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們為了生活，聚居于城市；人們為了生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人們的生活模式便開始發生著快速的變化，城市的快速擴張也就一發不可收。有關城市的話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亦不再僅僅是居住、交通、經濟發展、歷史文化保護等問題，城市的環境污染和生存空間的生態安全問題已成為當前的焦點。尤其在中國，這種矛盾更加尖銳。

1 城市邊緣區與中國的城市擴張

1.1 城市邊緣區

“城市邊緣區”（Urban Fringe）的概念是伴隨著城市化水平發展而出現的，是城市建成區與周邊廣大農業用地融合漸變的地域。它不僅具有界定、區分各類空間的職責，還擔負著不同空間相互聯系的媒介作用。不同空間的組成要素、功能特征在此交融，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在空間上的連續性，土地特征的漸變性，以及社會、經濟、人口等方面的復雜性等問題上，城市邊緣區成為了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獨立的地域單元，但更具有客觀存在性和相對獨立性。

1898年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而后的杜能環和伯吉斯的同心圓學說、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哈里斯和烏爾曼的多核心模式等，最早描述了城市地域功能分布及土地利用空間組合模式的理論，也開始對城市中心和邊緣有了初期定位。隨著世界城市進程的加速，城市土地利用空間范圍不斷加大，1936年德國地理學家哈伯特•路易首次提出了城市邊緣區的概念。1975年洛斯烏姆等提出了觀點：“城市邊緣區”是位于城市核心區外圍，其土地利用已處于農村轉變為城市的高級階段，是城市發展指向性因素集中滲透的地帶，也是郊區城市化和鄉村城市化地區。1984年彼得•霍爾總結了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城市的演變和發展，將都市的演變分成了流失中的集中、絕對集中、相對集中、相對分散、絕對分散和流失中的分散6個階段，不僅從宏觀上概括了城市邊緣區的發展歷程,也揭示了城市邊緣區形成的普遍過程。

1.2 中國的城市擴張

很多學者都力圖在空間上對“城市邊緣區”進行較為準確的界定，然而我國的城市地域結構由于幾千年固有的‘城-郊’二分模式、改革開放前的計劃模式和現有的行政區劃體制等特殊性，很難用西方的土地利用模式來描述和界定。

國內規劃界關于“城市邊緣區”系統的研究多以1995年顧朝林的《中國大城市邊緣區研究》為基本框架。廣義的“城市邊緣區”概念的范疇很廣，包括城市郊區、市轄縣和影響區；狹義的“城市邊緣區”則是按照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來定義的，空間范疇基本上是廣義“城市邊緣區”概念中的第一層次——“城市郊區”。國內學者劉衛東以城市環線作為劃分依據，將大城市郊區分為三個圈層空間：近郊外環帶、中郊產業帶、遠郊田園帶。近郊外環帶鄰接中心城區，與中郊以城市交通外環線和城市綠帶相分隔，以城市生活方式、產業結構和建設景觀為主，即是城區外延擴張的目標空間，在城市規劃中實際上屬于城市規劃建成區，是城區內涵發展引起的人口與產業外遷的直接承載區[1]。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城市處于全方位的變革狀態，隨著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強大的城市化浪潮的推動，我國的城市建設步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代。各地紛紛掀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造城運動，是乎欲將整個中國搬入城市。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城市出現了人口膨脹、建筑猛增、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狀況，城市也不斷突破原有模式的束縛向著更龐大、更豐富模式的城市形式發展。2010年8月揭曉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推選結果顯示,有655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2]。

以武漢市為例，從近幾年的武漢市統計年鑒來看，2007年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50.77km2，比2006年增加了10.27km2。2010年統計數字則顯示年末建成區面積500km2，比2009年增加16km2。2009年末全市戶籍人口835.55萬人，2010年末全市戶籍人口836.73萬人，增加1.18萬人，明顯的反應了大城市規模的不斷膨脹[3]。我國城市大多分布在自然條件較好的區域，城市擴張的建設用地也多占用那些植被較好的農林用地，這些城市擴張行徑無疑給邊緣地區帶來了沉重的生態壓力。

綜上所述，大城市邊緣區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擴張的必然產物，是城市周邊區域在社會、經濟、人口、地域結構、區域特征和功能等諸多方面均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地理區域，是城市與鄉村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地帶。它不但對城市地域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城市的景觀、生態環境和氣候特征。

2 大城市邊緣區組成要素及環境現狀

2.1 大城市邊緣區組成要素

大城市邊緣帶作為中心城市用地的擴張空間，以及中心城市對其腹地產生集聚和擴散作用的過渡地帶，進行土地非農業開發，是城市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

城市邊緣區作為相對獨立的城市地域實體，具有其自身特性的組成要素：

（1）工業用地

在我國城市邊緣區主要是以工業用地空間先導擴展為主來推動城市地域的不斷擴張。工業區從市區遷往邊緣區已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空間調整的趨勢，新興的工業區成為我國城市邊緣區的主要組成要素之一，鄉村工業也構成了邊緣區工業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以武漢市為例，1985年~2002年期間，城市建設用地從142km2上升到250km2，工業用地由45km2上升到58km2。

（2）居住用地

在中國城市邊緣區的發展中，居住用地的變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同樣直接地反映了城市邊緣區的發展程度，也是引起邊緣區內部變化的主要因素。由于大城市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所導致的城市內部凝聚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喪失，交通擁擠、地價上漲、住房緊張、基礎設施老化、教育資源短缺、犯罪率上升、環境惡化等不利因素凸顯，再加上交通網絡、教育、文化、娛樂等向城市邊緣區的滲透，促使人們紛紛向郊區遷移，原有居住民與新遷入的住戶在此交融，城市邊緣區的人口層次變得復雜化。人口郊區化的幅度加大、速度加快。2007武漢秋季房交會上，超過七成被近郊樓盤斬獲，湯遜湖、金銀湖、沌口、南湖、盤龍城等區域樓盤均收獲不小，而陽邏、盤龍城片區3000元/平方米（時價）左右的商品房，就吸引了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目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