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我的印象中，近年來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總是引起人們的巨大爭議，有的叫座不叫好，如《英雄》、《十面埋伏》；有的叫好不叫座，如《千里走單騎》。2011年12月16日首映的《金陵十三釵》卻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影片不但得到了影評專家的激賞，同時也得到了普通觀眾的肯定與支持，這對于導演張藝謀來說，的確不易。電影上映后，很快刷新了一個又一個的中國票房紀錄，電影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中外主流媒體的關注，它們紛紛報道電影的首映式以及最新的票房情況。在我看來，導演張藝謀在這部電影中找回了自我，他回到了他最擅長的領域之中，表現復雜的人性，挖掘普通人心中潛藏的良知與善意，表現在危機到來時人類良知的迸發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力量。當張藝謀導演不再單純追求商業利潤的時候，他卻獲得了商業利潤與觀眾口碑的雙贏。

當然，作為表現南京大屠殺的一部電影，電影《金陵十三釵》也必須反映這一歷史事件，影片通過劇中人物孟書娟的眼睛真實地再現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給國人帶來的深重災難以及給后人帶來的巨大心理陰影。那年書娟只有十四歲，她清晰地記得，那一天是1937年12月13日，在日軍轟炸了20多天后，南京陷落了，那一天，許多人都在跑，好像永遠也跑不出那場大霧；她所看到的是灰蒙蒙的一片，街道上全是肢體不全的尸體，到處是奔跑的人們，遍地是燒殺搶掠的日本兵。20多天的轟炸把風光旖旎的南京城變成一個灰蒙蒙的世界，這既是慘遭屠城后的南京城的真實再現，也是戰爭給親身經歷的鮮活個體留下的心理陰影。影片通過書娟的眼睛展現了遭受日軍蹂躪后的南京城，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拉近了觀眾與劇中人的距離感。

發生于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集中體現，它時時刻刻地提醒國人——勿忘國恥。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難成為我們民族的集體記憶，即使我們努力地忘卻它，卻始終難以將其抹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書寫從來沒有停止過，《屠城血證》、《清涼寺的鐘聲》正面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犯下的殘暴罪行，紀錄片《南京》從一個目擊者的第三方立場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過程，《南京南京》從一個日本士兵的視角書寫南京大屠殺給國人帶來的災難，《拉貝日記》通過德國人拉貝的眼睛完成了歷史記憶。張藝謀導演另辟蹊徑，他從一個教會女學生孟書娟的視角完成了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書寫，以書娟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敘述故事，寫出了事件給敘述者帶來的驚恐及給她造成的心理陰影，同時表現了敘述者對自己當年一些不當行為的反思。“思考歷史書寫的方法之一就是從如何界定并賦予主體以意義這一角度入手。”[1]（P236）電影《金陵十三釵》以十三位金陵名妓為主體形象對歷史進行重新想象與書寫，這種書寫折射了創作主體的價值認同、道德判斷，導演張藝謀通過對“金陵十三釵”的塑造刻畫了風塵女子在危機時刻的表現，挖掘她們人性中的良知與善意。

秦淮女子雖然出賣自己的肉體，但依然保有自己的靈魂；她們表面上墮落，但依然保持了人性的良知與善意，這或許是導演張藝謀對人性的理解與探索。

二在中外文學史上，書寫戰爭與妓女的作品不可勝數，有的作品是譴責妓女們的醉生夢死、紙醉金迷，如杜牧的《泊秦淮》；有的是揭露戰爭給妓女帶來的傷害，如莫泊桑的《羊脂球》；有的是歌頌妓女的高尚人格與獻身精神，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夏衍的《賽金花》。妓女這一群體雖然處于社會的邊緣，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她們以出賣肉體為生，這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在一般人的眼里，她們不愿意勞動，靠出賣自己的肉體為生；為了生意，她們要引誘男人，因而她們毫無廉恥、淫蕩墮落，我們可以把最污濁、惡毒的話語置于她們的頭上。其實如果考察她們的淪落風塵之路，我們當能發現我們對她們的殘酷無情。既然我們給予她們的很少，當國家有難時，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來譴責她們的冷漠與醉生夢死呢？張藝謀在電影《金陵十三釵》表現了她們人性中閃光的一面，表現了她們靈魂的高尚，謳歌了她們的獻身精神。電影《金陵十三釵》的故事很簡單，就是敘述處于社會邊緣的一群秦淮女子替教會女學生赴日本軍營“唱歌”的故事。故事發生在南京被日軍占領后的一座美國人的教堂中，一群妓女為了躲避日軍的追捕，逃進了教堂；日軍在搜捕時發現了這個教堂中的女學生，日軍讓女學生去為他們的慶祝活動而“唱歌”，逃進教堂中的十二個妓女在約翰的幫助下化裝成女學生走進日軍軍營；最終，十三個女學生在約翰的幫助下逃離了南京。故事本身并不新奇，在當時的南京可能每天都要上演。

