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的特點和形勢

在民族救亡圖存和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我黨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干部教育培訓制度，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訓體系，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運行方式。１９２１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最早提出：一切產業部門都要成立工人學校，提高工人的覺悟，并逐漸使之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以及各地其他干部培訓組織應運而生。１９２４年５月，黨的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設立黨校。抗日戰爭時期，干部教育培訓思想進一步系統化、正規化。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干部教育則在政治理論教育和業務知識技能教育方面更加正規、系統。解放后，我黨及時調整干部培訓重點，即逐漸從培養工農運動骨干到軍事政治干部再到政權建設人才，通過培養技術人才和領導干部來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改革開放后，我黨又對干部提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要求，并隨之開展相應的教育培訓。近年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被置于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的先導性、基礎性、戰略性工程的位置。２００４年，中央決定大規模培訓干部。此后，黨和政府還相繼出臺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黨校工作條例》、《行政學院工作條例》和《關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大規模培訓干部工作的實施意見》、《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干部教育培訓改革綱要》等一系列重要法規政策，不斷完善干部教育培訓制度和運行方式。

（一）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的基本特點目前，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理念上以國家和組織需求為中心。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干部教育培訓以滿足國家、組織需求為主要目的。根據國家和組織的事業發展需要，對干部進行政治理論、政策法規、業務知識、文化素養教育和技能訓練。與此同時，對受訓干部的個人需求重視程度有限，受訓干部根據自身需要選擇教育培訓項目的自由度還比較小。從干部接受教育培訓的動力源上看，若將干部響應國家、組織需要而接受教育培訓稱為“外部驅動”，將干部因自身需要而接受教育培訓稱為“內部驅動”；在一定程度上說，我國當前干部參與教育培訓的動力主要是“外部驅動”而不是“內部驅動”。第二，在機制上以國家計劃管理為特征。經過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發展，我國干部教育培訓事業也開始注意吸取一些“市場元素”，但從基本面看，顯現出比較明顯的國家計劃管理特征。這表現在市場力量較少參與到干部教育培訓領域，大部分干部教育培訓活動是在國家主導、統一安排之下進行的。第三，在格局上以干部教育培訓主渠道機構為主體。現今我國的干部教育培訓任務一般由以下機構來承擔：一是在黨的系統設置的各級黨校；二是在行政系統設置的各級行政學院；三是除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外的行業性干部學院、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及其他教育培訓機構；四是承擔相關干部教育培訓任務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此外，符合條件的社會培訓機構和境外培訓機構，可以接受委托承擔干部培訓項目。可見，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等干部教育培訓主渠道機構形成了我國干部教育培訓的施教主體。第四，在經費來源渠道上主要以撥款為保障。由于我國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多為按照國家的統一計劃來實施，干部教育培訓主渠道機構為黨校、行政學院和其他干部學院，市場化程度較低，其他培訓機構較少涉入干部教育培訓領域，不能有效發揮社會中優質教育培訓資源的效用，也導致了我國干部教育培訓事業的經費來源渠道比較單一。歷史地看，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任何運行方式都是所處階段的時代產物。隨著教育思想理論的創新、形勢任務的變化、發展階段的跨越和條件環境的變遷，過去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與時發表展需求存在不相適應之處，突出表現在：在思想觀念上，有的單位和干部對教育培訓認識不到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被培訓”、敷衍應付現象；在管理機制上，計劃統籌與市場協同的銜接不緊，優勢互補的正效循環有待形成；在施教主體上，相對于國外公務員培訓還顯得不夠多樣化、開放化，培訓資源相對過剩但優質資源相對不足；在經費來源結構上，主要由黨費和公共財政經費加以保障，難以適應干部教育培訓事業的發展；在培訓方法上，慣于講授、手段有限，感染力不夠；在培訓內容上，與新形勢新要求有差距，內容固化、學用脫節，針對性尚需提高。這些問題制約著干部教育培訓更好更快地釋放正能量，亟需進行變革。

