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民工法律常識培訓的意義

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的產業大軍。

據調查，我國目前有農民工1.5~2億，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略的規模巨大的特殊社會群體。農民工群體一頭連著農村，一頭連著城市，對農民工群體開展法律常識培訓，不僅有助于農民工樹立法治觀念，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和在城市中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對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實現整個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進城務工農民的普法教育工作，2006年《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五個五年規劃》，明確將農民工作為普法教育的重點對象，指出“：要采取多種形式，突出加強進城務工人員的法制宣傳教育，明確用工單位法制宣傳教育的責任，在進城務工人員管理活動中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和法律服務。”中央的“陽光工程培訓”、“農村勞動力技能就業計劃”，省政府的“千萬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職業教育六項行動計劃”等農民工的培訓項目中，都將法律常識列入培訓內容。據此，各級各部門對農民工的法律常識培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從總體看，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

2農民工法律常識培訓存在的問題

2.1培訓數量目前，浙江省有農民工約2000萬人，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工數量將繼續增加。但據調查，全省接受過法律常識培訓的農民工僅占9．2％，存在著很大的盲區。

2.2培訓內容

2.2.1重條文教育，輕法治精神塑造目前農民工法律常識培訓最突出的問題是重條文、輕精神，重形而輕神。在具體培訓中，孤立地宣講具體法律條文，不注重法律理念、法律原理的普及。

2.2.2重守法教育，輕用法培養目前對農民工的法律常識培訓，更多的是從社會管理角度出發，主要以管治、限制、防范為目的，培訓內容多為刑事法律、治安管理條例等，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強制性和威懾力，突出法律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要求農民工被動地遵紀守法，而對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迫切需要的法律在正常的民事、經濟交往、權益保障方面的維權屬性宣講較少。法律對于農民來說，只是一個被動的要求、消極的順從，農民工成為法律管制的對象，法律面目變得“可憎”，致使農民工與法律之間關系的疏遠，漠視法律、拒斥法律、不想了解法律。這種傾向不利于建立農民工對法律的信仰，也不符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的“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農民法律意識”的要求。

2.2.3重條文教育，輕實用性指導對農民工法律常識培訓多是宣講法律條文，介紹法律的權利和義務。而對法律訴訟、法律程序涉及很少。這使農民工在遇到法律糾紛后，不知道怎樣走法律程序，往往是通過傳統的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訴，甚至采用暴力、自殘、自殺等極端方式來謀求問題的解決。

2.3培訓形式目前對農民工的法律常識培訓往往延用老一套的常規培訓形式，一般以教師授課的方式進行，重法律知識教育，輕法律服務。主要是通過編發法律知識宣傳資料、舉辦專題講座或進行法律常識理論培訓，只授各類法律概念，沒有與解決農民工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法律知識教育與法律援助脫節。形式單一，枯燥乏味，缺乏多樣性。難以調動起農民工學法的積極性，效果欠佳。

2.4培訓時間目前對農民工法律常識培訓，大多采取集中宣講、集中授課，缺乏靈活機動。這種集中時間的培訓方式并沒考慮到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忽視了農民工勞動強度大，休息時間少這一明顯的特點。加上農民工自身文化程度較低，要接受新的法律知識要化費較多的精力，而農民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都渴望休息。因此，這樣的集中時間培訓往往事倍而功半。

3提高農民工法律常識培訓實效性的對策

3.1創新教育培訓理念，重視法治精神塑造要注重提高農民工法律意識，提高農民工對法律的信仰度。雖然，一定的法律知識宣講是必要的，法律價值觀的樹立和法治精神的塑造也是離不開這一前提。但不能僅僅進行法律理論知識的宣傳教育，“法律的真正活力不是在于被知道，而是在于被使用”，因此法律常識培訓更應以傳遞法治精神為終極目的。

只有讓農民工明了法治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樹立法律至上的權威觀念，培育其對法律的感情，建立對法律的信仰，最終形成農民工普遍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依法評價自己及別人的行為，依法解決紛爭、維護權利，讓農民工看到法律的維權屬性，體味到法律是一種不可失缺的權利維護工具，進而掌握法律這個“工具”，才能使法律常識培訓變被動為主動，使農民工由“要我學”轉向“我要學”，真正實現法律常識培訓的價值。3.2兼顧實體和程序，突出實用性對農民工進行法律常識培訓，宣講相關的法律法規時，不應僅僅停留在實體權利、義務的層面，更重要的是要讓農民工清楚尋求法律救助的程序。比如教會農民工如何保存證據；在法定權益遭受侵害時，通過怎樣的途徑和程序來尋求法律的救助，如何申請法律援助、如何申請仲裁，如何提起訴訟，法定時效如何規定；教會農民工寫簡單而實用的法律文書，如各種民事合同、勞動合同、勞動爭議仲裁申請、公證申請書、民事起訴書等，提高農民工“自助”用法的能力，降低用法成本，提高農民工用法的積極性。

3.3依據與農民工生活的相關性，選擇具體培訓內容農民工來自農村，文化素質不高，即使進城務工，也仍長期生活在較封閉的生活圈子中，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對較弱。再加上他們工作辛苦，休息時間不多，因此，不能在法律常識培訓中面面俱到，要求他們像專業人員一樣精通法律知識。

筆者認為，在定位培訓內容時，首先應考慮農民工最需要、與農民工生產生活聯系最密切的法律知識作為培訓重點。這就需要有針對性對當地農民工的需求開展深入的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對當地農民工缺乏的法律常識，尤其對涉及農民工從農村跨入城市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的相關法律知識，進行分析梳理，在普法培訓的基礎上，確定培訓重點。如涉及農民進城務工后，原來在農村承包的土地流轉、處置的相關法律；進城務工期間可能會碰到借款、租房等日常民事中包含的法律知識；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知識，常見的過失、故意刑事犯罪類型及《勞動法》、《勞動合同法》、《職業病防治法》、《礦山安全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中有關國家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