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電影批評史”這一專門研究領域來說，李道新教授的《中國電影批評史（1897—2000）》仍是目前國內外該領域中最重要的專著。李道新將中國電影批評史劃分為九個時期，以“電影的倫理批評（1921—1932）、電影的新文化批評（1932—1937）、電影的救亡批評（1937—1945）、電影的社會批判（1945—1949）”來概括現代中國電影批評史。

誠然，現代中國電影批評以“倫理道德、文化觀念和社會價值”為批評旨歸，既是時代要求，也源于中國文藝批評史上的“載道”傳統。進一步說，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文藝批評都是在特定的文藝經驗上產生的，其特色與價值，則有待細致辨析。現代中國電影批評史是中國文藝批評史的新的發展部分，它與傳統文藝批評的關系，也并非拉入“載道”二字就萬事大吉，它怎樣繼承傳統，是否有所革新？另一方面，在西潮激蕩的現代中國，對于外國電影和西方電影理論，中國文人采取什么態度，做出了怎樣的回應，是否有新的探索？都值得追問。

談論現代中國電影批評，尤其是抗日戰爭前的中國電影批評，“鴛鴦蝴蝶派”與“新感覺派”是繞不開的兩個文人流派。自1919年“中國電影批評的先驅”周瘦鵑（1895—1968）在《申報•自由談》連載《影戲話》以來，整個20世紀20年代，由于新文化知識分子基本放棄了對電影這一擁有相當廣泛的城市平民接受群體的文化事業的扶持，“鴛鴦蝴蝶派”文人不僅廣泛參與電影制作，而且，按照范伯群教授的說法，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通俗作家幾乎包攬了20年代各電影雜志的評論文章。從《申報》到《明星特刊》、《友聯特刊》，從《游戲世界》到《電影雜志》、《電影月報》，從《禮拜六》到《紫羅蘭》、《紅玫瑰》，到處都印刻著“鴛鴦蝴蝶派”文人的電影字跡。可以說，“鴛鴦蝴蝶派”文人群體在現代中國城市的印刷媒體上形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電影書寫網絡，同時，在他們的感召和扶持下，更多趣味相投的通俗文人都參與到電影寫作中來，支撐起以印刷媒介為載體的影評世界的一片天空。當然，自1928年以來，“新感覺派”文人劉吶鷗（1905—1940）已在影評界嶄露頭角，他刊發一系列電影批評（“影戲漫想”），持續不斷地潛心譯介、研究電影藝術理論。穆時英（1912—1940）也緊隨其后，陸續撰寫一系列電影批評（“電影的散步”）和電影理論，他們更引動了1933年至1935年中國影壇的“軟硬論戰”風暴，并在“軟硬論戰”退潮之際仍然參與《晨報•每日電影》的公共討論，以《〈自由神〉座評》標示出中國電影批評實踐朝向視覺審美藝術方向的轉變。

我曾廣搜史料集中考察“鴛鴦蝴蝶派”文人的電影批評如何運用歷史資源來進行知識轉介、訊息傳播以及日常文化的創造與想象。關于“新感覺派”文人的電影批評及理論，我也在新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探討，對“新感覺派”文人在現代中國電影批評與理論史上的地位重新提出了評價。這些研究成果關注的層面，集中于電影批評的歷史淵源、文化影響和藝術觀念。本文則以此為根基，在觀照較長時段的中國文藝批評史、現代文學和“左翼”電影批評的視野中，將“鴛鴦蝴蝶派”與“新感覺派”這兩條前赴后繼又共存共生的電影批評史脈絡聯系起來，深入考察戰前中國電影批評背后潛藏的“文人情懷”與“士人心態”，并探討這些影評書寫是否從“文本形態”與“文章風格”上形成了一種古今相通的文藝批評傳統和前后相連的現代性特色。

一　蒼生情懷、自省意識與“市井啟蒙”在國難當頭、影業寥落的1936年，《明星半月刊•周年紀念特大號》邀請嚴獨鶴（1889—1968）、范煙橋（1894—1967）、鄭逸梅（1895—1992）、江紅蕉（1898—1972）、陳蝶衣（1907—2007）等“鴛鴦蝴蝶派”文人以“光明的指示”為總題，為中國影業的前途出謀獻策。這從一個側面肯定了“鴛蝴”文人幾十年來在中國電影文化事業上做出的實績。

無論提出以中國傳統文化來融入現代電影，還是提倡影院加映歷史地理愛國片，或是鼓勵影評人多做善意引導，甚至對明星公司攝制英語片的計劃大加贊賞，這些“鴛蝴”文人都希望中國影人能精誠團結地振作起來，拯救中國影業。即如嚴獨鶴所說：“我把‘群星拱極’四字，來謳歌他們的過去，祝頌他們的將來！”“光明的指示”固然可以看作是1934年以來國民政府推出的“新生活運動”和1936年“國防電影”討論熱潮背景之中的產物，但不可否認，“鴛鴦蝴蝶派”文人群體對于現代中國電影文化事業乃至中國社會和百姓福祉的憂患情懷，都浸潤在字里行間。

事實上，以我的考察，除了類似“光明的指示”和20年代中期“歷史影片之討論”這種群體吶喊之外，更多時候，“鴛鴦蝴蝶派”文人的影評書寫是像條條溪流，大面積地滲入以上海為中心的現代中國城市的里巷弄堂。換言之，他們制作電影、書寫電影，但其關懷的一個重心，是平民百姓的日常人生。這種關懷，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知識分子引領“新青年”時高屋建瓴的吶喊，也沒有剖析“國民性”時的深刻思辨，但“鴛鴦蝴蝶派”文人群體的影評書寫背后，潛藏著他們自家的情懷與觀念。

在我看來，“蒼生情懷”是“鴛鴦蝴蝶派”文人影評書寫背后潛藏的首要心態。大多數“鴛鴦蝴蝶派”文人都生于民間，長于市井。周瘦鵑就是個地道的平民，父親原是船工，勞瘁而死，母親靠女紅撫養其成人。更重要的是，不像許多新文化知識分子有著大學教授職銜，“鴛鴦蝴蝶派”文人大多必須依靠寫文章、做電影、辦雜志來謀生，這決定了他們的種種文化活動都必然心系城市平民大眾的所思所想。1924年，王鈍根（1888—1950）就說：“今之關懷社會者，莫不痛恨于社會環境之劣”，因而，他提請電影編劇“慎重注意”，力倡電影做“良善之應響”。1928年，江紅蕉發出感慨：“電影公司就是一個雛形的全世界，而且是包含古往今來的全世界，繁復極了，這是一件娛樂的事業，但是你們切莫看輕它，要敬佩扶助，使它發揚昌大，因為它與人生有極大的關系。”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成為淪喪道德、滋生罪惡的淵藪。“大革命”之后，從中原大戰到國民黨圍剿，從“九•一八”到“一•二八”，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現代中國可謂內憂外患，滿目瘡痍。但是，人是離不開具體生活的，革命和戰爭并不能否定個體生活。遺憾的是，“五四”以來，整體地看，當時感性的吶喊遠過于理性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