（二）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的時代要求在新世紀新階段，當中國站上新臺階、展望新高度之時，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再次走到重要歷史節點。面對內外局勢發生的時代變化，干部教育培訓事業擔負著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時代使命，其運行方式需要適時調整和繼續優化。第一，時發表展要求干部具有更高的素質和更多樣化的知識技能。當前，全球市場的力量日漸突出，不確定性因素正與日俱增。烏爾里希•貝克（ＵｒｌｉｃｈＢｅｃｋ）所謂的“風險社會”（Ｒｉｓｋｓｏｃｉｅｔｙ）正在形成。這對領導干部的應變能力、決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知識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工日益復雜化以及終身學習時代的來臨，使領導干部不能再滿足于已有的知識技能，他們必須通過學習提升自己的各種能力。因此，迫切需要轉變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為干部終身學習、掌握多樣化知識技能提供堅實的保障。第二，其他教育培訓機構快速發展，干部教育培訓機構主體亟需多元化。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我國諸多公共服務領域已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且從發展趨勢看，改革公共部門，實現公共服務多樣化是大勢所趨。當前，我國各種教育培訓機構正快速發展，積累了一定的優質教育培訓資源。但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仍主要依賴黨校、行政學院、干部院校等主渠道，經費來源結構比較單一，對社會優質教育培訓資源利用相對不足。因此，轉變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充分利用社會優質教育培訓資源，緩解經費短缺問題是當務之急。第三，新時期更關注培訓對象的個人需要與訴求。國家、組織的需求和個人需求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領域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教育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學用脫節。其原因之一是沒有很好地將國家、組織的需求同干部的個人需求有機結合起來，沒有為他們提供針對性較強的教育培訓項目。而對干部的個人需求的忽視，反過來又影響了干部的學習積極性和所學知識技能的實效性。這對轉變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提出了要求，即在滿足國家和組織需求，實施統一安排的教育培訓活動的同時，還要盡量滿足干部的自身學習需求。整體而言，我國干部教育培訓事業仍帶有較強的“國家計劃”特征，這為保證干部思想統一性、與黨和國家保持高度一致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干部教育培訓事業在理論和實踐上就如何深化干部教育培訓改革進行了有益探索，加之社會正向更加多元、更加開放的社會急劇轉型，也呼喚著進一步優化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

二、國外公務員教育培訓運行方式的共性趨勢

我國干部教育培訓事業面臨的上述變化，是與全球市場力量的發展密切相關的。隨著新自由主義（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和新公共管理運動（Ｎｅｗ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興起，世界范圍內興起了一股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將公共部門的活動轉移到私人部門這一公共服務市場化趨勢日益明顯，教育培訓也在此列。因此，在討論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如何轉變之前，先考察一下國外的實踐經驗。

（一）在辦學理念上，強調“顧客中心”與個性發展發達國家公務員教育培訓內容大多與我國相似，分為價值觀層面的教育和知識技能層面的教育。國外公務員培訓顯現了“以顧客為中心”、“顧客是上帝”的理念。如加拿大公務員培訓理念就以顧客需求為導向，顧客的需求決定培訓的一切事宜，公務員培訓機構非常重視對各部委工作需求和公務員需求的調查并及時作出反應。原英國文官學院（ＣＳＣ）奉行“顧客至上”準則，以５００門短期課程為“商品”，每年舉辦２５００項培訓、研討活動，參訓者３萬人次。相應地，“以顧客為中心”的辦學理念，要求這些培訓機構為受訓公務員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在英國文官學院基礎上組建的英國國家政府學院（ＮＳＧ），將“菜單式”與“定制式”相結合，實施個性化培訓。這種培訓提供課程菜單、時間菜單、師資菜單等，供參訓學員和組織自由選擇；此外，該學院還結合培訓對象實際，量身定制培訓課程，提供個性化服務。這類公務員基于自身需要接受的教育培訓，“內部驅動”色彩明顯。

（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化作用十分明顯近年來，國外公務員培訓領域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即強調培訓機構按照市場機制運作。如新南威爾士州行政人員培訓機構雖為州政府舉辦，機構內少數主要工作人員為公務員，部分經費源自州財政撥款。但是，該機構師生來源等全部面向市場，學生自愿報名學習、教師全部外聘，充分體現了公務員培訓市場的開放性和競爭性。近年來，英國等也在此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英國國家政府學院完全走向了自負盈虧；新加坡公務員學院也一改過去由政府撥款的現狀，從１９９７年１０月開始，政府將培訓經費直接分配給各級政府部門，由他們通過招標自行優選培訓機構。社會上各類培訓機構只要具備培訓能力，達到培訓要求，即可以承擔公務員培訓任務。

