的適應與選擇

嚴復自幼聰慧，詞采富逸，他傾向于走仕途求功名的老路，盡管最后沒有成功，但他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并形成了自己的語言觀。他心儀唐代以前的古雅漢語，無論字法句法方面，還是文體方面都加以效仿。嚴復的這種語言觀決定了他在生產翻譯話語時所采取的語言策略。他的譯作和著作基本上都是用文雅的文言文完成的。嚴復用文言文翻譯英文著作，是對自身能力的一種適應和選擇，同時也是對目標讀者士大夫階層的適應和選擇。嚴復在船政學堂讀書期間，學了英文、幾何、代數、電磁學、光學、天文學、航海學等新學科知識。后被派往英國留學，留學期間，廣泛閱讀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考察英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因此嚴復廣泛接受西方新學科教育，思想開明，眼界開闊，不僅了解英漢兩種語言本身差異巨大，而且對英漢兩種語言的使用游刃有余，具有翻譯西書得天獨厚的條件。

３．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

晚清時期，歷經甲午海戰和公車上書的失敗使很多進步人士驚醒到文化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推廣西學的方法來“師夷長技以制夷”，開民智以求救國。如嚴復在給張元濟的信中就提到“．．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所以擯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４］嚴復的譯本是精心選擇的，他學的雖然是航海等科技知識，但是他翻譯的文本不是科技書籍，而都是反映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的作品，這說明他深刻知道社會的進步不在乎“器物技藝”而在于思想意識，這正契合了當時社會需要。嚴復的成功首先在于他能把自身的訴求與時代的需要緊密結合，廣譯西書抒發自己政治思想見解，以求“譯有所為”。（胡庚申語）

其次，嚴復把目標語讀者鎖定為士大夫。當時的士大夫群體構成了主流知識分子階層，要想徹底改變中國積弱的現狀，嚴復認定士大夫是要“開民智”的第一批對象。然而，士大夫們多對西方文化思想有抵觸心理，認為華夏文化是至高無上的，對西方文化思想嗤之以鼻，再加上以往翻譯作品的質量不高，導致士大夫們認為西方文化無可學之處，因此，為了譯文被目標語讀者接受，嚴復采用古雅文體，特別是漢以前的字法句法，譯文中盡量會通中西，找出中華文化原典中能對應的詞匯，加入許多中國先哲的箴言，采用換例等策略加入耳熟能詳的事例，盡量適應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使得譯本得以生存。

再次，晚清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保守落后，且呈高壓態勢，如果嚴復采用直譯策略，原原本本的介紹西方學說，那后果只能是被禁言，也就難以實現嚴復開民智、新民德的初衷。再加上嚴復有《辟韓》一文得罪張之洞的前車之鑒，深刻體會淡化極端觀點和詞句的重要，這就決定了他的翻譯策略很大程度上采用譯寫，試圖不要冒犯主流意識，讓譯本得以流通。

最后，嚴復是自動自發進行譯書的，根據勒菲弗爾德操縱論，委托者和譯者都是嚴復一人，因此嚴復對原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選擇有絕對的操縱權。嚴復翻譯的目的性極強，為了達到目的，他會想盡辦法“逼原作就范”，而這個辦法就是進行譯寫。當原作能達到他啟民智的目的時，他會比較忠實于原作，當原作不能幫他實現其目的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對原文施暴”（韋努蒂語），加以改造使之實現本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