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制度經濟學基本理論及應用分析

(一)新制度經濟學基本理論

1．制度變遷理論

(1)制度變遷的需求

如同在微觀經濟學中的消費行為一樣，之所以會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主要是因為它能為其消費者提供某種效用，即存在一種新的制度安排能夠使其消費者實現更大的利潤。制度變遷實際上就是一種更高效益的制度安排對原有的低效益制度安排的替代過程。個人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是以性質計的，考慮需要哪方面的制度，以及在哪個方面需要哪一種制度。也就是說，個人對制度的需求，取決于他感到哪個方面的外部性、不確定性或者問題最大，哪個方面最需要建立某種制度，而不是哪個制度最好。社會對制度的需求，則是在綜合個人制度需求的基礎上的一個公共選擇過程。

(2)制度變遷的供給

如同在微觀經濟學中的供給行為一樣，制度變遷的供給，是一種新制度的供給主體在制度變遷收益大于制度變遷成本的情況下，設計和推動制度變遷的活動，是制度變遷供給主體的供給愿望和能力的統一。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制度變遷的供給主體是服從經濟假設的經濟人，其進行制度變遷供給的基本原則是:只有在預期收益超過預期成本時，供給主體才會去推動供給變遷。因而，與其他經濟活動一樣，制度變遷供給常被置于“成本－收益”框架中予以分析。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是依行為主體而異的，比其他經濟活動的成本－收益分析要復雜得多。

2．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對新古典模型的一個重要突破，其理論研究源于對經濟人的“有限理性”假設:由于真實世界中個體的局限性，決策者并非是無所不知的，人的決策行為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交易費用產生于兩個或兩個人以上的行為，在只存在一個人的世界中是不存在交易費用的，但只要有社會就會有交易費用。

(二)新制度經濟學在小額人身保險上的應用

1．制度變遷的需求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農村社會基本上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經歷了差不多長達20年的“超穩定結構”。隨后，市場經濟的不斷滲入逐漸改變了農村經濟的微觀基礎，也推動了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斷深化，使得農村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傳統的土地－家庭保障模式逐漸弱化

由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以及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不斷促進整個農村社會思想觀念的轉變，農村家庭傳統的代際結構、大家族觀念逐漸淡化，農村家庭結構日趨“核心化”，使得傳統的大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變得十分有限。家庭作為農村居民抵御風險的一項最重要傳統屏障，在農村逐步現代化的背景下，逐漸喪失了其社會文化基礎，使得傳統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農村傳統養老制度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2)面臨的風險趨于多元化、市場化

相較于傳統的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現代化農村社會中充斥著更嚴峻、更多元的風險。根據制度變遷理論，制度變遷的需求并不產生于哪種制度更好，而是產生于哪種制度、哪方面制度更被需要，產生于他感到哪個方面的外部性、不確定性或者問題最大，正是這種需要導致制度變遷潛在利益的存在。小額人身保險集中關注農村人口亟待解決的疾病、意外傷害、死亡等特定風險，正是這一制度安排機制為農村人口提供的避免不確定性的功能產生了制度創新的需求。

(3)規避人身風險的現實需求日益強烈

近20年來，隨著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不斷提高以及部分農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大部分農村居民的生理需求已經能夠得到基本的保障。越來越多農村居民的需求開始由改革初期生理的需求轉化為安全的需求。安全需求開始成為當下引導農村居民行為的主要動力，農村居民開始關注人身安全、身心健康方面的投資。

2．制度變遷的供給

制度變遷的供給主要取決于制度變遷的供給成本與供給收益，其中，制度變遷的成本主要包括規劃設計與組織實施的費用、清除舊制度的費用、減少變遷阻力的費用、制度變遷造成的損失及機會成本等五個方面。就小額人身保險創新而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關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以及農村傳統社會觀念的轉變都使得實施這項制度創新的成本變得更低，從而使得制度變遷的實施變得更加有利可圖，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農村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促進了思想觀念的變遷

一方面，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滲透、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傳播媒介的不斷發展，我國農村逐漸由相對封閉的傳統社會走向相對開放的現代化社會。傳統封建文化觀念一定程度上的改變無疑為小額人身保險試點的創新減少了一部分清除舊制度的費用，使得小額保險這一新制度安排的相關成本變得更低。另一方面，農村教育狀況大為改善，促使市場化經濟下農民的思想觀念更加開明，對保險這一現代金融手段的認識更加科學，有利于增加農村地區對保險產品的認可，減少小額人身保險試點的交易費用。

(2)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為小額人身保險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自1996年《國務院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實施以來，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信用社體制就一直處于改革和探索階段，廣泛涉及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和郵政儲蓄等農村金融機構，基本形成了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金融與政策性金融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系。

(3)“三農”政策與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為小額人身保險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環境

自2004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出臺了四個指導性文件，對“三農”工作進行部署。政府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為農村保險市場的開發創造了有利的制度環境。