這十三名女學生年齡大都十三四歲，正是對人生充滿著幻想、憧憬的年齡，她們的遭遇無疑會牽動每個人的神經，教堂神父在臨死之際囑托喬治要保護好女學生；在生死攸關時刻，秦淮女子敢于擔當，義無反顧地代替這十三位女學生走向了日軍軍營。秦淮女子本來一心想依靠約翰逃出南京，可是突如其來的變故打消了她們的計劃，她們雖然明知她們這一去是九死一生，她們還是踏進了日軍的軍營。她們保護的是她們心中最神圣的東西，他們守護的是人性中的良知。如果女學生遭到了侵害，不僅僅是她們的身體遭到了侵害，更是人們的良知遭到了侮辱，無疑，女學生在這里獲得了一種形而上的意義，女學生象征了世界上的最美好事物。“身體既是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對象，也是民族國家自身的隱喻。”[2]（P3）

秦淮女子為保護女學生而獻身，也隱喻了她們為她們的祖國而獻身，她們雖然淪落風塵，但她們卻有一顆高尚的心靈。

更為可貴的是電影還表現了秦淮女子作為普通人的一面，寫出了她們人性的復雜，敘述了她們人性轉變的軌跡。在故事的開端，狼狽不堪的秦淮女子為了逃命來到教堂，喬治不給秦淮女子開門，讓她們去安全區，秦淮女子便越墻而入，并占領了教堂地窖，僅用了一個上午，便把秦淮河帶到了地窖，把地窖弄得又臟又亂。這時，她們沒有意識到危險，她們和約翰調情，說著不堪入耳的粗話，難怪女學生在心里罵她們“不要臉”。在女學生的眼里，她們衣衫不整、放蕩不堪而且骯臟甚至蠻橫，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優雅。在純潔的女學生看來，她們的到來是對教堂的玷污，秦淮女子與教堂女學生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在上廁所的時候，她們爆發了激烈的語言與肢體沖突。影片細致描繪了當危險來臨時她們的驚恐、慌亂與躲避，也沒有回避她們多年風塵生活形成的放蕩與潑辣，當然也寫出她們心中的善意與良知。當日本兵進來搶掠女學生時，秦淮女人給女學生打開了地窖；妓女豆蔻深情地照顧受傷的小兵，甚至為了滿足小兵的心愿在拿回琵琶時遭到不測。巨大的危險喚醒了沉睡于她們心中的良知與善意，這是她們轉變的基礎，而其他人對她們釋放的善意是她們轉變的動力。影片表現了其他人內心的良知與善意，當女學生面臨日軍的搶掠時，為了不造成更大的犧牲，她們去了閣樓引開了日本兵。當一個妓女在追小貓時暴露了自己，被急中生智的女學生巧言救下。李教官為了掩護女學生，不顧生命安危沖出教堂拉響導火線，最后光榮犧牲。教堂小工喬治發現“唱歌”的人數不夠時，毅然讓約翰把自己化妝成女學生。男主人公約翰本來是一個殯葬師，他是以一個玩世不恭的形象出現的，酗酒好色，見錢眼開，看到日軍的獸行意識到了事態的嚴峻，想逃脫已經來不及，只好擠在人堆里逃命；日軍凌辱女學生的獸行激起了他心中的良知、英雄意識與正義感，他終于站起來，斥責毫無人性的日本兵；當日本軍官長谷川提出無理要求時，他不顧安危奮力抗爭；心中的良知使他面對離去的同伴說“不”，他這個假神父開始擔負起真神父的責任——保護、拯救擁戴他的眾人，于是在他的帶領下，眾人演出一出“掉包”的義舉。當巨大的危險到來之時，潛藏于人們心中的良知與善意迸發了出來。這些善意沖擊了人們心中預設的價值判斷，改變了她們在彼此心中的形象，同時也成為推動彼此轉變的動力。張藝謀善于挖掘、表現普通人人性中良知與善意的巨大力量，只要人們心存良知，在危機到來時，普通人也會成長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