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連接政治及社會各組成部分關系網絡的政治結構，為政治行動提供著具有穩定性的權威框架，是執行政治社會化、利益綜合、政治錄用和政治交流等功能的重要基礎。按照系統理論，結構是系統諸要素相互關系的范疇，它是連結系統和要素的橋梁和中介。根據系統要素關系的不同性質，結構類型可相應分為數量結構、空間結構、時間結構和功能結構（相互作用結構），其中功能結構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結構，數量結構和時空結構往往是功能結構的外在表現。基于系統要素間的關系結構特點，要想準確考察和把握政治結構功能的特征，就離不開對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結構的具體分析。

生態分析政治結構功能，必須認識到它是個有機的、動態的、歷史的概念，這是因為政治結構功能是時發表展變化的產物，其變遷與政治現代化緊密相關，與政治發展緊密相連，特定性質與形態的政治社會總是具有相應的政治結構功能。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現代化首先是政治結構功能的分化和變形。因此，從生態視角分析政治結構功能，旨在從系統概念出發，以及從宏觀的、整體的角度，找出當代我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各種結構性、體制性缺陷，在動態中考察和把握政治結構變遷以及由此引起的功能變化，實現政治系統與環境間的整體平衡，最終推動我國政治健康良性發展。“生態學研究法的好處在于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較大的政治問題上。如果我們要對政治做出合理判斷，必須把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圍環境之中，看出這些環境如何對政治選擇施加限制，又如何給政治選擇提供機會。”［1］

一、政治結構功能的生態特征

開放、多元、動態、平衡是生態理論的基本特征。按照生態理論，優良政治生態生成于政治結構功能的開放、多元和平衡，以及角色要素之間建立起有效溝通、雙向互動的良性生態回路。主要表征為：

（一）結構系統的開放性

開放性是生命機體的首要特征，也是政治機體的活力源泉。開放的結構會為政治交流和利益表達提供種類繁多的渠道。從本質上來說，政治結構反映著政治體系適應其周圍環境的能力與要求，需要在開放狀態下保持與社會環境的同步發展，并且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增減、調整政治結構。一切新政治結構的出現，往往都是為了適應新的問題、新的挑戰的出現，為新興集團和社會成員擴大政治參與提供更多的渠道而產生的。如果政治結構缺失或處于相對閉鎖化狀態，合法的體制內利益表達渠道出現阻塞，那么集團組織或個人就會訴諸暴力和非法的強制手段，這必然威脅到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因此，生態化的政治結構應是開放的，既能為各種利益訴求的及時表達暢通渠道、進行充分的信息交流，又能便于有效提出政治訴求、利益綜合、政策實施和資源整合。

生態化的政治結構還應是自主的，因為開放的政治交流結構首先必須是一個自主的交流結構，應是一個在社會中既不受政治領導人左右，也不受特殊利益者控制的結構。自主的利益集團、政黨和大眾傳播工具等政治交流結構，應有利于信息傳遞，促進政治社會化，確保民意能不斷地傳遞給領導者。在管制能力有限和內部局勢緊張的國家里，如果利益表達結構自主性不足，便會經常出現以罷工和暴亂等強制性接觸渠道為表現形式的非正規利益集團活動。例如，在一個開放的生態化的社會里，作為向決策者傳送政治要求主要手段的大眾傳播工具，如果自主性不足，而且經常被政治精英人物控制，那么傳播工具在某種程度上就不再是一種有用的接近渠道了。同樣，作為利益聚合和表達的重要渠道──政黨，如果控制了政治輸入的整個過程，而不是傳送利益集團要求，其政治結構功能肯定是非生態的。

（二）角色間的競爭性

政治結構功能的競爭性反映的是政治結構及角色間的基本關系，也是生態化政治結構的重要特征。比如是等級型和“命令式”政治過程結構，還是多元型、交易型的政治過程結構，或者說是獨裁政治體系還是民主政治體系等。雖然政治控制主體具有排他性，政治控制本身具有壟斷性，但并不排除政治控制潛在的競爭性。“統治者壟斷權力的程度是各個不同選民集團替代度的函數。”［2］政治系統的競爭壓力無疑會推動著政治結構的生態化發展，而其競爭與生態化程度主要取決于政治次體系和政治亞結構（工會、農民組織、青年團體等）的發達程度和自主程度，尤其是政治輸入結構的自主程度。如果政治結構體系各組成部分相對比較健全和自主，并且存在著一定的競爭性和互補性，能與政治主體結構產生雙向交互作用，則屬于高度自主的民主體系。若所有政治組織都處于執政黨上層集團較為嚴密的控制之下，不充許政治角色間的相互競爭，即使擁有高度分化和專業化的政治結構，充其量也只能是現代化的獨裁政治體，也是屬于非生態的。因此，國外有些學者（如阿倫•里杰夫哈特）就是按照政治體系的一致趨勢和沖突趨勢來區分現代民主體系。［3］著名學者埃文斯通過觀察世界范圍內民主政治的發展后認為：“公民社會能否出現持續的興旺時期，完全取決于能否在政府內部同時建立起健全的、精干的、有組織的對話機構。”［4］

政治結構功能的競爭性是以多樣性為基礎的。在任何變化的社會中，都會出現政治結構的多種組合，既有公開的、正式的、合法的政治結構，也有不公開的、非法的政治結構（如建立在同學或宗族關系基礎上的私下進行活動的集團），既有專業化的政治結構（如政黨、立法機關、行政機構和利益集團），也有許多非專業化的亞政治結構或次政治結構（非政府組織等）。不同的政治結構會產生不同的政治功能，即使具有相同的政治結構或具有相同的政治構成要素，由于態度、信仰、價值觀和角色動機不同，或者相互間關系的不同，有時也會產生不同的政治功能。政治結構功能的多樣性直接與政治結構系統的穩定相關聯，如果機構性的、社團性的利益集團缺失或功能變異，那么建立在無組織的暴亂和宗族、血統關系基礎上的非正規的、非社團性的利益集團就會凸顯。一般說來，所有現代的政治體系都是混合的政治結構體系，不僅在觀念上能夠廣泛包容和充分反映各種政治要求，還要擁有在程序上透明便捷、在功能上健全有效的政治結構。

（三）結構功能的分化性

在某種意義上，政治結構功能的生態化與政治現代化屬于同意語。政治現代化是以政治結構功能分化和專業化為特征的。在一定程度上，政治結構功能的分化和專業化程度標志著政治體系發展的標準，決定著政治現代化程度。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和社會階層的分化，政治利益表達、政治資源綜合、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等專業化的政治輸入與輸出結構也相應產生。從歷史上看，不斷分化的專業化政治組織，都是為了適應新的利益表達需要，執行著資源綜合、增強政治體系能力等政治功能。例如，在政府機構分化的基礎上，出現利益集團和政黨這樣分化的政治結構，便是現代政治的重要表征，也是維護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像政黨、行政機構、大眾傳播工具、工會、各種團體等機構性的、社團性的利益集團都是在政治發展中逐步分化出來的專門的利益表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