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井田制度的推行，使人有其田，安居樂業，衣食無憂

井田制的實行將百姓穩定在固有的土地上，做到家家有其田，使民安居樂業，無衣食之憂。這對當時新建不久、大戰之后的周國恢復元氣，扭轉殷紂弊政，解民倒懸是有利的，也從源頭上遏制了官吏對財產的侵占和貪索，更從根本上斷絕了權貴剝奪農民、霸占土地的途徑。井田制的推行，尤其私田的大量開墾，是有利于推動當時農業發展的。我國的井田制始于何時?從古籍記載看，早在黃帝時代就有了井田劃分。《唐太宗與李靖向對》中記載:“太宗曰:‘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則非設像，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案皇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田。’”可見井田制是古已有之，并非周氏創制，周代只是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把已廢棄的井田又恢復完善，并在全國加以推行。孟子也曾提到三代分配制度，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商以夏禮，周因商制，井田制應是黃帝至三代時期都曾使用過的土地分配制度。宋代儒學大師朱熹也曾提到過商、周時期的井田制。“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化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而不復稅共私田，周制一夫授田百畝，而與同溝共田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春秋左傳•宣公十五年》)這說明商周時期確實推行過井田制度。另外，我們從古文字構造上也可看到井田存在的軌跡。耕字由“耒”和“井”組成，“耒”是一種用于犁田、耙田的農具，據說是神農氏發明的。

井是井田，中間為公田，周邊為八家的私田。什么是耕?以耒在井田中犁地、松土就叫耕。“公”和“私”也源于井田。我們從“公”與“私”二字的字形，可以窺見遠古公田與私田的耕作情況。公字的構成，是將井田中間的公田，一個方格分成八等份，在□字中以米字形交叉劃分，形成八等份厶，將上下“八”和“厶”組合，形成“公”字。每塊自營厶田加上禾，形成私字。漢代許慎在《說文》中說:“公:平分也，從八從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厶:?，?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為厶，凡厶之屬，皆從厶(私)。”()“厶“形如三角，正是井中的公田方格□形，被米字由中分為八等份，平分之后形成的八個三角厶。所以，八厶為公。而厶，三角形為私(厶)，又表明自有自營的井田周邊八家私田收獲禾歸自己所有。古詩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厶)”的話，成語也有:“先公而后私”，大概都是源于此。先公后私是一種品質，是一種境界，從中不僅可以看到中華文化之綿長，同時也體現出中華道德之高尚和可貴。疆界二字的構造，應該也是出于井田制時代。疆由土、弓、?組成，土指土地，弓指古代丈量器，?由塊塊土田被三(道路田中界)隔開。界字由田、介組成，“介”交接于二者之間，即田塊之間的邊限。所以，疆界二字也應產生于古代井田制。孟子曾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孟子•公孫丑下》)也可作為佐證。

井田可以說是產生于原始社會，是原始社會公社公共財產共享的遺風遺存。周代的井田土地權歸君王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個人不得買賣，只可繼承，這無形中限制了地主兼并土地的現象，百姓生活有來源，客觀上緩和了階級矛盾。對不遵守國家法紀，反抗君王者和不忠不孝及犯有十惡不赦大罪者，要削奪他們的土地田畝，“殊厥井疆”(《尚書•畢命》)，以法律形式強力維持井田制的正常推行。

二、執政者的高度重視，官吏的勤政廉潔，推動了農業的大發展

周自文王至康王幾代國君，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始終把百姓的溫飽當做頭等大事來抓。文王當政時，與商朝正相反，禁止飲酒打獵，實行裕民、富民政策。“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尚書•康誥》)文王關心農民的生活，常常擔心做不好富民的事情。周公也曾訓誡成王說:“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尚書•無逸》)文王勤儉愛民，生活節儉，穿著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勞作，以便了解下情，關心民生疾苦，自日出到日偏西，忙的顧不上吃飯。《詩經》中對成王躬耕的情況也有明確記載:“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頌•噫嘻》)從詩篇中可看出當時的場面是近萬人與成王同耕，三十里外的農民都從私田那里騎馬前來，與君王一起播種百谷。重農、愛農、親農，體貼農夫的辛苦，可以說是西周初期幾代君王的優良傳統。周武王滅紂后，在國師姜尚的輔佐下，將井田制推行至全國各地，從“無如天如地”、“以建井畝”、“殊厥井疆”等處記載，可以得到證明。成王臨政，輔佐大臣周公為使后代周王，不忘先代諸王親農、愛農的優良傳統，作《無逸》篇，諄諄告誡，循循善誘，真是苦口婆心。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尚書•無逸》)列舉商代賢王和周先)在《尚書》其他誥體文中亦多有告誡。《詩經》“七月“篇，據傳為周公所作，從正月到臘月，一年四季，嚴冬酷暑，白天黑夜，風里雨里，歷陳農夫的艱辛勞苦，野地耕作、井里下情。“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襪下，穹窒熏鼠，塞向?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以伐遠揚，以彼女桑，七月鳴?，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一日之?發，二日之栗烈，無一無褐，何以卒歲，三日之于耜，四日之舉趾，同我婦子，?彼南畝。田?至喜。”(《豳風•七月》)詩歌描述農夫、織婦、老人，小兒，野地為家，與螞蚱、蟋蟀為伴，與稼鼠為鄰。婦女沿樹緣攀，細枝采桑，暑天晝夜織梭不停，夜深人靜與之為伴的只有伯勞夜鳥鳴叫。尤其冬盡春至，忙于備耕，老少齊上陣，為了不誤農時，播種下地，連飯都顧不上回家吃，婦女送飯到田頭，一家人吃住在田間。

