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哈維（DavidHarvey）是國際知名的社會理論學家，英美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其著作《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中，哈維以犀利的眼光、嚴謹的邏輯和翔實的材料批判了“生態現代化”觀念，表現出強烈的生態政治學思想，并且認為這是反資本主義運動最好的形式。

一、邏輯前提：作為社會背景的環境問題

在西方思想史的語境中，統治自然的觀念自古有之，且可以追溯至基督教經典《圣經?創世紀》。“在基督的統治教義中具有意識形態根基”（維柯語），然其真正盛行是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的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培根提出著名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他認為，人類追求科學的目的不僅僅是戰勝自然，而且也是支配自然，統治自然。至此，統治自然的觀念也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而強化，且開始盛行。“啟蒙運動的宗旨是這世界的去魅，神話的消解和用知識代替幻想。”[1]302其功績暫且不說，然而卻留下了人是萬物之主，人應該統治自然的觀念。啟蒙思想中統治自然的觀念也具有顯著的異質性，例如盧梭和維柯。在后來各種思潮中也存在著大量反對啟蒙運動統治自然的觀念，然而在今天，統治自然的觀點仍然占據對自然評價的主流模式，而這種主流模式實際上是由資本主義創造的，通過啟蒙政治經濟學話語發展起來的。把自然視為“資源”并把規定稀缺資源的合理分配作為自己的理論任務，從而導致了效用最大化目標以及金錢作為萬物尺度等問題出現。長此以來自然的承受力明顯下降，自然環境不斷惡劣，人類生存遭到威脅。人們普遍開始關注環境，然而自然或環境僅僅只是物理的存在的介質，或兩者是完全等質且不同的稱謂，抑是兩者只能是簡單的利用或保護關系。

“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政治與經濟最為沖突的集中場所之一。從宏觀上講，它既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同種族與民族之間，也包括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沖突中。從微觀上講，環境問題既表現在生態學與政治制度的爭論中，也表現在社會實踐、理論知識，當今與未來不斷的爭論中。對上述問題的考量必然帶來對這一氛圍的質疑。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生態政治學便產生了，這也構成了哈維創作《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的直接背景。哈維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認為環境問題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理論領域，但也存在著極大的背景隱喻，即環境問題背后的社會政治經濟體系問題。

對于積極地在知識和政治上勾勒資本主義變遷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哈維來說，全球化背景下的環境問題不是一個沉默的論題，在他看來，環境或生態及其相關話語不應簡單地采取拒斥的態度。“為了以任何有意義的和確定的道路來改變世界，我們需要不僅理解而且需要創造永恒———組織、制度、學說、計劃、形式化了的結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試圖在人類行為得以展開的具體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中為政治尋求一種更加堅固的基礎。”[2]10早在其作《后現代的狀況》中就有這種設想，在此他初步完成了這種理論規劃和政治話語目標。

二、直接動因：對“生態現代化”研究性的批判

人類經濟增長與環境的對立，經濟行為危害到了自然，全球已經出現了生態危機。生態現代化的提出是想促進一種理念，社會應該對于環境調節和生態保護采取一種非被動的姿態，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預防為先，治理在后。在這樣的狀況下，實現生態現代化意味著需要建立系統的管理體系、制定明確的規范制度以及可操作的程序，同時也要求國家政治介入。生態現代化認為這樣做就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

當今不可逆轉性問題變得更加顯著，不僅包括生物多樣性，而且也包括整個棲息地的消失、資源枯竭、土壤荒漠化、森林減少，諸如此類。對深層次環境風險的強調，伴隨著這樣一種不斷提高的認識：人類行為的無意識生態后果是影響深遠的、長久的，并且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在我們生活的“風險社會”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專門及事后的彌補行為往往會產生一些失衡和無效的后果。生態現代化拒絕以零和來看待環境和經濟增長之間所謂的權衡，它的倡導會促進效率，且有利于長期保護資源基礎。在生態現代化爭論中，環境問題已經不再被視為某個國家或民族的事情，而是具有一般國際事務性質，在管理和保護中將不同規模的政府層次作為合作伙伴包括進來，這種建立某種權利不言而喻的承認產生環境問題的多種空間規模。自此，環境問題進入到了政治議程之中，從景觀破壞、遺產掠奪、野生保護、空氣質量和水質的控制、有毒物的影響、垃圾處理到消費配調控等一系列問題。環境問題不僅延伸到各個階級身上，而且也成了大眾問題。哈維認為，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且在很大程度上生態現代化這種倡導也是正確的。

但是哈維關注的是生態現代化中的話語轉向。他認為，從普通環境問題向生態現代化話語轉向的過程中，環境問題已經穿越了國界，需要全世界人來關注，更需要一種廣泛的集體行動。然而，“一方面，生態現代化為它們和政治—經濟權力統治形式之間競爭性友好關系提供了共同的話語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它假設了某種理性，這種理性減弱了更純粹的道德論證的力量，并使多數環境運動面臨政治籠絡的危險”[2]434。就是說，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可以使得各個國家不分意識形態，有著對話的基礎，然而也可能會使這種對話歸屬于某個政治集團，這樣就產生了一般話語力量的缺乏。

三、深層動因：反資本主義運動

哈維在《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的導論中明確說到：“我最終集中于作為中心點的‘社會正義’這個價值，也是僅僅部分地因為個人的歷史原因，它使我能夠重游自己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著作—《社會正義和城市》—的領域，那本書是在二十年前寫成的。我也確信，這是反資本主義斗爭能夠堅持的最好的評價地形（形式）”[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