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搖圓園世紀怨園年代以來，互聯網作為集三大傳統媒體諸多優勢于一體的新型數字化媒體，得到了巨大發展。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為各民族文化傳播、交流與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同時，也使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矛盾沖突日益凸顯。

本文擬通過對互聯網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霸權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間矛盾沖突的全面分析，揭示文化沖突背后的根源與實質，提出互聯網時代中華文化發展應采取的戰略舉措。

一、互聯網中的文化沖突及其表現

當今世界近二百個國家，由上千個民族組成。

各國因生存環境不同，發展過程各異，形成了具有不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傳統。由于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不同民族在溝通、交流時發生分歧和沖突在所難免，而且這種沖突，人們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標準加以仲裁和解決。網絡的開放性、及時性、全球性，使具有不同價值觀念的民族文化在傳播與交流時矛盾沖突更加凸顯。互聯網上的文化沖突集中表現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之間的沖突。

首先，表現為語言沖突。表面上看，互聯網是一個無中心且授受雙向互動的多元信息傳播系統，實際上，網絡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并不平等。

網絡語言是一種被高度技術化的數字語言，任何信息只有以數字形式出現才能被識別和處理。任何文化若想加盟網絡文化就必須改變自己的原有形態，即非數字化文化形態。美國是互聯網的發源地，“美國信息交換標準代碼”（粵雜悅隕隕）被公認為國際通用代碼，以英語為載體的美國文化可以借助于數字技術長驅直入互聯網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卻難以與其抗衡，小語種民族的聲音更是微乎其微。結果，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互聯網傳播中占據優勢，其文化體系與價值觀念得到充分張揚，而其他民族文化則受到無形排斥與忽視。與以往任何時期相比，網絡時代非英語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民族文化生存與發展問題更加緊迫、尖銳。甚至連法國司法部長都憤憤不平地指出：不同民族不平等的網絡話語權，實質上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我們就將被殖民化。

其次，表現為信息控制權沖突。美國是網絡技術的發源地，一直掌握著網絡核心技術，主導著全球信息產業技術標準，擁有諸如微軟、蘋果、惠普、鄖燥燥早造藻等一批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信息服務企業。憑借技術優勢，世界上愿園豫—怨園豫的數據庫都集中在美國，圓園園苑年的美國信息產業規模占全球的源園豫。

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指出：“誰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網絡，誰就將擁有世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信息獲取、占有方面的霸權地位，必然引發信息產業發展滯后、面臨接受更多外來信息危險的國家的強烈反抗。

再次，表現為價值觀沖突，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與其他民族價值觀的沖突。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指出：“文化共性促進人們之間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異卻加劇分裂和沖突。”表面上看，網絡是一個“開放、平等、民主”的話語平臺，實際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軍事和網絡上的強大優勢，使得各方在網絡中的平等話語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不僅如此，西方國家還借助其強大的網絡語言優勢、信息資源優勢、網絡傳播優勢，力圖創造一種所謂的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經驗，以將西方的政治模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各類信息巨量傾銷至他國，將其文化價值觀強加于他國，以文化上的同一性壓制文化上的差異性，反對和消解其他民族的價值觀，削弱單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凝聚力，以便達到與西方文化趨同的目的。美國學者羅斯科普夫對此直言不諱：“美國信息時代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應當是取得世界信息流動戰的勝利，主導整個媒體，如英國當年控制海洋一樣。”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也提出，我們不應把信息產業本身作為發展的最終目的，而應當把它作為一種加強人類最基本價值準則的工具。數字時代對我們最重要的貢獻不在于產生了新生事物，而在于復興了舊價值觀念。這種隱含著使其他民族文化邊緣化和空洞化、企圖泯滅文化多樣性的色彩濃厚的殖民文化，必然引發西方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間的文化沖突。

二、互聯網中文化沖突的根源在于西方文化中普遍主義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

搖搖不同民族文化天然具有異質性，網絡的開放性必然會使不同民族文化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但互聯網上民族文化沖突的真正根源并非于此，而在于西方的文化中心主義，即文化普遍主義。

文化普遍主義，以文化在本質上具有共同性為基礎，認為人類生活中存在著終極的、絕對合理的、普遍適用的價值觀念及其標準，只要人們通過恰當的方式推廣、執行之，就能夠基本解決世界上的大部分紛爭和問題。由于普遍主義堅持一元論價值觀念，而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卻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因此，任何普遍主義的文化觀念都必然會造成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文化沖突。

當然，任何一種文化的成長都具有一種內在的對普遍性的追求，但在世界各種文化中，西方文化對普遍主義的追求最為執著。西方文化普遍主義者認為，他們所信奉的文化價值具有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準；不信奉這種文化價值的，要么是被其他錯誤的意識形態所蒙蔽，要么就是由于沒有被自由文化的陽光所照射而處于野蠻蒙昧狀態，而這是世界各種混亂和不安的根源。因此，所有國家只有接受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理念，才能成為文明的國度，才會有發展前途，國際社會也才能形成一種文明秩序。

在這種信念支配下，西方社會認為自己負有傳播福音、“重新建設世界”的歷史重任。

針對西方普遍主義文化思維方式造成的與其他民族文化間的沖突，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有較為中肯的批評。他明確指出，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是錯誤的、不道德的和危險的。因為，這種普遍主義沒有過程意識、條件意識和歷史意識，是從教條出發而不是從現實出發，試圖把統一的模式強加給多元文化的現實，或者把未來才能實現的東西強制性地塞給條件并不具備的當下社會，甚至不惜用強制的手段和霸權的方式推行其所謂的“普遍真理”和“普世價值”。實際上，任何文化無論作為一種思想觀念，還是一種思維方式，或是一套理論主張，都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沒有哪種文化所蘊含的價值能夠成為唯一的價值。正像約翰•格雷明確指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同的善和德性這一實事并非不完美的特征，而是人類可以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好地生活的標志。而且，自由本身就意味著顯示自己的存在、彰顯自己的主體性，不同文化在彰顯自己的主體性時，必然要給它借以彰顯的文化形式打上鮮明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