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似乎自中國進入市場語境以來，從來就沒有缺乏過關于“道德”倫理的話語討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討論到今天的“價值倫理”爭執，跨世紀，且話語嚴肅認真。上至中國孔教之禮，下至西方公共社會倫理，既有儒家傳統的現代化轉換，又有左翼馬克思的中國運用，還有自由知識分子的社會公益伸張，云云，可謂理據繁復，論證鏗鏘，還有主流民間各派別和聲交響。可惜現實社會，特別是活生生的人，就是朽木不雕、德衰難佐。好似“道德”這個詞如吊死鬼一般被GDP劫持綁架，隨其火箭似增長到了云層高屋，還不具備貴妃嬌體能承萬千寵愛之質，不能起舞更乏弄清影，于是，就越加是高處不勝寒，結果就只能滑溜溜板似的萬有引墜。抗辯者不解：中國改革，怎么就損毀了道德價值呢？今天的自殺已經禍及到六歲的孩子。據《都市快報》報道，安徽省阜南二小兩名六年級女生小夢和周周，在教室服下劇毒農藥敵敵畏。寫下一行對數學老師的憤怒粉筆遺書，于是社會各方老調重彈地紛紛論及“教育呀教育”。譴責這位數學老師是一方面，可是從孩子起教育他們尊重生命，我認為更是教育之責。從文學虛構到現實社會政論，即從作者到號稱公共知識分子們，總過多地張揚叛逆與泄憤，還裝裹在“批判審視霸權”的偽飾外衣下。比如：老師與學生，弱小六歲的學生當然是無辜的，具有規訓霸權的老師當然責不可脫；但是讓人從小就明白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將其視為人道德之根本，更重要。還有《重慶晨報》訊：“16日晚上7時，一名失戀男子在主城開往江津的大巴車上，用指甲割破了頸部動脈自殺。”自殺已不需要其他工具，不需要借助刀、繩、毒，抑或火車、大橋、高樓等，從外在的工具走向內斂極便，指甲就行，豈不怪哉？而且從小學生到這青年，都在公共空間———教室或公車，施行自殺行為，也就是說他們結束自己生命的隨意性，幾乎無需地點的選擇。從哈姆雷特似的哲學追問“活著還是死去”到當下生命的隨意輕擲，這世界是如何由思考走向淺薄之墮？文學及話語制造者有何責任？一直以來，許多鼓吹“死亡美學”者，卻忽略了言說死亡背后的“生”。一如贊揚美國自白派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的“死/是一門藝術，所有的東西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忽略了“死”意象在詩句中有多重解釋，即便是這詩人的生命意外地應合了詩句，其生命背后亦有許多不幸和堅忍。闡釋和宣揚者往往疏忽了后者，太張揚前者給社會帶來的危害，不可小覷。故此本文將再次論及海子與海子的詩，兼談詩人意愿中的使命。

再說他殺。本來理性社會建制的首要當是使敵我雙方亦能在溝通的平臺上得以協商、共建和平。當下社會幾乎無需構建敵我，甚至都談不上利益沖突，更不要說即使幫會也該有的法規門道，就像不需要工具似的無需武功，只是任性地隨意戕害他人生命。“4月1日，上海浦東機場一名中國留學生汪某因學費問題與來接機的母親發生爭執，該男子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傷接機母親。”弒母案已經無法以俄狄浦斯王的弒父娶母來做哲學省思和理論建構，無知、沖動及喪失理性，社會更多且幾乎習慣性地以精神疾病來詮釋。好像心靈的問題真的能由科學分析就了結了。一般多使用性格分裂或者雙重人格等等遁詞，我認為這樣過于偏重科學主義的極端，是干擾社會價值及信仰構建的障礙。不少有意圖的殺人者總幻想心理醫學的庇護來逃罪。在心理醫學的市場蓬勃下，社會倫理瀕臨崩潰。

2010年3月24日福建南平還發生了中年男子狂砍小學生事件，造成八學生死亡，三學生重傷。而事后裁決一個失戀說的“瘋”字就了結了。在某種程度上所謂的精神分析鑒定，幾近干擾法庭治罪，甚至有些不無慫恿變態性破壞社會倫理的行為。我認為，讓罪者明白其罪，罰之重要！文學，因其對人性有著超越極限的探險功能，所以常常刻畫某些性格多重和分裂之人。但文學及心理學理論都不能淪為助紂為虐的工具。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多現他殺場景，像《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萬都可謂是多重性格者，在分裂病態中有犯罪行為和犯罪臆想。但是作者并沒有把文學描寫僅到“罪”的發生為止，或是用某些心理分析理論來怪誕地解構，而是在罪之后，在極其精彩的剖析心理纖維之后，強調“罰”的意義。于伊萬，導致精神崩潰，由此闡明拒絕上帝拯救的后果。而在拉斯柯爾尼科夫，除了罰到西伯利亞流放，更是以索尼婭這人物的設置，來實施拯救靈魂之功。雖然她被生活所累淪落為妓，卻有著凡人難以想象的與罪人共同承擔苦難的超凡脫俗。

她作為傾聽者肩負起與罪人共同分擔靈魂重負的責任，勸說罪人自首，并承諾陪同流放西伯利亞。對罪之罰不是文學終極旨歸，文學當追求的是靈魂得救之宗教信念。

西伯利亞的懲罰只是一種手段，而真正使得拉斯柯爾尼科夫靈魂得以拯救的是索尼婭每天堅忍不拔地墻外光芒式佇立，終于在故事的終結，罪人真誠認識到罪行，也同時得以靈魂的升華。此乃文學之責。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化與西方再度交媾，九十年代詩人自殺卻契合著西方二十世紀初諸多文人在世界大戰中的毀滅心態，那種靈魂無所皈依的破碎情態，疊加進中國九十年代商品經濟沖擊，從八十年代前期理想高歌漸漸步入后期人文精神的迷茫，像海子的自殺，紛紛被議論牽扯到諸如伍爾夫、本雅明、海明威、茨威格等等的自殺聯想中。而到二十一世紀的他殺現象卻暗合著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筆下的幽靈。我們的社會始終在高調否決自己與資本社會的不同，卻僅從“殺”這樣的微觀中，不無十九世紀個人英雄主義的幻夢誤導。有人說這都是個人主義的錯。我說，先要區分個人主義與個體敘事不可混淆。更不能將新時期中國重新拾起的個人敘事，輕率地否決，且盲目性地重新張揚起曾經被歷史糾錯了的“文革”集體敘事中的假大空。但同時，也不能否認，中國二十世紀進入現代的特殊性，即人們熟知的救亡壓倒啟蒙的集體主義，的確在心靈上拯救了戰爭給予人的創傷，使得中國較西方，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少有自殺現象。當然在“文革”集權主義膨脹到極點時，亦有如傅雷、老舍等等自殺。故此，在強調民族的集體精神即人類的普世價值的前提下，本文擬似海子探尋漢語詩學的民族精神本源般，對人類的集體回憶和人性至善造型由衷呼喚，重思文學之質。恰如海子所言：“我們這個民族畢竟站起來歌唱自身了。”因此海子曾宣言，“我決定用自己的詩的方式加入這支隊伍。我希望能找到對土地和河流———這些巨大物質實體的觸摸方式。”（1）———珍視生命，善之美乃文學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