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學校體育的簡單歷程

2000年前中國出現的學校與4500年前古巴比倫的學校一樣,皆以人體運動為主要教育內容.

從“六藝”教育可以看出學校對人體運動的重視,生活對運動教育的需要及對人性的尊重,“身為天下貴”的貴身論思想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科舉制度的實施,儒家思想的重新定位及煉丹術的興起,從根本上打擊了學校中的體育.從此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就鮮少涉及運動之事,重文輕武成為社會文化的必然.知識分子身體纖弱是普遍現象,并由此發展到整個社會民眾的弱體狀態.“國力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2]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實乃民族文化長期作用的結果.

體弱則國弱,東亞病夫必然要受到西方列強的欺辱.鴉片戰爭以來,每戰必敗的事實刺痛了中國人的心.在實施“以夷制夷”的國策中,知識分子悟到了體育的重要性,以各種形式表達了對學校體育的倡導.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近代學校體育初現雛形.當時北洋政府在2年內2次頒布章程開設體操科,還將兵操充作學校體育的主要內容.從當時的這種體育管理及體育教學狀況可以看出,這是針對體育認識不足進行反思而產生的激化行為.這種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體育行為,使體操科注定只能成為學校體育的一個片段,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學校體育的誤區;同時,它也表明中國學校體育先天不足.偉大而短暫的“五四”運動,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光明的基礎.民主與科學思想影響了我國的教育,同時也促進了學校體育的開展.可以說,1923年以后產生的學校體育正是我國現行學校體育的藍本,然而,在舊中國的環境中,學校體育不可能按照“五四”精英們的意愿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沒能在學校體育工作中很好地研究和總結“五四”時代的體育精神.“政治第一”的思潮使我國學校體育盲目地照搬原蘇聯學校體育的模式,未考慮當時蘇聯學校體育的理論、實踐背景和政治需要,因此,競技運動這一體育的異化形式就成為中國學校體育的主導.毋庸置疑,競技運動是體育中的重要內容,但是,隨著政治和經濟因素的滲入,競技運動漸漸成為遠離普通人群的獨立、特殊人群的體育活動和文化活動,由運動的生物性追求逐漸轉向社會的精神需求.到了今天,競技體育已完全喪失了體育指向健康的基本方向,走向通過運動獲取利益的軌道了,因此說,將競技運動作為學校體育的主導是不可行的.強行實施這種不可行的體育教育,必然難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2對學校體育的理性闡釋蘇格拉底認為:人是一個對理性問題能給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人的知識和道德都包含在這種循環的回答中[3].力是世界的本源,運動是力的表現.在運動中物體保持著各自的存在和活性.在運動面前,人是無法脫穎于萬物的.人與物的脫離在于人的理性,只有充滿人的理性的運動才能表達人的存在,因此,作為對人的教育的體育,必然要以“人的運動”為主導.若以“運動的人”作為教育內容,則與“運動的狗”、“運動的貓”沒有本質區別,難以顯示出人的特性.即便牽強進入了教育之中,也是反人性而不被人們所接受的.將運動本身作為教育的主要方向必然產生原始的差落和落后,只有人的理性的運動方可表達出人的存在和先進性.

人的理性運動是建立在自然界共有的感性運動基礎之上的.運動對人而言是本性的,是生命的本能.例如:尚無認知的嬰兒感到不適時,會發出哭叫,此時母親將其抱在懷里搖一搖,孩子就不哭了,他感到了運動所產生的舒適.這一現象表達了人對運動的原始需求和本能需要.在各種各樣的感性運動現象中,經過人的理性思維與散發,形成人的特有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充滿了理性的智慧,表達了人的美感,滿足了人的需要.將理性的運動納入教育的軌道,就實現了從感性體育向理性體育的轉變,使體育成為教育的理性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

3理性體育的基礎理性的體育是理性思維的結果.中國先秦的身體哲學以“貴身論”為基礎,形成系統的身體文化思想,可認為是對理性體育的最初引導;文藝復興關于人性解放的人文思想,是體育表現與發展的哲學依據;“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是體育發展的方向與方法的出發點.筆者認為這三者的有機結合是現代理性體育的思想基礎.

楊朱、老子及孔子都強調“身體存在第一”的思想.楊朱堅持“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之一毛”,認為“身”是天下最貴之物,“身”是自然世界中唯一以自己為目的的事物,“身”不是“利天下”的工具,相反,天下應該以“身”為利[4]12.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本意是愛自己的身體,使身體靜而壽,再推己及人[4]11.“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動靜都是身體概念[4]11.老子認為“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4]12這些總體一致的思想理念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并成為學校體育的基本思想和發展方向.

文藝復興是由“重神”向“重人”的轉化時代,對人的認識和尊重是這個時代的主要貢獻.眾多的人對“人”進行了眾多的研究,強調了人的本性及本性的散發.“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無所不有.”[5]他們認為,人應當按照人的自然本性生活,滿足物質和精神上的需要,認為享樂才是人的真正幸福,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的永生,而是現世的享受[5].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認為,人之為人,還在于人有高貴的理性,人需要理性和精神的提高.在肯定自然人性的同時,強調了人智對人生的意義.神圣與崇高就在于人自身,發展完善的人本身就是神圣的.神圣的人的行為自然就表達了美的最高境界.這些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已成為歐洲近現代學校體育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是在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感召與影響下在中國產生的思想革命.可以說,“五四”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思想家,以人本主義為核心對中國的傳統教育作了全方位的評析.他們無一不重視體育,就體育問題進行了大量論述,認為體育是強國之本,將體育放在了教育的重要位置上.民主與科學為體育的發展指明了道路.體育的發展是全體學生乃至全民的發展;體育的進步是科學的進步.民主思想是學校體育的發展方向;科學是學校體育方法的唯一.只有按照這樣的思想和方法,才能使中國的學校體育走上健康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