（三）在辦學格局上，注重培育民間公務員培訓機構市場化與民營化其實是“一體兩面”。各國正通過多種途徑扶持民間培訓機構，使之承擔公務員培訓任務。目前，很多國家出臺了鼓勵政策，大力推進民營組織參與公共服務，形成了公辦與民辦培訓機構相互競爭的格局。如果按機構屬性和運行機制，西方國家公務員培訓機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即“政府主導、財政支持型”，如法國國家行政學院（ＦＮＡ）、德國聯邦行政學院（ＦＨＢ）等；第二類即“政府導向、依托市場運行型”，如美國的聯邦高級公務員學院（ＦＥＩ）、俄羅斯的國家公務學院（ＰＡＴＣ）等；第三類即“市場導向型”，如新加坡公務員學院（ＣＳＣ）等。實際上，民間培訓機構有兩種主要來源：其一是由私人或者非政府組織自行創辦民營的培訓機構，此類如希臘歐洲咨詢公司等；其二是將原先由政府創辦的領導人員培訓機構直接出售給私營部門，芬蘭公共管理學院、荷蘭公共管理學院即屬此類。較之前者，后者的出售行為在市場化途徑上走得更遠。（四）在經費來源上，財政撥款與民間資金共同保障以顧客為導向的辦學理念、多樣的方式、公辦和民間辦學機構互補的辦學格局，促發了公務員培訓經費來源的多元化。公務員培訓不再主要依賴財政撥款，民間資金在培訓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如巴西財政學校為財政部舉辦的公共財政碩士課程進修班和財稅法碩士課程進修班，其經費來源就由財政部撥付、學校自籌經費、向選派單位收費三個部分組成，三者的比例約各占１／３。在俄羅斯國家公務學院的財務支出中，財政撥款只占１／３，其余要由自己創收解決。可見，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公務員培訓市場。這與新自由主義思想、新公共管理運動指導下的公共服務市場化、民營化是密切相關的。對這種公共服務變革趨勢，國際學界既有贊揚和提倡，也有質疑與反思，可供我們理性借鑒參考。

三、構建中國特色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新方式

干部教育培訓領域能否引入市場力量，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運用市場方式，已有實踐給出了正面回應；理論上則主要表現為一個怎樣看待知識的商品屬性問題。因此，對干部教育培訓領域能否引入市場方式的理論探索，有必要從“教育培訓能否走向市場”這一話題切入。

（一）“市場模式”與“公域模式”的論爭

從國際視野看，目前關于教育領域能否引入市場方式的論戰，主要分為兩大陣營。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艾米•施坦巴赫（ＡｍｙＳｔａｍｂａｃｈ）在對高等教育模式進行研究時，將其歸納為“市場模式”和“公域模式”。“市場模式”認為，世界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大學都在為獲得最優秀的人才而展開競爭。在這種立場看來，知識與教育都是競爭性商品；知識傳播自由即無需監管；研究者及其知識的自由貿易符合公共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與之相對應，“公域模式”則認為，知識作為一種財富形式，是共享品而并非競爭性交易的對象。由于知識供給存在不足，政府應通過補貼等非市場化途徑對教育加以扶持，實行市場化并非可行之道。上述“市場模式”和“公域模式”的分野，實際上并不局限于高等教育。在整個教育培訓領域乃至整個社會領域，都存在所謂的“市場模式”和“公域模式”之爭。這種爭議主要源于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與其他主張“大政府”、“福利國家”經濟理論的分歧，其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如何看待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盡管主張“大政府”的各種經濟理論之間觀點也有不同，但它們的一個共同特征是比較重視國家干預，市場發揮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相比之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手段，也是實現個人自由的重要途徑；政府過多的計劃職能對有效配置資源無益。因此，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開始實施了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一系列改革方案。這場改革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了教育培訓領域：一方面，公共財政對教育的支持正在縮減；另一方面，教育培訓市場正在發展，知識服務也出現了商品化趨勢。一批營利性學校正在崛起，學習者則越來越被視為消費者，而教育培訓日益成為一種由市場方式來調控的服務；學校也由教育者變身為服務者。這時，學校與學習者之間存在的教育與受教育、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這種關系在傳統的德國公法學上一般被認為是所謂的“特別權力關系”（Ｄａ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Ｇｅｗａｌｔ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正在日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強調學習者的消費者權利，這種權利與其作為學生的受教育權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ＤｅｒｅｋＣｕｒｔｉｓＢｏｋ）認為，導致１９８０年代以來美國大學普遍流行的商業化趨勢的原因，是其通過提供教育、專家咨詢、科學知識而獲利的機會在快速增長。創業型大學的崛起、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知識生產出現新模式正是知識商品化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通過這些途徑，教育機構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一個圍繞著知識的傳授與應用的教育培訓服務市場便開始形成和發展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及由此帶來的教育市場化、知識商品化轉向，受到了左翼學者的批判。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考察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后指出，對包括教育、醫療在內的社會福利進行商品化和私有化，不過是意在為資本的積累開辟新的疆域而已，而這些社會福利一直是不那么注重利潤計算的。在他看來，教育是一種社會福利，教育市場化是為資本尋求新的逐利空間。批判教育學的代表人物邁克爾•阿普爾（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Ａｐｐｌｅ）則指出：“對新自由主義來說，有一種理性形式比其他任何形式都要好，即經濟理性。效率和成本效益分析的規范是主導的標準。”“世界本質上是一個巨大的超級市場。‘消費者選擇’是民主的保證人。”在一些知識分子看來，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在推行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教育領域的完全市場化會導致社會不平等，一旦教育服務的價格由市場來決定，就會剝奪那些來自弱勢種族、貧困地區、貧困家庭而缺少支付能力學習者的受教育機會。因此，他們認為，知識不僅不應成為市場上交易的商品，而且應當成為公共福利的一部分；突出政府在教育中的職責，重視公立教育機構的地位和作用。

