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潘岳生平仕歷的細致梳理和整體觀照他在不同時期的作品，可見潘岳的文學創作有一個特點:即其出發點重在展示與現實生活、個體情感的關系，具有較強的寫實性，文學作品主要用以表現的是，對某一時期生活狀況和生活經歷的總結與安排以及對未來的展望，而且其作品大多帶有鮮明的指向性和目的性，潘岳這種文學創作狀況的形成是與他的思想風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潘岳生于魏晉易代之際，他既經歷過太康中興的局面又遭遇過楊駿專政、賈后擅權及八王之亂的政治動亂，其所處的時代，儒玄思想交織激蕩，他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又受到玄學思想的熏染，在復雜的政治局勢和思想氛圍中，加之其坎坷的仕宦之路，造就了其復雜而矛盾的思想性格，既有“乃從王政”的積極入世思想，又有“江湖山藪”的隱逸思想，［1］而這些思想的表現形式則是他的文學作品。

在潘岳的思想性格里，處在顯性層面的是其“學優則仕，乃從王政”的積極入世思想。潘岳出身于儒學家族，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而儒家推崇的“學而優則仕”的入世思想在潘岳的文學作品中和入仕之后的“經世”行為上多有體現。泰始二年(266)，潘岳踏上仕途之路。據《晉書》卷五五《潘岳傳》載:“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2］其《河陽縣作詩》也說:“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步入仕途的潘岳，其積極入世思想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作品展示自己對國家政治的關注;二是通過在任職內的實際行動展示自己的施政能力。而這些舉措具有鮮明的目的性、指向性，其終極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統治者的認可，以求得仕途上的升遷。

泰始四年(268)，潘岳作《藉田賦》。《晉書》卷五五《潘岳傳》載:“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2］潘岳對新建立的西晉王朝是懷有信心的，其在該賦中充分表現了自己關注民生的思想，希望對統治者有所勸誡。咸寧五年(279)，潘岳出任河陽令，這對以才高自許的潘岳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太康三年春(282)，潘岳由河陽令轉懷縣令，這期間，他發現時弊并及時上書朝廷。晉武帝時期，潘岳在賈充府長達十余年，然后被外調，出任河陽令、懷縣令，在西晉國運昌盛之時，士人可以一展雄心壯志之際，潘岳卻常年棲遲下僚，他的仕途之路是極其坎坷的，故其作品在表現仕途經歷的時候，也是因階段的不同而顯示出總結性的特點，他一方面因久滯不遷而回顧過去的生活，另一方面展望未來，對仕途充滿了信心。在河陽期間，他覺得很是失意，其《河陽縣作》(其一)云: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

詩句是對過去仕途生涯的總結，然后表示不嫌官職卑微，鼓勵自己要勤政愛民，留下美名，是一種向人表白的口吻;其在懷縣所作的詩歌也有這種總結的意味，其《在懷縣作》云: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其一)抒發仕途艱難的感慨，云“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則是對過去四年仕途生活的總結。

我們再從其交游的狀況探究其文學創作的動因，據《世說新語·文學篇》載: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3］

夏侯湛創作《周詩》的目的乃是補《詩經》之亡佚，是一種完善經典的努力，而潘岳讀了夏侯湛的《補亡詩》之后，并沒有仿效夏侯湛創作的沖動，而是為詩歌中所描述的“夕定辰省，奉朝侍昏”的孝悌行為所深深感動，從而激起了對“祖宗之德”的追念和自己“克振家聲”的宗族意識，于是創作了《家風詩》。由此可見，作為一個作家，他并不過多關注文學經典本身所蘊含的深層文化內涵或自己與這一文學經典所可能發生的關系，那些傳統的文學經典只不過是被他用作自己創作中的材料而已，其目的是為了抒發某種情懷，在此意義上講，可以說觸發其創作動機的是內心情感的偶然感動，這或許更為接近事實的真相。此外，潘岳出于政治目的也寫了很多作品，其文學創作活動表現出明顯的功利化傾向，比如在元康六年之后的一系列作品，諸如《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于賈謐坐講〈漢書〉詩》《魯公詩》《為賈充婦宣城君誄》等，多屬于主動撰寫的，是潘岳巴結權門的手段，具有明顯的創作動機。

在潘岳的思想性格里，處在隱性層面的是其“江湖山藪”的隱逸思想。潘岳隱逸思想的產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在其詩文中是有跡可循的。咸寧四年(278)，潘岳為賈充太尉掾時，寫了一篇抒發“江湖山藪之思”的《秋興賦》，表示了隱居之志。咸寧五年(279)，潘岳出任河陽令，覺得仕途失意，本傳載:“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郁郁不得志。”［2］

其隱逸之思在詩歌中時有顯現，其《河陽縣作》云: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其一)詩歌描寫了隱逸生活中的自然景致，歸隱之意十分明顯。太康三年(282)，潘岳由河陽令轉懷縣令，其《在懷縣作》云: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其一)信美非吾土，祗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其二)將眷戀的故鄉視為精神的家園、隱逸的佳處，渴望在這樣的環境中安頓失意而疲憊的心靈。潘岳的隱逸思想，由萌生到發展，最終集中表現在其《閑居賦》中。元康六年(296)，潘岳閑居洛陽期間，作《閑居賦》以表明心志。《晉書》卷五五《潘岳傳》載:“征補博士，未召，因母疾輒去官，免。……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2］仕宦不達而有江湖之思，乃是古代士人普遍的換位思維方式，潘岳亦然，不足為奇。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卻因此評論潘岳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4］

以此來譏誚潘岳的言行不一，顯然沒有注意到拜路塵時潘岳的心理情緒與寫《閑居賦》時的心理情緒是不一樣的，將復雜而微妙的內心世界過于簡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