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文學理論界的“雜語喧嘩”中，在各種不同的理論意向、理論話題和理論思潮的爭論中，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成為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其對于文學學科的自身構成與自我確立可能是最有意義的，對于文學學科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充分認識文學理論研究中的這兩個向度，積極將龐雜而又眾多的文學理論話題納入這一學術視野，無疑會催生文學研究的本體性自覺。
關鍵詞：文學理論； 理論向度； 元理論； 文化理論
    引言
    “說到20世紀的西方文學，恐怕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術語、新概念出現得太多、太快，簡直叫人應接不暇”，究其原因，“一是20世紀西方文壇理論更迭相當快，新的流派不斷涌現出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20世紀學術研究中出現了不同學科相互交叉的情形，文學越來越多地向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自然科學等學科借鑒思維方式乃至術語、概念，于是，新名詞、新術語就越來越多越來越艱深”（ Abrams,2004:1）。也就是說，在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領域中，出現了對于文學命題、文學視角、文學思潮探討的“雜語喧嘩”的局面，而其中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構成了關乎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研究向度。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的有效展開文學理論學科的自身構成與自我確立也可能是最有意義的。文學理路的元理論走向與文化理論走向是理論與現實之間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的結果，也是理論自身面對現實變化所必須做出的學術選擇。當下眾多的文學理論話語無疑都可以納入這一學術視野，對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的充分認識，也將催生文學研究的本體自覺。
    一、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
    所謂“元理論”就是理論的理論，思維的思維。元理論研究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為研究對象；二是經常思考學術傳統中的老問題，從而反思并整合自身。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問題的產生有理論與現實兩個方面的原因：就理論而言，作為文學理論的理論根據和思維范式的哲學、文化思想變動與多元化，使得文學理論原先的理論基礎不在牢固或受到質疑，從而導致原理論問題的產生；就現實而言，社會文化與文學寫作的復雜多變，使得文學理論自身的確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論問題凸現出來。在當代，文學理論之為理論的哲學基礎變動不居、文學之為文學的現實因素復雜多變，使得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以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為代表的反理論思潮。實際上，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對于李興權威與理論思維的批判、限定、貶斥，而更主要的是對新的意指方式與理解方式的訴求。這樣就需要一種新的方式、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理論本身的性質與意義以及它與現實的關系，尤其需要理解結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表意方式與真實意指。這也就是說，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后現代理論將以一種新的關系與世界相關聯，以一種新的方式作用于現實，并從一種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幾年問世的文學理論著作大多充滿著元理論的焦慮和對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以形而上學的方式去理解解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就會將理論撕成碎片，其結果就是不絕如縷地宣稱任何理論不再可能的、理論碎片化的解構與后現代論調。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因此可以看做是面對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反理論浪潮，文學理論自身在意識層面上的自我激發。因為反理論浪潮的流行與強大，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的自我意識常常被壓抑在無意識與潛意識層面。因此，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常被當做不合時宜的動向加以忽視，在當下理論場景中，也就出現了極度膨脹的理論意識同理論的過度謙卑與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狀態。元理論思維是理論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識，自我論證和自我堅持。對于文學學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種元理論的層次上才是正當的和有意義的，因為否則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和不相干的東西來苛責文學理論，而對于真正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從元理論思維出發，，解釋文學理論建立的更為本質的前提和文學理論展開的更加真實的基礎，才是文學理論和文學學科反思的正途。而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將為我們帶來文學理論自身的本體化和寓言化。
    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使文學理論脫離其原先依賴的觀念體系，以概念的概念作外向運動。依據海德格爾的觀點，那些遠離起源作外向運動的概念，像“是”（存在,Being）一樣成為被發送之物；這個被發送之物是形而上學玄遠或漸遠的本體，而玄遠或漸遠的概念化過程就是被概念之物的本體化過程(Heidegger,1959)。因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而致的文學理論本體化就把文學自身的“是”（存在，Being）的問題推到了人們面前，迫使人們正視它自身“是”的問題。文學理論在人們的觀念體系里曾不被重視，這與人們期望其對文學和文學現實負責相矛盾。現在文學理論獲得了自身的“Being”（存在），它不再單純地對文學現實負責，也正如文學作品可以直接反作用于社會，文學理論可以不經介入文學創作而直接作用于社會。
    文學理論獲得了自身的“將是”以及“如何是”的存在地位，也因而獲得了建構其“是”的肥沃土壤和豐富想象，它所關注的對象也變得無所不包，成為一個極具膨脹的知識體系；同時它也不再對原先依賴的概念體系負責，它沖破了體系所限定的狹小空間，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內馳騁。這就涉及到理論的理論或概念的概念“寓言化”問題。這里的“寓言”不是指作為一種文體的寓言故事，而是后現代主義所闡明的一種意義機制和意義方式：與“隱喻-象征”所代表的某種巨大的意義體系的內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表明了意義關系與意義線索的獨立于任何觀念結構與意義體系的外在性特征（基茨泰納，2003:209-219）。也就是說，在后現代和解構語境下，“寓言”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語言與現實之間單一的對應關系，而是語言在能指層面上的播撒與延異。文學理論寓言化就是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它打破了在形而上學或其他獨斷、龐雜觀念體系下文學理論與現實的單向度、必然性的意義聯系，實現了二者之間雙向、多元、超然的意義關聯。這是一種新的意義關系、意義方式和意義方向，是超出形而上學之外的關系、方式和方向，是在解構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想漩渦中，保證理論之為理論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