（二）構建干部教育培訓的市場與公域融合模式

１．教育培訓領域形成

“適度市場”應該承認，左翼學者對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批判值得重視。教育培訓的價值不能片面地通過經濟指標來衡量，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也不是單純的交易關系。此外，在教育培訓領域中既存在價值觀、理想信念等品德上的培育，也包括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如果全面推行市場化，技能、知識培訓受到的影響可能還不明顯，價值觀教育的效果恐怕就不會盡如人意。因此，完全的、絕對的教育市場化不僅不利于實現教育培訓目標，而且也容易導致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關系的異化。但與此同時，我們沒有也無必要完全將市場方式排斥在教育培訓領域之外。我們無法避免市場力量對教育培訓的影響，因此，回避市場在教育培訓中發揮作用，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此外，將一部分公共服務交給市場去提供，也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府負擔。關鍵的問題在于，在教育培訓領域中，效率取向的市場應當在哪些具體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其積極作用；同時，我們又應該如何將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盡量降至最低。教育培訓不能走向市場化，但其發展也不應徹底否定市場的作用，理想的情況是在這一領域中形成“適度市場”。事實上，西方國家同時也在對傳統福利國家與市場化、私有化進行反思，以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為代表的“第三條道路”（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ａｙ）理論就是明證。社會治理理論正在興起，這一理論強調在公共管理中要有整體觀照，強調多元、參與、平等、協商、互動，這一新型行政概念的提出和實踐，也是福利國家對其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反思的結果。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一種趨勢，即市場和政府不再被看成是此消彼長的兩個極端，而是應發揮好各自的作用。因此，在教育培訓事業的發展上，整合“公域模式”和“市場模式”也將成為必然。

