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浮口”，又稱浮戶或浮民，是指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或者其它生產資料、生存方式，在社會中處于待業狀態下的人口的總稱。“浮口”一詞最早在贛南地區的文獻資料中出現是在清朝中期，同治版《贛州府志•風俗》載:“山邑地瘠而民拙，所恃惟力耕。近以沙淤，失南畝之利，故失業者多。失業者謂之浮口。今之浮口患更甚于昔，俗之日非，浮口為之也。”［1］同一時期的《贛縣志》中亦有相關記載:“鄉居之民，力耕者眾。……又生齒日繁，游手者眾，贛人謂之浮口。一浮口輒費數農之食，其拳勇馳逐，遇事風生者，更為民之蠹。”［2］其實，“浮口”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早就出現了，常見于唐宋以降的正史文獻及其它文獻資料中。“浮口”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傳統社會中普遍存在，它反映了傳統社會中人口數量與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關系及特定時期政府的控制與鄉村社會的運作問題。解析“浮口”，是解讀中國歷史的一把鑰匙。然而，“浮口”問題在贛南地區是怎么產生的?它與贛南的社會經濟有著怎樣的關系和影響?對于這些問題，目前學術界尚無人詳細論述過。本文對此作初步探討。

二、贛南地區“浮口”的出現

根據史志資料及專家學者的研究可知，大約從明朝嘉靖時期開始，贛南地區就接納了大量閩粵地區的移民，客家學界習慣把延續至清初的這次移民高潮稱之為“明末清初閩粵客家的倒遷入贛”。［3］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其中忽略了南明以贛州城為中心的抗清保衛戰及清康熙年間三藩叛亂等一系列動亂對這次遷徙浪潮產生的人口影響。清兵入贛后，南明政府以贛州城為中心，組織了抗清保衛戰，戰爭使贛州人口大量死亡或逃亡，“贛當明季戶籍十萬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戶。”［4］順治年間的動亂使贛南的社會經濟一度蕭條，時任南贛總兵的胡有升曾言“贛南自圍困以來，廣逆疊犯，……死亡過半，赤地千里。”［5］“殺戮逃亡人丁占全省總人丁的36%，拋荒田地占全省總耕地面積的38%。”［6］說明清初江西地區因戰爭死亡及逃亡的人數占當時總人數的比重較大，而且田地荒蕪的現象也大量存在，作為相對偏遠的贛南山區更不言多說，如“順治三年四月初十日，大兵臨南安城，其間民多有死難不屈者。師旅之后，繼以兇疫，郡戶口漸凋耗云。”［7］

再者，江西是三藩叛亂的主戰場之一，戰亂不斷，民不聊生，人口大量逃亡，社會經濟凋敝，致使閩粵移民倒遷入贛的潮流一度中止。時任兩江總督王新命在《清除荒疏》中指出“(江右)自遭諸逆變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蕪，傷殘蹂躪之狀，蕩析仳離之慘，什倍他省……殺戮逃亡人丁七十余萬口，拋荒田地一十七萬余頃。”［8］“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上猶人絕煙斷，空余四壁，孤城一片荒山。……卑縣蕞爾荒陬，迭煙寇變，土番百姓徙亡過半，田土悉多荒蕪，招佃墾辟。”［9］而從戰亂之后贛南地區官府廣行招徠的政策也可推知一二，如興國縣“頻年以來，仰賴上憲嘉意無綏，廣示招徠。”［10］此后，贛南便經歷了一個人口增長和區域開發同時展開的過程，到了清朝中后期，贛南就已經是個人煙稠密，戶口日勝的地區，“浮口”現象漸趨顯現。如寧都州，“國家承平百年，休養生息，四關居民數萬戶，丁口十萬計”，［11］即便偏遠的長寧縣亦是“今戶口日稠，無地不墾，無山不種”，［12］以致“鄉居之民，力耕者眾。……，又生齒日繁，游手者眾，贛人謂之浮口。一浮口輒費數農之食，其拳勇馳逐，遇事風生者，更為民之蠹。”［2］清中后期的“浮口”問題就是在大量移民涌入，贛南人地關系日趨緊張，造成生產資料嚴重不足的背景下形成的。

三、“浮口”形成的原因

清中后期贛南“浮口”問題的出現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是眾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土著及漸次遷來移民的自然增長、土地兼并和外來人口的涌入是“浮口”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闡述外來人口的涌入對“浮口”形成的影響。

外來人口可初步分為安插在此的被鎮壓或招撫的作亂者以及自發的移民群體組成。鄭成功反清失敗后，清政府將投誠的鄭氏舊部安插在興國、贛縣進行屯田。［1］“庚戍春，蔡璋率其屬張治、朱明……等目兵千有余人扶絮家口又數倍到縣……郡守孔興訓親到邑，履畝按籍授田而析置之。軍之名籍者，不自耕，召慕閩廣流人賃耕，旁郡邑賃耕者來如市。”［13］蔡璋屬鄭成功部將，投誠后率領部將攜妻帶口作為軍籍被清政府安插在興國縣。

根據饒偉新的研究:“自宣德年間以來，來自閩、粵、贛中的三大移民群體，分別以不同的形式持續流入贛南地區。贛中移民主要以佃耕、流寓、寄莊或經營工商業的方式向贛南流移。他們主要分布在贛南中部和北部的盆地或河谷平原地帶。閩粵移民則主要表現為流民與流寇，……閩粵移民在贛南的空間流向與分布，表現出一定的地緣接近趨勢:贛南東部諸縣為閩籍移為主，西部諸縣為粵籍移為主，南部諸縣的閩粵籍移民相對平衡。”［14］筆者認為清初贛南的外來人口延續了明末進入贛南的移民趨勢，主要由贛中、閩、粵三大移民群體構成。在地方志及家乘譜牒中，描述清初閩粵流民活躍于贛南地區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深山荒谷，則粵閩僑居，蠻蛋之習，有時而染”，［15］“現則雜以粵人僑寓，險詐叵測，疊遭毒害。雖客其耕耘，以贍國賦，然輕於來者，尤當慮其掉臂而去也。”［16］再如《定南縣改廳部文》稱:“(定南)幅員縱橫二百余里，復嶺重崗，實屬山多田少，俗悍民刁，兼之廣東無籍窮民來此墾種，異籍環處，日漸繁劇……。”［1］康熙初年“閩粵之人，雜處其中，土著者七，流移者三。”［17］

那么，清初贛中及閩粵移民為什么會大量流入贛南地區呢?究其原因，應與下述幾點情況有關。

1．當時情景下贛閩粵邊區社會經濟的基本狀況為閩粵移民遷入贛南提供了可能。清初贛南由于戰亂不斷，人口流亡現象嚴重，出現了大量的荒蕪田地和山區，而與其毗鄰的粵東、閩西一帶多屬山區，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山多田少，耕地面積極其有限，無法承載過多的新增人口，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誠如羅香林先生所言，粵東、閩西客家“第四步的遷移，則以內部人口的膨脹為主因:蓋客家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廣東內部以后，經過朱明至清初的生息，系裔日繁，資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山多田少，耕植所獲，不足供用，以是，乃思向外擴張。”［18］如閩西的上杭，“杭邑田少山多，民人稠密”，［19］粵東“而粵又地狹隘人眾多。”［20］所以在閩粵流民看來，贛南地廣人稀，具有接納移民的較大空間。再者由于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山區的開發價值逐漸提升。贛南有著豐富的山區資源尚待開發利用，這對當時與其毗鄰的閩粵移民而言頗具吸引力，贛南山區可從事商品性的農業經濟作物或經濟林木的種植，以便獲取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