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學美學和文本使用、效果說

20世紀中后期，后解構主義的反本質主義、反邏各斯中心的主張，沖擊著西方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這個“消解的時代”，西馬必須在內部重新批判性反思和修正自己的理論基礎和框架。與此同時，在文學領域中，人們也重新審視“文學”及其本質問題，“文學是什么”成為一個根本性問題。貝內特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傳統極為不滿，他驚異地發現人們總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哲學美學，用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甚至早期資產階級的哲學立場，置換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唯物主義的立場，它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論證立場完全背離，是一種失敗的唯物主義。

為顛覆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賦予審美的先驗地位，清除馬克思美學中殘余的資產階級哲學立場即后康德主義，貝內特重新審視“什么是文學”本體論問題，試圖以此為突破口，在俄國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間形成有效對話。貝內特指出形式主義的貢獻是他們從文學與非文學關系性構成看待“文學性”，在“文本使用”的功能中界定“文學性”(陌生化)，不但推翻了現實主義模仿論，而且也道出傳統文學本質論的荒謬。通過形式主義的啟示，貝內特指出文學并無本質，有的只是文學在一定系統中的位置和相應的功能，而功能變化則依據歷史性的、社會性的文本使用來決定。貝內特通過符號差異系統的“功能說”說明了“文學性”僅是文本社會性使用的結果，就此打破了阿爾都塞學派審美、科學、意識形態三元對立的先驗性，以恢復“文學性”的唯物化、歷史化維度。同時，他又不滿盧卡奇和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將“文學”的歷史規定性還原為經濟基礎和普遍的歷史規律上，這種從文本的符號所指系統中間接獲得的文本“社會效果”根本無助于說明文學鮮明的歷史性、具體性，它不過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抽象唯心論和經濟化約論。貝內特認為只有從文本的社會性使用和使用產生的社會效果(包括政治效果)中才能歷史而具體地回答文學是什么的問題，“沒有獨立存在的作品和文本，它們必須置入具體的使用中才能顯示自身，這是文學批評所要分析的重點。”［1］當貝內特將文學重心位移到文學的社會性使用，從文本使用中洞察文學的社會效果時，便已體現出貝內特的社會學功能主義立場的實用主義傾向。他試圖從文學消費接受角度探尋一條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路徑，將“文學”“審美”徹底唯物化、歷史化。但是，“文學的社會性使用及其效果”究竟是怎樣的，其具體機制如何?貝內特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予以說明。

二、閱讀形構/互－文性

80年代中后期，貝內特在理論和實踐上回應“文學的社會性使用及其效果”的具體機制。

首先，他提出“閱讀形構”概念。閱讀形構指特定的力量形塑、構成、銘刻于文本和讀者中，具體而言，指涉特定語境中占主導地位的互－文關系。

在其中，文本和閱讀為彼此而存在，且文本總是已經被文化激活的對象，讀者總是被文化激活的主體”［2］。它有以下幾個內涵:(1)閱讀形構是物質的、歷史的、制度的、意識形態的等各種后天社會文化壓力形塑的閱讀前見。它們以一系列話語形式和互文力量施于讀者閱讀過程。(2)閱讀形構發生在閱讀接受過程中，是同一文本以及各種不同話語在同一讀者或不同讀者接受過程中形成的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文本、文本與文本的動態交叉網絡關系。故稱為“互－文性”。(3)文本在閱讀中，被不同文化、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銘刻而進行無窮無盡的重構和轉變，并被不同方式被文化地激活，故文本是閱讀主體互聯的文本組，是“為讀者的文本”。(4)主體是被文本意識形態不斷質詢和重構的過程，其身份不斷被瓦解，進而修正原有的閱讀形構，主體是“為文本的讀者”。其次，貝內特將文本效果界定為圍繞文本歷史性接受而產生的多元甚至矛盾的效果場域。“文本本身沒有效果，只是生產效果的場所，那么效果顯然就是一個實踐問題，亦即如何以最佳方式介入文本效果的生產過程。”［3］

這就意味著文本自身不存在先驗的效果，包括文本的真理認識效果，效果是介入性的生產過程的結果，政治性介入尤為如此。這就否定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試圖透過文本洞察真理的文學認識論。這是貝內特在吸收?？屡c墨菲和拉克勞等人話語理論基礎上，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文本認識論的解構，倡導一種更為積極主動的政治介入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實踐。既然真理是話語建構的結果，那么對真理的建構、利用以及效果，比真理本身更重要。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當前政治任務就是在與資產階級霸權斗爭中，政治性地積極建構真理話語框架，進而組構歷史行動者的意識和實踐，爭得意識形態霸權。

貝內特為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的審美自律性，從“什么是文學”入手，得出文學性是“文本的社會性使用和效果、功能”的結論，并將后者理論化為“閱讀形構/互－文性”概念。但對這個概念的闡明僅僅涉及到個體具體的社會解碼行為，不能真正說明制約“文學”功能發生變化的社會歷史機制，后者是社會文化編碼行為。為此，貝內特繼續思考制約“文本的社會使用”發生和變化的歷史機制問題，并在文本的社會使用制度中獲得了答案。

三、“文學”是制度性話語空間

90年代，貝內特對文學(審美)他律性問題思考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從制度角度思考“文學”本體論，此時，貝內特理論基礎轉向了福柯。同以往一樣，貝內特依然批判傳統西馬哲學美學，但其立場已不是早期從局部修正傳統西馬文學唯心成分，而是從本體層面解構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超結構的經濟化約論的本質主義傾向，進而超越傳統馬克思主義唯心主義的束縛，重新建構一種“文學形式、功能和效果的歷史社會學”即新型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文中主要涉及以下幾個要點:首先，消解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貝內特認為后馬克思主義者的話語聯接理論是對西馬理論中作為飽和的、自我定義的總體性的“社會”的消解，貝內特肯定這一立場有利于重審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因為正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鑄就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的先驗性，它既阻礙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難以真正歷史化，也妨礙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政治介入。貝內特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真實/表征認識論造成歷史是文本的最終指涉的文學認識論，而事實上，歷史也和文學一樣是話語建構的制度性話語表征空間，文學和歷史的關系并不包含如何接近歷史的一般認識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