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史上，1985年是一個具有非凡意義的年份。學者洪子誠論及80年代文學時說：“因為1985年發生的眾多文學事件，使這一年份成為作家、批評家眼中的轉變的‘標志’”，“1985年也因此被稱為文藝學的‘方法年’”［1］。其他學者亦對1985年給予了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錢理群在談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反復提到1985年發生的一些事件。陳平原也強調“回頭看八十年代學術，一九八五年以前和以后，是兩回事。……我的感覺是，一九八五年，整個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動’，不，是‘躍躍欲試’。”［2］1985年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份？它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認識它的意義？一、新的文學批評場域及方法建構布迪厄認為：“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架構。”［3］1985年的中國文壇正是各種力量和理論交鋒所逐漸建構起來的這樣一個文學新場域。“文革”之后，社會導向有了巨大變化，黨對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政治上，撥亂反正的進行；經濟上，改革開放政策的出臺；文藝上，文藝方針的調整及“二為”方向的提出，為八十年代文學發展提供了較為寬廣的空間。隨著文聯和作協的各級組織逐漸恢復正常工作，其所屬的各種期刊也恢復經營。文學創作方面，配合主流意識形態清算“文革”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在自身合邏輯性發展中出現了“越界”現象，文學界管理層則對“越界”現象進行“規范”，1981年展開對白樺《苦戀》的批評，1983年，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鑒于“文革”的慘痛教訓，人們多不愿也不再盲目追隨主流意識形態，而是有了更多的個人思考。這些運動以相對溫和的方式進行，沒有上升到對作者人身傷害等層面上來，文學界管理層對文學創作“越界”現象的規范沒有對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形成多大阻礙。1982年到1984年，文壇展開了一場關于“現代派文學”的持續討論。

徐遲、馮驥才、劉心武、李陀等作家、批評家相繼加入討論，評論界由此展開對西方現代派，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現代化與現代派的關系等基本問題的探討。

“現代派文學”討論未能達成共識，卻預示著中國文學發展新景觀的到來。1985年前后，文學期刊活動頻繁，推動了許多重要文學學術會議的召開，對文學批評與創作方法的創新產生了積極作用。1984年12月，《上海文學》編輯部、《西湖》編輯部、浙江文藝出版社聯合召開了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評論家對話會議，就文學的當代性問題展開討論，會議特別針對作家的創作觀念作了重點分析。會議認為，批評家們要敢于形成自己的批評個性，要“操自己的犁，用自己的方法，鋤自己的地”［4］。

此次會議為后來文學批評方法的進一步探索打開了局面。1985年，有兩場重要文學會議應該提及，一場是3月份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另一場是4月份在揚州舉辦的“文藝學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

前者就“新的文學批評方法的探索與嘗試的意義”、“文學觀念更新和思維方式的更新”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后者在文學批評方法引進，新方法與傳統方法的關系及方法論的層次與體系等多個層面進行了探討。兩次會議不約而同指向一個主題：批評方法創新。

會議表明，方法創新已成為當時文學界的一個共識。

“廈門會議”參會單位有雜志社、作協、大學等多個部門，“揚州會議”涉及更廣，有文學所、社科聯、作協、研究所和大學等各個部門的幾十家單位參加。兩次會議的參會單位涉及文學評論界的各個層面，形成了期刊搭臺、文藝唱戲的良好局面。

《上海文學》等期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85年全年，《上海文學》共發表文學批評理論文章41篇，改革的前6期14篇，后6期27篇，幾乎是前期的一倍。

前后期相比，改版后的《上海文學》理論探索性大大增強，它的“理論版將繼續探索新時期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中一系列已知與未知的問題，力爭在文學觀念與創作論方面不斷有新突破，理論要面向創作實踐，面向文學的未來，既有回顧，又有預測”［5］。《上海文學》當時是一家地方性的綜合性文藝雜志，它對八十年代文學發展的影響和意義卻堪與“全國性”文藝雜志媲美。“文學評論雙向發展的《上海文學》，與被稱為‘方法年’的1985年內所發表的文學評論文章，不僅展現了特定歷史處境之下歐美文藝理論移植中國的復雜過程、理論對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指導作用，還揭示了評論者和編輯如何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重新定義了文學理論和批評的位置及功能。”［6］

《上海文學》的銳意創新刺激了文壇關于文藝批評的探討。《文學評論》第2期發表荒煤、林非和潔泯的《評論自由與“雙百方針”》，《文學的批評與內心的自由》和《因評論自由而想起的》等文章，表達了對文學批評自由的“關切”。同期及之后的第3期上，《文學評論》刊發顧驤的《評論必須自由》、殷國明的《應該沖破僵化的、封閉的文學批評方法模式》，錢谷融則于《上海文學》第3期上發表《維護創作自由必須堅決反“左”》一文，對顧驤等進行聲援。荒煤等強調在黨的領導的大前提下進行創作與批評，強調文藝創作與批評自由都是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他們是黨的文藝政策的體現者和執行者。后者則主張大膽突破舊有的種種禁區，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縛，進行藝術創新及批評方法的革新，強調文藝批評家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否定那種摸行情，觀風向、看氣候、察“精神”的文藝批評。從當時情形看，舊有僵化思想依然存在，新的理論要破繭而出，仍面臨重重阻力。毋庸贅言的是，1985年的文學界整體上走向新變已不可避免。當時那種相對開明、自由的爭鳴為新的批評方法的產生提供了比較寬松的環境，各種力量的參與、糾錯無形中為新事物的產生孕育了豐富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