從《七月》記述的季節、物候及各種鳥獸昆蟲看，如若不是長期親身耕作，且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怎么會寫出如此深切而有韻味的詩篇?這些早期的文籍與詩篇，集中反映了西周歷代帝王重農、愛農、親農的指導思想，并將其視為國運久長、社稷安危的頭等大事。作為國策，不單是掛在口頭上和發布在政令上，而是落實在行動上。上自天子，下至基層田官，各級齊抓共管。這種重視農業的思想，一代一代繼承發揚，國君重農政策制定以后，自上而下，迅速貫徹落實，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抓下去，永不松懈。《七月》詩中有“田?至喜“的句子，“田?”就是基層抓農業的官。

田?不單單是監督農民生產，還負責組織管理和農業技術指導，處理農民耕作中的糾紛，解決農耕中的技術難題和農民生活中的困難以及掌握農時等。從《詩經》大量詩篇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上層深入民間，和群眾打成一片，甚至是長期相處，怎么會對直接與土地接觸的農民一年四季的衣食住行如此了如指掌?怎么會知民情如此深刻?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這是關乎國家存亡，任何政權組織都不能忽視的大問題。

古代如此，當代又何嘗不是如此?周代統治者的重農思想是很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鑒的。民飽、民安則國治;民饑、民勞則國亂。“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尚書•洪范》)武王滅紂后，為了有效治理天下，親訪商遺臣箕子，請教治國法則。箕子追述夏禹時期的“彝倫攸敘”國策。彝，是常規法則，以“米”和“絲”組成，以示米糧、蠶絲衣料是治國的首要和常規，須臾不能忘記。“彝倫攸敘”中提到的“農用八政”，其中“食”是放在首位的，體現了民以食為天的重農治國原則。箕子所引夏禹重農治國原則，對周武王制定國策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西周歷代君王為了保證農業發展，特別重視農官的選拔和任免。

在用人標準上，嚴格堅持任人唯賢的用人原則，用人得當，領導得法，所以成效特別明顯。實踐證明，治國光有好的理想，任失其人，結果會適得其反，歷史上這種血的教訓是屢見不鮮的。西周注重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緊緊抓住農官的用人標準，使賢能在位，有力推動了農業大發展，為政權的穩固打下了扎實的經濟基礎。在《周易》和《尚書》中多處記載西周統治者任賢和勵精圖治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做法。“圣人養賢以及萬民。”(《周易•頤》)“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證辭，禁民為非曰義。”(《周易•系辭下》)在嚴格要求各級官吏和選賢任能上，成王、康王都是很認真的，善于用人御下，領導藝術很高明。“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尚書•周官》)成王告誡官吏要保持清廉不貪的品性，敬守個人崗位，做到令行禁止，大公無私。凡事要“罔不惟危”，小心謹慎，認真負責，粗心疏忽是十分危險的。各級官吏要推賢讓能，團結協和，選用人才，使其能勝任稱職，舉得其人。