3．制度變遷的收益—成本分析

(1)收益分析

依照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我國的農村貧困人口依然占全國貧困人口的90%，城市居民中的貧困人口僅占全國總貧困人口的1%～3%。對開發市場的商業保險公司而言，這一龐大潛在保險需求都有可能轉化為對小額人身保險的現實需求。保險公司通過農村小額人身保險的制度安排，不僅可以向社會展示良好的企業形象，提高社會公信力，也能夠拓寬市場領域，改善業務結構，挖掘蘊含在金字塔底層巨大的潛能和商機。對廣大農民群眾尤其是貧困農民而言，我國現行試點的農村小額人身保險是專門以低收入人群為目標對象的一項重要金融扶貧手段，具有低保費、低保額、條款通俗易懂、流程手續簡單等特點。對政府而言，農村小額人身保險制度安排是我國政府在“三農”風險問題上的一個重要嘗試，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合理設計農村小額人身保險的制度安排，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農民經濟安全，改善農村地區的貧困問題，更可以啟發農村地區現代化的保險意識，加速農村地區文化思想觀念的更新，對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

(2)成本分析

我國農村小額人身保險制度創新的成本費用在以下三個方面尤為突出。①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受舊的經濟體制、傳統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社會文化因素的長期影響，建立在“倫理本位”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的“養兒防老，攢錢防病”的舊觀念在農村地區依舊根深蒂固。再者，對保險的不了解、不認可、偏見等觀念因素構成保險公司進入農村市場的一大挑戰。②制度變遷實施的費用一方面，我國農村地區幅員廣闊，區域文化和消費結構的差異突出，保險公司在開發農村市場時需要盡可能地細分目標市場，綜合考慮農民的收入分布與保險需求的實際情況，提供符合其特定需要的保險產品，積極進行產品、渠道和營銷方式的創新，這都意味著農村保險市場的開發需要大量的前期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我國農村地區尤其是中西部農村地區，交通運輸、醫療衛生、金融網點等基礎設施都相對落后，并且農村地區保險從業人員的整體專業素質水平都比較低，因此，要想有效地開拓廣大農村地區的市場，需要投入極大的財力、物力。③農村制度環境變遷的滯后性在一個既定的制度結構中，移植次級制度的有效性必須有相應正式制度予以支持。農村小額人身保險的發展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需要正式制度對其經濟關系予以立法保護并提供有效的政策扶持。我國農村小額人身保險的產生是中央政府及保監會相關政策推動的結果，帶有濃厚的政策色彩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缺乏與之適應的良好的制度環境，制度變遷的成本僅由商業保險公司來承擔，不可避免地會增加小額保險在農村發展交易費用。總的來說，農村小額人身保險是農村社會現代化在社會風險管理方面的體現，與風險管理制度變遷市場化的要求相符合。一方面，小額人身保險是根據保險原理科學分散風險的現代化金融手段，符合市場化風險管理趨勢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農村小額人身保險考慮了農民收入狀況與保險需求的特殊性，不僅適合誘致性的風險管理制度變遷需求，滿足農村人口的保障制度需要，還可以刺激農村地區的商業保險需求，啟發農村市場的保險意識，推進整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代化變遷。

二、結論與建議

1．結論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是農村小額人身保險創新的根本動因。

第二，農村社會的轉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村保險制度創新實施的成本，為農村小額人身保險持續性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第三，政府的政策、法律等制度支持是促進農村小額人身保險持續性發展的必要條件。

2．建議

第一，促進小額人身保險制度與其他農民風險管理制度安排的耦合，盡可能地合理安排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整體結構，以最大程度滿足我國農民迫切的生活保障需要。

第二，政府應當在農村保障制度環境構建以及優惠政策支持等方面對農村小額人身保險給予扶持:一是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建立鼓勵創新和有效競爭的農村小額保險市場的正式制度環境，為引導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提供激勵;二是對貧困地區農民購買小額人身保險實行保費補貼，并運用規范化的財稅政策引導保險公司以及其他供給主體開拓農村保險市場，更好地解決小額人身保險的可獲得性問題;三是發展利于促進農村小額人身保險發展的監管制度，總結借鑒國內外發展經驗，探索小額保險分類監管。

第三，積極開展小額人身保險制度有效供給的創新:一是在產品開發方面，不僅需要考慮農民的收入特征與風險保障需求，還要充分考慮我國農民需求的多元化與地區性差異，應當以農民面臨的直接風險為導向，提供農民買得起(Affordability)、方便買(Access)和買得到(Availability)即所謂“3A”小額人身保險產品;二是在營銷渠道方面，各商業保險公司應當結合當地農村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服務水平等環境因素綜合考慮最佳銷售渠道，充分發揮創新能力，因地制宜地選擇合適的運營模式，盡可能地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經營效率。

本文作者：曹云波、陳婷婷、陳琦 單位：大連理工大學城市學院、中國銀行馬鞍山分行、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