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手段要素( 某種新方法、新模式、新媒體、新技術) 普遍有效性的研究, 基本上破壞了教育學研究的科學性。這類研究雖然采用的是教學實驗法, 具有了一定的科學外表, 但卻不具備科學性。這種研究帶給人們的只有對教育的誤解和誤信。這種研究中, 影響效果的各種要素變化的時機和速度都無法預料, 這些要素的變化也無法時時監測。教學實驗中, 除了部分手段要素, 很多其他影響要素也都是無法控制的。這就導致了此研究最明顯的缺陷! ! ! 教學效果與手段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建立。正因為如此, 研究情境也就很難被鑒別出來, 即使鑒別出來了也不具有再現性。對于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 干擾是需要控制的, 控制得越好, 實驗效果越好, 歸因也容易。但是對基于教學效果的實證研究而言, 問題異常復雜。雖然原因和結果之間的聯系是完全確定的, 但是因素和結果間的聯系則是隨機的。􀀁 此外, 這類研究背離科學性的另一根本原因是效果證據是學生的學習績效。學生是發展中的個人, 績效數據無論是個體意義上還是統計意義上都是無法在教育實踐的尺度上重現的。以學生的學習效果為證據破壞了證據的可再現性。總體來說, 對于這類研究而言, 實驗可以重做, 但是研究卻無法重復。這種實證研究的結論, 根本無法上升為理論, 強行上升為理論, 就只能處在􀀂 一實驗就成功, 一推廣就失敗 的尷尬境地。其實這類實驗或者實證研究的困境也就是教育學理論建構的困境。這種教育學理論建構的真正困境是什么, 當然不是研究方法失靈, 而是沒有確立可以被科學地研究的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