如果所選官吏不能稱職負責，要追究推薦者用人失明的責任，以瀆職、失職論罪。這樣一方面使推薦者對被推薦者時時進行督責，發現問題，及時糾正，防止造成大的損失。另一方面，使被推薦者時時提提高警惕，不能做有污推薦者清名的事情。這就從根源上杜絕了買官賣官的渠道，使那些無德又無才的庸人很難混入官員隊伍，無法濫竽充數毀壞國家棟梁機體。任得其人，這對西周農業和和諧小康社會的建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周統治者不僅對官吏任免實行問責制度，而且對各層官吏中不稱職官員的清除也是很嚴格的。“國則罔有。立政用?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尚書•立政》P232)在各級政府中把好用人官，絕不允許無德庸才混入干部隊伍，發現一個清理一個，決不姑息遷就。除此之外，還要求各級官吏做到收支分離，固定支出數量，掐斷政府官員貪污的錢財來源，從財務制度上杜絕官員貪欲之求和非分之望。“文王不敢?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尚書•無逸》)統治者帶頭節儉，自覺克制自己的私欲。文王尚如此，各級官吏誰還敢不嚴格要求自己呢?所以，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統治者的榜樣作用是很重要的，官員貪污成風，要求社會清明是不可能的。

三、農具的改良和良種的推廣

關于西周農業生產的具體狀況，因年代久遠，又加之竹筒刀筆書寫，多有毀壞，直接傳下來的史料很少，只能從先秦經書和諸子著作中窺見端倪。《周易》文字是最接近周代風貌的，其中保存了一些西周時期的珍貴資料，是研究周代社會的重要參考書。《周易》之外，《尚書》、《周禮》和《詩經》也較多地記載了西周的農業生產情況。另外先秦諸子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西周農業生產和農民耕作的片段資料。從這些古書記載看，西周的農業是繁榮發展的，無論土地制度還是生產技術，都比夏、商時代要先進很多。這一方面是得力于西周歷代君王對農業的重視，政策、措施得當。另一方面，周氏族本身就是靠農業起家的，積累有豐富的農耕經驗。周始祖后稷在唐堯時代就是農官，“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國語•周語》)《詩經》也有記載:“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周頌•生民》)可見周是靠農業發家的。

后稷之后，周代列祖不斷繼承、光大農業技藝，開疆拓土，發展農業生產，積累了豐富的務農經驗，建立了穩固的經濟基礎。“后稷子孫，實為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魯頌•?宮》)周滅紂后，武王專心于鞏固政權和社會的安定，把發展農業生產擺在了首要地位。“善為國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處所，大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有尺度，是富國強民之道也。武王曰:善哉!”(《六韜•農器》)從中可以看出，武王滅紂后建設富強國家的愿望和決心。為了推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周人在前人發明的基礎上，對生產工具有較大改進。“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辭下》)耒耜是神農時發表明的農具，是犁耙的前身，當初是由樹枝做成，到周代改變成為按有鐵、銅配置的犁鏵耙齒，犁鏵耙齒是用銅鐵制成的，非常鋒利。

《詩經•載芟》篇有:“有略其耜。”《良耜》篇有:“??良耜。”“略”和“?”都釋為鋒利。“??”是鋒利的刀刃割東西時發出的聲音，形容刀刃的鋒利。中原地區民間至今還保留這樣的說法，對刀刃磨得很鋒利，說“??”，如鐮刀刃磨得很鋒利時說??真利。《國語•齊語》記載管仲對齊桓公說:“美金(銅)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鐵)以鑄鋤、夷(割草器具)、斤(砍木刀)、?，試諸壤土。”有鋒刃而且鋒利的農具應是金屬制造的。在西周初，青銅尚屬貴重金屬，多用于制造彝器禮器及貴族的生活器皿，在農具上雖還不能夠普遍推廣，但是在主要農具上采用青銅鑄造，或采用青銅嵌口是完全可能的。《詩經》中就已經有鐮、掀、鋤、斧、錘的應用，如“命我眾人，?乃錢?，奄觀?艾。”(《周頌•臣工》)“?”是準備好，“錢”是鐵锨。戰國前錢幣像冉字形，即木锨形，就是受當時農具的啟示。“?”，即鋤，主要用于鋤草。“?”是小鐮，可以砍削小樹枝。“艾”，?(刈)之借，是一種芟草的大剪刀。從“錢”、“?”、“?”三字的偏旁都從金，可以看出在西周時的一些主要農具已經是用金屬制造了。

