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法學學科功能談起

在一次較高層次的法學學術研討會上，一位從事法理學研究的學者提出一個關于“法律移植”間題的報告，內容涉及到“法律移植的科學內涵”，“法律移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法律移植的基本模式和內容”以及“法律移植必須注意的問題”等等。接著一位從事比較法研究的學者也談了他對當今中國法律移植問題的研究體會，認為應將重點放在對一些具體的法律制度問題的比較、分析以及法律移植的具體操作層面上，而不宜過多的去考究法律移植的內涵、必然性、必要性等抽象的間題。然而那位法理學者在討論中則堅持:關于法律移植的觀念層面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中國現實中對法律移植的看法不盡一致.阻力并未完全排除.汁匕如法律移植中姓“資”姓“社”的爭論等)，而且這種來自觀念層面的阻力阻礙著法律移植的實際操作和運行，等等。

這是一種現象。這一現象在一些法學研討會上，法學爭鳴文章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帶有跨學科性質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以_七兩位學者的發言都有各自的道理，并且也都有能夠立足的來自理論的以及實踐層面的支持論據。那么，問題的癥結在哪里?這就是筆者近來一直在思考的一個間題，即法學學科的功能間題。而這一間題是我們多年所忽視的一個間題。

不論是自然科學學科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都有其各自的功能，法學學科也不例外。誠然，從宏觀上總體上講，科學是對自然世界和人類世界不斷的認知過程和總結過程。科學的任務在于準確和正確地揭示及解釋世界的客觀發展規律。但科學伴隨著人類認知能力的發展又經歷了一個從渾沌到明晰，從綜合到分化，從一元到多元等的發展歷程.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大歷史功績。即使象有些學者所預測的那樣，科學將來還要走向綜合•，但那時的綜合也是建立在分化基礎上的綜合，而不會恢復到那種原始狀態的渾沌一體。科學的分化帶來了學科的分化.學科的分化便產生了功能的分化.即各個不同的學科承載著不同的學科功能。比如，哲學承載著確立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模式、方法論等的功能，文學承載著塑造人們的健康心靈、情操、善良人性等功能，經濟學承載著探求人類經濟發展規律的功能，等等。

法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其研究對象是法律世界以及與法律世界相關的其他領域的世界。但自近發表展至現代的法學學科的多元存在使法學的功能產生了分化，各個法學學科承載看、或主要承載著不同的功能。比如:法理學承載著解決人們法觀念層面的功能;法史學承載著探求總結人類法律歷史(制度的和思想的)發展軌跡、規律印夕能，法社會學承載著法的社會實證的功能:比較法學承載各種不同法律制度、思想間相互比較、分析的功能;各部門法學則承載著各種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功能，等等。以上所說的各個法學學科的功能是就其主要功能而言的，并不排除上述功能的相互交叉。

由于各個法學學科功能的不同，便帶來了各學科看問題角度的不同。對于同一法律問題，便會有不同的認識角度和認識結論。因為在事實上和實踐中，學科的不同和功能的不同并不影響不同學科對同一法律問題的觀察、分析、思考和研究。于是，在觀察分析、思考和研究同一法律問題時，歧見使會產生。而產生歧見的原因有諸多方面，比如研究者雙方對概念理解的差異，研究對象參照物的不同，研究者自身的知識結構以及長期形成的職業性的(也即學科性的)思維方式等等，但忽視不同學科具有不同的功能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同一學科內也存在著許多歧見，這是由歧見產生的多因性所決定的)。

法學學科的多元存在是法學發生分化的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分化是法學分工的一種表現，但這僅是表象，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現代法律的“飛速”發展，而現代法律的“飛速”發展則導源于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

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使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趨于專門化和專業化。此外，新的社會問題不斷產生，新的社會關系不斷出現，而法律要適應這種不斷變化的社會，就需要增加新的調整領域，于是，法律領域中的專門化、專業化趨勢也就更加明顯。然而，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社會和中世紀社會.就不可能出現諸如現代社會的太空法問題、計算機法律問題以及試管嬰兒法律問題等等。新的法律領域的出現和分工的細密化、專業化，更強化了法律以及法學領域的專口化趨勢。當代著名的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德對法李家的專業化現象則揭示道:“現代法的復雜性己迫使法學家更加專業化:面對諸如著作權法與破產法，刑法或親屬法或稅收法這樣頭緒紛繁的內容，要同一位法學家給委托人出主意，必要時豐持一場官司，法學家會感到無能為力.涉及不同專蒙的法的每一個部門有一套只有專家們能夠很好掌握的文獻，其他法學家對這些部門只有一般的知識，并經常因思潮與法的發展而多少有些過時。”爾“法學家們一向專攻國家法律的某一部分，因此傳統上曾經這分為公法學家和私法學家，區分民法學家、商法學家與刑法學家。”②這種由于分工和知識的“爆炸”帶來的法學家的“專家化”鄰現象是現代法學的一種客觀現實，也是現代法學家們難以逾越的一個客觀現實。由此我們還聯想到另一個問題，即法學界以及廣而言之的思想界、文化界所呼吁的和期盼的“大師級”的法學家、“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巨人”、“文化巨匠”等等已不可能出現。時代的多元化、社會的多元化，以及社會分工所導致的“專家化”趨向使“大師級”的、“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巨人”產生的條件已不復存在。

古希臘之所以出現通曉哲學、倫理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西方社會科學鼻祖式的思想巨人一一亞里士多德，恰是那個時代科學高度劃一的產物和表現。現代社會的多元分工則打破了這一“神話”。‘升認識到這一點可能是痛苦的，但它卻是求賣的。它可以使我們的頭腦變得更清醒一些，更現實一些。“思想巨人”的時代，不一定是一個好的時代;“思想巨人”的出現，也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時代和社會“思想一元化”的象征和標志，它極易導致思想和文化的大一統，進而可能導致思想和文化的專制。而現代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多元發展，既是社會民主和自由的產物，反過來又會促進社會的更加民主化和自由平等人權的實現。分工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是人類不斷走向文明的一種結果，并且，分工以及導致的功能分化幾乎遍及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以及人自身的各個領域，否認這種分工及其功能分化，則可能否認人類的進步以及對事物屬性的認識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