２．優化運行方式，完善中國特色干部教育培訓體系

客觀地講，較之國外公務員培訓領域的市場化程度，長期以來我國干部教育培訓被作為一項公共產品，更多地由政府而非市場提供，“國家計劃”色彩比較明顯。針對干部教育培訓領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許多研究認為，我國干部教育培訓有必要引入市場方式。這種主張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紀末期，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不可避免地影響原先由政府包攬的干部教育培訓領域。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就有研究者提出要在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中引入市場機制的建議。如安徽省“干部市場培訓研究”課題組于１９９４年提出，建立干部培訓市場，可以實現干部培訓資源的優化配置、加快實現機關工作職能的轉變、有效緩解干部培訓中的供需矛盾。盡管早有人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且社會培訓領域市場化程度較高，但目前干部教育培訓機構主要還是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和其他干部學院，干部教育培訓一般也由國家財政經費保障，屬于“公域模式”。因此，適度引入市場方式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干部接受教育培訓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作為受教育權利，干部接受教育培訓應當由政府加以保障，國家則有義務開辦培訓機構施教。如果將干部教育培訓完全交給市場，受教育權利就有完全異化為消費者權利的風險。而且相對于國民教育，干部教育培訓更注重政治性、突出實踐性、強調針對性，過度的市場化可能會異化干部教育培訓目的，助長功利心理，威脅到干部教育培訓中的價值觀、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性。從這一點來說，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領域也不適用完全的、絕對的“市場模式”。那么，我們能否在發揮市場方式優勢的同時，探索一條將培訓的“公域模式”和“市場模式”有機融合的新路徑？這兩大模式的有機融合，實質上是干部教育培訓運行方式進一步優化的問題。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在需求滿足上，兼顧國家、組織和受訓干部個人。長期以來，在教育培訓的功能取向上，一直存在著社會本位論和個人本位論的論爭。前者強調社會對個體發展的作用，個人發展必須服從社會發展；后者強調個人的存在價值，但卻貶抑了社會對于個體成長的積極作用。上述兩種觀念都有失偏頗，現代教育培訓理念主張超越個人本位論與社會本位論，強調將社會發展與個人發展結合起來。在干部教育培訓領域，有必要通過“公域模式”使接受教育培訓的干部遵循國家統一制定的規劃和學習國家統一安排的教育培訓內容，來滿足國家和組織的需要；同時，又建立和培育干部教育培訓市場，使干部根據自身的實際需求來選擇培訓機構和培訓項目，從而促進個體的成長。
  第二，在實施動力上，促使內、外驅動形成合力。我國基于國家和組織需要而統一安排的干部教育培訓顯現“外部驅動”特性，干部接受教育培訓是一種義務，帶有強制色彩。將“公域模式”和“市場模式”有機融合，干部可在接受國家規定的教育培訓基礎上進行選擇，干部接受教育培訓成為一種權利和待遇，實現“外部驅動”和“內部驅動”的“雙驅”結合。即將國家與組織的需求這種“外力”和干部個人需求這種“內力”有機整合在一起，使受訓干部在履行義務的同時又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靈活選擇，從而形成合力，增強教育培訓的針對性和吸引力。
  第三，在辦學格局上，推動干部教育培訓主渠道機構與其他培訓機構的良性互動。我國目前帶有“公域模式”特征的干部教育培訓，大多依賴主渠道機構，其他培訓機構較少參與到干部的教育培訓工作中。隨著國家鼓勵充分運用各種培訓資源政策的實施，其他教育培訓機構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激勵。引導一些符合要求的培訓機構參與到干部教育培訓領域，充分利用社會中的優質資源，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公域模式”和“市場模式”的融合，一方面可繼續發揮主渠道機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將有序釋放其他培訓機構的干部教育培訓功效。
  第四，在施教途徑上，由統一走向多元并在達到基準后發揮特色。其他培訓機構與主渠道機構共同參與到干部教育培訓活動中來，一個必然的趨勢是在教學組織安排和施教方法等方面由單一走向多元。當教育培訓機構走向多元化后，各種機構彼此之間展開競爭，在競爭中改善教學組織形式和施教方法。當然，不論施教途徑如何多元化，都要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在此基礎上，各個培訓機構將通過競爭尋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培育出鮮明的辦學特色，從而逐步扭轉“千校一面”的格局。
  第五，在經費來源結構上，實現多元化可提供充足的經費保障。目前，我國干部教育培訓領域還存在著一定的經費不足問題，制約著干部教育培訓事業的發展。盡管今后干部教育培訓經費要納入財政性教育經費來加以保障，并且我國提出財政性教育經費要逐步實現占到ＧＤＰ的４％，但是，如果單靠國家財政來興辦干部教育培訓事業的話，顯然還是不夠的。融合“公域模式”和“市場模式”，一方面要通過財政經費對教育培訓工作切實加以保障；同時，也可通過市場方式，由主渠道機構和其他培訓機構向有特殊需求的單位和個人收取必要費用，來彌補經費上的不足。經費來源的多樣化將有效緩解當前經費不足與教育培訓需求之間的矛盾。
  第六，在任務落實上，根據教育培訓內容靈活選擇培訓機構。目前，我國干部教育培訓基本內容分為政治理論、政策法規、業務知識、文化素養和技能訓練。一方面，干部接受政治理論、政策法規教育培訓是必須履行的義務，不因支付能力而受到限制；同時也不能就是否接受上述教育作出個人選擇。這些內容顯然不是“商品”，這就決定了施教機構應是主渠道機構。因此對于這方面的教育培訓工作宜采用“公域模式”，由黨校、行政學院等機構施教，并通過黨費、財政經費來保障。另一方面，干部也有義務遵照國家和組織安排接受業務知識、文化素養和技能訓練方面的教育培訓，但也可以根據自身需要作出進一步選擇。同時，對于一些干部選擇到高校或其他社會培訓機構進修的，所在單位也可給予一定的支持和補助。國家也應出臺相應政策，為這些機構補貼必要經費，鼓勵其參與到干部的業務培訓領域中來。這樣，由于市場力量主要參與干部業務培訓領域，而不是價值觀和政策法規教育領域，單一“市場模式”的負效應將得以避免。

作者：周海濤 單位：威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