從《詩經》和《尚書》記載看，周初已開始使用牛、馬耕田和駕車經商。“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尚書•酒浩》)“農戶在農閑時節，子弟以牛車到外地經商，賺取錢財以奉養父母。西周時期，農戶飼養牛馬是普遍的，牛主要以用于拉車、拉犁耙，還兼有長途運輸任務。在牧野之戰勝利后，武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書•武成》)這里的牛馬是駕戰車使用的，說明牛馬可以駕車，當然農戶也可以用于拉車和拉犁耙。牛耕之用于農業，是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小雅•黍苗》寫道:“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嚴杰在《經義叢鈔•牛耕說》中說:“合人耕，則牛耕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可見當時牛已運用于負重和耕作。周代不僅使用牛耕，還十分重視整修土地。當時犁地多用“耦”和“耒”，“耦”在《詩經》、《論語》、《孟子》等書中多處出現。耦最初也是一種農具，犁地可達一尺寬，耒犁地僅有五寸寬，當然不可能太深。耒是一個人拉，如現在農村的撈鋤，而耦鏵大、寬，必須要兩個人拉。所以叫耦，耦即偶，為二人，雙數，這是詞義的演變。《詩經》中有“亦服爾耕，是千維耦。”(《周頌•臣工》)《論語》中也有“長沮桀溺耦而耕”的記載。

《周禮》“以歲時合耦于鋤”，更是要求深耕細作，深耕細作也是提高產量的有效措施。在《孟子》中有“深耕易褥”的記載，是古代深耕細作的影子。“深耕”是指深犁，“易褥”是指多次鋤，反復鋤，遍數多。《甫田》寫道:“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攸介攸止，?A我髦士。”(《小雅•甫田》)“耘”，是在苗根培土。種子發芽之后，在苗根壅土以堅固禾苗的成長，是保護禾苗的一種方法。“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播厥百谷，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杰。厭厭其苗，綿綿其?。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周頌•載芟》)詩歌記述了耕作、收獲的具體過程，犁鏵翻土掩下荊棘條，翻過的新土有光澤，種子下土，孕育新苗，收獲時節莊稼多，大車小車全裝滿，大垛小垛堆成山。這些都是農人在生產實踐中總結出的經驗，是保證糧食豐收的重要條件。由于莊稼與天氣關系密切，周人很注意天象的觀察和經驗的積累，講農時，趨地利，按時令進行農業生產。《詩經》里邊不少篇章都以時令、季節開端，反映了農民在長期的農業生產中對季節物候的了解和掌握。如《豳風•七月》寫道:“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彼南畝。”

“晝爾于茅，宵爾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周王命農民在春播之前都要做好準備，白天割茅草，晚上搓繩索，抓緊時間修繕好農具和房屋，以便屆時播種百谷。《小雅•漸漸之石》說道:“月離于畢，憚滂沱矣。”是說當月球靠近畢星時，地球上觀測區內就會出現大雨滂沱的天氣。說明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農夫很早就能夠根據自己的觀察，掌握天氣變化的情況，以用于指導農業生產。《逸周書•周月》也記載說:“惟一月既南至，昏，晶、畢見，日短極。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人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由“蟋蟀入我床下”就會清晰地意識到歲暮將至。也知道立夏時放火燒荒以肥土播粟，鳥于此時開始鳴叫求偶，人們以此物候特征來辨別季節的更換，以此安排生活和生產。“歲月日時無易，百谷用成，?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谷用不成，?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尚書•洪范》)天時與谷物收成關系密切，且谷物的豐歉又直接牽涉到政治的清明和國家的穩定。周人當時是很注重農時和歷法的，很形象地把觀測用到農時上。“七月流火”是流傳在百姓口中的傳言，也是老百姓在勞動中對星象運行規律觀測結果的描述。戰國時期的孟子也曾總結農耕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網罟不人垮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人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P345)這就更從農事進而涉及生態平衡了。這種重視天時，不違農時，正確利用自然資源、保持生態平衡思想的提出，在世界上可能也是最早的。

在種子的運用上，周人已知道選用良種擴大收成，改善生活。“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A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周頌•思文》)“來牟”是武王時發現的一種高產小麥良種，很快在全國推廣。“時夏”，含有華夏四海之意。發現良種來牟，朝廷命令農官“率育”(經營)，不僅在周地培育使用良種，而且很快推廣到整個華夏地區。“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周頌•臣工》)司農官田?保介負責指導繁育良種，親臨農田監督種植，抓住春季播種季節，在“新畬”(熟田)播下好種子來牟，加強管理，爭取獲得來年糧食大豐收。

我國歷史上的周朝，是國祚年代最長的王朝。由于西周統治者重視農業生產，實行裕民政策，推行井田制，使用牛耕和改進生產工具，農業經濟得到很快發展，國家富裕，人民安居樂業，禮樂教化盛行。短短六十年，就出現了令鄰國向往的成康盛世。西周的治國經驗和對農業的重視，對當代建設文明富強中國仍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作者：劉玉娥 單位：鄭州師范學院中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